张家康：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作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对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当他获悉托洛茨基的政见与其一致时，便有意引为知音，开始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然而，当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的政治口号时，他便质疑问难，与之格格不入了。发展到后来，终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左冲右突、天马行空的独行客。
　　



　　困惑


　　1927年，中国革命走到了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距此半个月之后，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批评，并在会上作了检讨。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中说，中共五大时，陈独秀虽然仍当选为总书记，“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7月12日，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训令，重新成立临时中央局，陈独秀被排斥于外。他自觉难以与共产国际统一思想，难以再任党的领导工作，于是，便给中央写信辞去总书记职务。他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事实深自愧疚，在一封给中央的信中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同时，他又表示，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认为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自己充其量是只替罪羊。

　　他虽然已不是党的领袖，但是，仍对政治前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当他看到左倾盲动错误将要危及党的前途时，便再也不能甘于寂寞，不闻不问。他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他多次去信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先是瞿秋白后是李立三，一次比一次“左”，他的意见不可能被采纳，只会作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郁闷至极，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挤他这个“老头子”。

　　他与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从不服输的他，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甚至天真地提出将他的信件，“全部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在未经中央许可的情况下，他竟在党内自由散发给中央的信。于是，他当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告诉他，“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警告他，必须“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今天，我们重读陈独秀给中央的意见信，重读中央对其的批驳文件，仍能体悟到他与瞿秋白、李立三等的紧张关系。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们都已成为历史，作为历史的阅读者，我们可否假设，诚如陈独秀所要求的，“平心静气”、“详细审查”他的意见信，并“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也诚如中央所警告的，他能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规劝，那么，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遗憾的是，瞿秋白和李立三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一个比一个粗暴，他们决然不会听从一个“机会主义者”的絮叨。陈独秀则自以为是党的创始人，倚老卖老，无视党的铁的纪律，进行自由主义活动。他所表述的政治主张，又恰与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相吻合。于是，事情的结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

　　当时，中共党内不少人，对瞿秋白、李立三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简单生硬地对待陈独秀的态度，都曾表示过不满，如王若飞、易礼容等。瞿秋白后来也认为，“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陈独秀作为特殊的政治人物，就是在离开领导岗位后，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树立为反对瞿秋白的中央的一面旗帜。张国焘就曾向他建议“创造新党”，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人自标为“陈独秀派”，怂恿他去夺瞿秋白的权。这一切都为他所不为。正如李维汉所说的，陈独秀是我党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的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

　　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直接影响中国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和历史形象。斯大林在顺利地清除托洛茨基，并将其驱逐出境后，又无情地清除许多老一辈布尔什维克，并以至尊至高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权威，开始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他在与中共一位主要负责人谈话时，便表示即使像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只要有不满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这样，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李立三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在中共党内兴起一股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风，首先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送请共产国际纠正其错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笔者走笔至此，十分痛心地告诉读者，中共的许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难于此时，如杨殷、何孟雄、林育南、恽代英等。李立三整治的下一个政治目标便是陈独秀了。

　　这时，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是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会对中国革命有个全新的认识。当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时，吴季俨的到来和提示，促使他尽快接触托洛茨基的观点，以化解萦绕于胸中的种种疑案和迷团。他的另一种政治经历开始了。
　　



　　接纳


　　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留学生，他们的人数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全称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因其机关报名《我们的话》，故而在后来的托派内部纷争中，又叫做“我们的话”派。陈独秀通过尹宽，从归国留学生王一平手中，读到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件。他在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的讨论中，除个别问题外，基本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特别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加入后又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说，共产国际“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最为“酷烈”，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造成的。他总算找到了知音，顿时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不无感慨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机会主义’时，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1929年8月，他和彭述之与“我们的话”派相商，要求加入或与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我们的话”派一直鄙视他为“老右”，不愿接受他们。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须服从一个先决条件，即承认其机会主义的错误。他愤怒了，一气之下，于9月间，与彭述之、尹宽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他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他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他的信件就有17封。托洛茨基赞同“我们的话”派的先决条件，说，现在，“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对他始终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立场，而不接受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直不快，认为与这样的人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

　　可是，当他与“我们的话”派闹僵，并单独建立组织时，托洛茨基又表示担忧，唯恐刚刚兴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复信，欢迎陈独秀转向托派。至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为之开脱说，他在“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是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他的错误仅仅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这封信还鼓动全党，“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托洛茨基读到这份“纲领式的声明书”，评价它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指示中国托派，“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没有的。”他甚至高兴地说：“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青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洛茨基还对刘仁静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1929）12月10日的信（《告全党同志书》）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统一


　　陈独秀离开领导核心后，难以接受新的中央路线和策略，并欲诉诸全党公开讨论。这种天真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绝。恰逢此时，他惊喜地发现，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与他竟是不期然而然的相似。于是，他倾向托洛茨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他又是个具有独立思维的人，就在他倾向托洛茨基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深深地挫伤了他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又为他们日后的政治关系设置了重重阴影，只是由于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如同弃儿，独往独来，形单影只，如今好不容易觅得知音，有了新的政治归宿，当然不愿轻易放弃。所以，矛盾也就隐而未发。

　　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证，它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它是19世纪末，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由沙俄帝国政府修建经营的。早在20世纪初，中东铁路行将竣工时，陈独秀就指出，它是沙俄在东三省罪恶的起因，并向国人发出呐喊，“东三省从俄人造铁路以来，东三省的土地，还算得是中国的土地吗？”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经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但是，到了1924年，苏联又单方面宣布，中东铁路暂由中苏“共管”，接着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便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时隔五年，张学良受命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驱逐苏联驻中东铁路人员，中苏两国酿起纷争，震惊一时的中东路事件爆发了。

　　中东路事件后，李立三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过左口号。陈独秀对此厌烦至极，给中央写信说，这些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了，也太单调了”，如果再宣传下去，是“不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中东路事件不久，托洛茨基便指示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保卫苏联，对此，“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陈独秀没有加入“保卫苏联”的大合唱，而是特立独行，始终保持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严正立场。

　　中国托派主要有四个小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他们在反对斯大林路线、李立三路线方面是统一的。但是，他们又各以正统自居，互相指摘、争论不休。他们对曾是他们领袖的陈独秀，也是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从不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才获得一席之地。1930年5月，俄、法、德、西、比、美、奥、意等国托派，组成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前身），托洛茨基为总首领。托洛茨基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非常焦虑，一再催促“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托派各自为王，自以为是，要在这班自命不凡、资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领袖人物，实在太难。托洛茨基深思熟虑，觉得唯有陈独秀尚可孚众。于是，便有意把他推到中国托派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秘密召开统一大会，决定中国托派正式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他虽然和托洛茨基合而为一，并曾有过默契和合作，但是，这种关系是在不协调的基础上寻找和谐，在不统一的前提下强求一致。他与托洛茨基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更是不以为然，离心离德。可是，托洛茨基却自以为深入到了他的思想精髓，对他的一些观点，采取妥协和苟且的态度。他则大不一样，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容不得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革命、中国事务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革命时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由此论定，现在的统一，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和联合，必然是要破产的。
　　



　　抛弃


　　陈独秀的中国托派总书记任了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刚刚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又群龙无首，陷入无休无止的争争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后极为担忧，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到中国。李福仁的公开身份是《密勒氏评论报》副主编和《达美晚报》编辑，秘密使命是帮助整顿中国的托派。

　　1935年1月，李福仁背着陈独秀，操纵中国托派，将其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组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十分厌恶李福仁的所作所为，说：“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为求得他的理解，李福仁多次提出前往监狱探视，并说这是托洛茨基的指示，可是，都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陈独秀虽然在狱中，还不时地过问中国托派的活动，间或写一些指导性的文章。但是，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草台班子，已经没有任何人以他为领袖。相反，他的许多顺乎国情民意的言论，却屡屡召来警告，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党。8月，另一个美国托派分子伊罗生，专此去挪威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这一情况。托洛茨基非常不安，指示伊罗生，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我“绝不相信”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至于开除陈独秀，那当然是“不允许的”。托洛茨基的谈话，由伊罗生记录整理成《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由美国寄给了中国托派。托洛茨基在这个谈话里说，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是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托洛茨基还认为，“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托洛茨基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无须要有丝毫的幻想”，要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陈独秀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拒绝托洛茨基的左倾策略。但是，他对托洛茨基还是有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无聊的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为尊重他的历史地位。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还时时牵挂着远在中国的他，这使他深受感动。他思忖良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无保留地说明中国托派已走到什么样的危险境地。他在这封信中说：

　　……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究竟是谁。……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本质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陈独秀与中国其他托派分子的区别在于，始终坚持“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作为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毕生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良心。出狱后，他即投身全民的抗日热潮，已无意于日见衰落的托派活动，在给《中央日报》一则启事中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当有人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时，他明显表示出厌倦的意向，并毅然由南京往武昌，他说：“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并郑重宣布：“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他与托洛茨基的另一重大分歧，是在对苏联的评价上。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或者是“蜕化的工人国家”。早在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时，陈独秀就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了。1939年8月，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他刺激最大，他更坚定自己的认识，指出苏联已“实际站在希特勒方面”，在文章和讲话中已将德俄并称为，“法西斯主义及格柏乌政治”。他对托洛茨基一再强调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口号，已完全失望，认为如若这样，“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他是“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历史已经证实，他的这一观点与托洛茨基相比，不乏真知灼见，也正是在这点上，他对托洛茨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托洛茨基和他从来未谋面，而且，他们中间“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是，托洛茨基一直将他视为老朋友，愿意“能够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根据莫斯科的经历，担忧他的人身安全。1937年8月至1939年2月，托洛茨基多次指示李福仁，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当实现，斯大林和蒋介石“将杀死陈独秀”，所以，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至于陈独秀的歧见和悖论，托洛茨基指示，“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与之决裂。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没有死于非命，托洛茨基却难逃厄运，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此时，陈独秀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现在应“重新估定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一种政治思想接受的快，抛弃的也快。对此，他有过惊人的论述，“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他”，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亦然”。

　　再别老托，他欣然高兴地说：“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他沾沾自喜地戴上“终身反对派”的帽子，抛弃了他所信奉和推行的一切主义，又回归到新文化运动的原点，再次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结局又如何呢？他曾无可奈何地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真所谓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分付予东风。


     （责任编辑  吴思）






       来源：《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