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尚志：陈独秀 · 除却文章无嗜好

　　国内关于陈独秀的著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历史方面虽也不可能不涉及，但毕竟比重较小，不大相称。最近已知有人注意及此，不免引发我很多联想。

　　陈独秀先生在他波澜广阔的生涯中，最早、最多关注的是文化方面，著述很多，分量很重，与他的政治生涯联系得也最密切。他从一起步，首先就对创办报刊、文论、诗论（白话诗文与旧体诗文）、小说（创作与翻译）、戏曲改革、书法与绘画、语言文字研究等等，情有独钟，然后逐渐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论述、见解或创作实践。他自己从就读家塾、科举应试、初入社会，到他晚年都自认为一介书生。他年老在南京监狱一诗中说：“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就是他的自我写照。可是这位书生与众不同，且不说他一生在盛年时代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非同凡响；就是在文化上的见识、作为和建树，就总体来说，在同时代人中也无人能出其右。只要初步接触一些他的文论、创作，就不能不惊叹他见多识广，胸中拥有古今中外知识之渊博，见解之独特，与人生、社会和政治结合之紧密，逻辑与创新之交融，观点之大胆、鲜明，气势之磅礴、夺人，论述之流畅、易懂，可以说无所不涉，无所不通，才华横溢，是中华文坛灿若晨星中的一位旷世的文化奇才。

　　下边谨列举深切感到的几点，作为参考。



　　——陈独秀先生15岁那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此时他就关心国事，萌发了爱国思想。他17岁考中秀才第一名，翌年到南京乡试考举人，深感此道于国无益，并非所愿。他早就厌恶老八股那一套了，却自作三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扬子江筹防刍议》、《湖中水师》。后两篇已难搜集，首篇存世，充分表达了他胸怀大局，关注国运，颇有见地。一个18岁的少年，居然有这等境界，也是极为难得的了。他初入社会，痛感外侮日甚，国将瓜分，而国人还多麻木不仁、醉生梦死，不知作亡国奴的悲惨处境。他早就立志扩大宣传，以开启民智为第一要务。这是他后来大力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之滥觞，终生不辍。

　　陈独秀从1902年《苏报》被查封之后，1903年在上海与章士钊结交，创办《国民日日报》，人称《苏报》第二，共任总理编辑事务。章士钊后来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当时二人“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他发现陈的内衣发黑，白虱如星，亦不在意，其苦行如此。此报只办了三个多月，因清政府严禁等原因而停刊。翌年，陈独秀雄心不死，又在安庆编辑、芜湖设社创办《安徽俗话报》，由挚友汪孟邹协助，由社会人士捐助，陈自任编辑，每天喝两顿稀粥；因无印刷厂，每期要寄到上海印刷，分发、邮寄、打包、一切杂务均由陈自己承担。他和在上海办《国民日日报》时一样，自述“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虽臭虫布满衣襟，也不自觉”。他就是这样不顾衣冠，不计饱暖，舍命地工作。《安徽俗话报》的目的是“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确实是一份名副其实的面向工农兵学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时事、政治、知识、文艺报刊。这也是他后来大力提倡白话文，以收开启民智速效的一次最初的尝试。蔡元培后来说，那时候他在上海从事《警钟日报》“和陈仲甫的《安徽俗话报》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此报虽因困难重重，办了22期，经过一年半停办，但它在弘扬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反迷信，宣传科学与民主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永远载入史册。



　　——陈独秀先生可以说是一位不同凡俗的诗文大家。他对诗文的实践和论述在清末民初早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从八股迂腐文章铺天盖地、令人窒息的神州禹甸破土而出，闯出一条新路，开启了新的一代文风。他对诗文都努力实践与胡适联手揭橥的宗旨。陈倡言文学革命，比较激进；胡主张文学改良，比较和缓。陈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倡导“三大主义”：“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竭力倡导白话文和标点符号。这些主张一经刊出，便震动全国，他的学生、追随者、革命后辈，乃至现今，都能深深地感觉到他的影响，说他功在千秋亦不为过。他的文章明白如话，通俗易懂，或文白相间，口语、成语、谚语羼杂，富于文采；总是旗帜鲜明，每有卓见，词锋锐利，语味辛辣，分析透彻，令人折服。当时李大钊说：“陈独秀是真理和光明”。1990年公映的《开天辟地》电影中，再现了五四运动陈独秀作为领衔人物，被捕出狱时，受到各界结队热烈迎接的情景，北大打出横幅：“陈独秀就是真理”。他的北大学生、海峡两岸和中外著名学者傅斯年（无党派人士，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在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后所写《陈独秀案》一文中，追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陈的杰出表现，说：“他（是）在思想上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大彗星之理”。可见评价之高，影响之大。
　　
　　他的文章随处可见，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但是他通日语、法语、略通英语，俄语，似鲜为人知。他作为师友帮助苏曼殊译过《惨世界》，即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又仿《惨世界》，以揭露中国旧社会众生相为题材，创作《黑天国》这部社会谴责小说，更少为人知。两著曾在《国民日日报》和《安徽俗话报》连续刊出；终因两报先后停刊，未竟其稿；虽后来也出版了专书，但结尾阙如。陈此后忙于更多社会活动，未再拨冗从事小说创作，不免可惜。



　　——他很懂诗，作的诗更有特色。本来他少年“进学”成为秀才，旧学功底深厚，旧体诗信手拈来，一挥即就。但因旧诗讲究音韵格律，太费工夫，所以他对青年学作古诗“不提倡”。他为了文学革命，提倡新诗，在《新青年》杂志于1918年连续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新诗；他自己也第一次写了一首新诗《除夕歌》（亦名《我与他》）作为尝试。此诗将穷苦人民除夕之艰难和富人的奢侈形成鲜明的对比，完全口语化，通俗易懂，却寓意较深。他不论对新诗、旧诗都讲究“美的语言”，“美的意境”，要懂得“诗味”。即使写新诗，他建议最好先学习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有人问他政治思想可否入诗，他作了肯定的答复，但说难度很大，要有高明的手法。有的不下功夫，写成套话、口号、公式，“味如嚼蜡，毫无生气”，“结果把诗弄成屎”，成为可悲的笑话。安庆是诗文戏曲之乡，新旧诗文传统深厚。从《孔雀东南飞》到徽剧、弹腔、京剧、黄梅戏，哼唱普及；戏曲唱词多用五言、七言、十言，往往文白相间，又口语化，有韵有味，通俗易懂，是介于新旧诗文之间的桥梁。我认为这也是陈先生诗文的一种丰厚的营养来源。

　　陈独秀先生后来常在与友人酬唱中做旧体诗联相赠，其意境、情景、遣词、用句、对仗、音韵、风格、诗味十分讲究，但毫无矫饰、雕琢痕迹；表达了他的固有人品、学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可以说他是近现代诗界之人杰。

　　他在南京坐狱五年，遗有《金粉泪》诗56首，是挚友汪孟邹避开检查，夹带出来的；后人有幸逃过了“文革”浩劫，交到党的一大纪念馆保存下来，成为宝藏，也真难得。兹选录两首七绝：

　　其一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其二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金粉泪》几乎全是忧思国难，体恤民瘼，针砭时政，偶尔抒发豪情感慨，倾吐心声，属于豪放、忧愤诗一类。诗为旧体，文中有白，民谚、口语、成语、典故、新旧名词、时事政治交叉出现，信手拈来，自成一格。诗的政治性鲜明、强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冷嘲热讽，极尽能事。诗中精品不少，但也偶有率性而作，少下锻造功夫之句；其内容都是健康、进取，帮助人们关心国事，分清大是大非，激发人们爱国爱民，奋发有为。这可以说大都是政治诗。正如他所说是非常难能，所以特别可贵。



　　——陈独秀的文化论著还涉及桐城文派、戏曲改革、书法与绘画，等等，都是安庆地区渊源深厚、非常普及、赫赫有名的文化领域；也是陈独秀先生自幼就不断接触、最熟谙的文化门类。他毕生从事文化启蒙运动，自然对此极为关心，有许多独到、卓越的见解。例如，对桐城文派，有许多论述，震动文坛；评者观点纷呈，都不否定陈氏见解独特、振聋发聩，这里不赘。陈对绘画、书法讲究性灵、风骨和品格，既着眼于社会需要，又讲究提高创作者的精神境界。他对五四时期老友、书法家沈尹默关于书法要注意防止媚俗的诤言，影响沈先生一生，是众所周知的一例。他为贫弱女子潘玉良取名并证婚，见她绘画有灵气，竭力支援她到法国深造，终成大器；潘三十年代初回国在南京举办画展，竟冒风险展出恩人陈独秀画像，传为佳话。

　　即如戏剧一项，安庆是产生徽剧、弹腔、黄梅戏文唱武功的祖地，又是京剧鼻祖高朗亭和伶圣程长庚的故乡，也是京剧的发源地之一。戏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在安庆地区历来非常发达，草台戏班非常普及。

　　他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就从文化启蒙、“开通民智”、社会教育的角度，发表《论戏曲》等宏著，破天荒地提出了戏曲是“男女老少都诚心悦意接受他（它）的教训（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说戏曲有好的、有不好的，提出了“戏曲改革”的口号。提出“要多排有益风化的戏；可采用西法〈如对话、讲演、布景〉；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唱淫戏；除去功名富贵的庸俗内容；排时事新戏”；等等。这些卓越的见解在百年前发表，大大地超前，他真不愧为文化启蒙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先生一生以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为职志，他慧眼识珠，感悟锐敏，思虑深远，对祖国文字研究情有独钟。从他抱蒙识字，就深感初学方块文字“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他大声疾呼：“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这是他在即将辞世前为《小学识字教本》所写《自叙》中的谆谆遗言。

　　以他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早就察觉到文字对于扫盲、对于文化启蒙，对于人的教养和成长，对于民族素质之提高，对于国家之兴衰，关系极大。所以他早就立志研究祖国的文字，致力于文字教学方法之改良和文字之改革。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作为一位激进的反清革命家，却早在清末风云激荡的1910年，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了《说文引申义考》。1913年在政治纷乱的情况下，他又撰写了直到1925年才出版的《字义类例》著作。他被黜退出领导岗位后花了很多工夫，1928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年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坐牢的五年中，仍未忘记为人民群众、子孙后代和国家民族着想，与他过去一样，仍然把生死荣辱置诸度外，心境平静，精神奋发，把“监狱当作研究室”、“当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依然锲而不舍，研究、写作，尤其是钟爱他所关心的文字学。终于1937年出狱之前，又发表了《实庵字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出狱后于1940年在国难当头、年老多病、贫困度日、衣食不周的艰难情况下，仍然研究不倦，写成《小学识字教本》一书。这不是一种儿童识字课本，而是专供语文教师及所有知识分子参考的一本学术著作。由当时他的好友、安徽同乡（早期曾是中共党员）台静农先生中介、协助，书稿送到国立编译馆，已预支稿费5000元；可是该馆不得不送重庆当局的教育部审查，部长陈立夫亲自致函要将书名改过来，为一身傲骨的陈独秀先生所拒绝，他宁可忍受贫困，将稿费退回，也不从命。不巧又遇窃贼将衣物书稿偷去。他自述1939年早就患高血压达到过230，这时仍不得不带病重新补写，当写到一个“抛”字，终未完稿而逝。书稿经过辗转耽误，直至1971年才由梁实秋先生在台湾出版；后经武汉语言学家严学先生以所藏底稿抄件校勘，到1995年才由巴蜀出版社出版（陈的至亲吴孟明先生为文指出，此版有不少讹误，希望纠正）。梁、严二位学者，对陈独秀先生之稿均有高度评价。梁认为，该书采用了科学方法和新的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又“简明扼要，易于了解”。严认为“陈先生是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并带着深厚的感情说：“一代学人，深藏若虚，著述以终，能无敬悼乎？”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晚年消极悲观。但从他不改初衷、执着研究文字学，执着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带病写就《我的根本意见》、《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等观点鲜明、很有分量的文章来看，诚如其自谓“除却文章无嗜好”，真可称为“依然白发苦行僧”，这就足以否定“消极悲观”一说了。



　　——陈独秀先生最早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口号提出，他一生对此论述颇多。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要素，是针对我国国情反封建、反专制、反迷信、反愚昧，以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民主与科学，是贯穿于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新文化运动全过程的灵魂。它击中了我国一切封建势力、封建思想、保守观念、愚昧、迷信的要害，足以医治我们民族贫弱落后的顽症，起着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现代化辟路奠基、扶正祛邪的巨大革命作用，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深远的影响。这也是至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实施科教兴国、实现现代化仍然应该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

　　陈独秀先生认为，民主是历来被压迫人民斗争的成果，“是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并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利用民主的基本成果维护它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它的民主有其真实性一面，也有其虚伪性一面，与其他任何专制和与法西斯体制不同，对之要作具体分析。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最早看到前苏联违背了民主政治，是一种倒退；他以一位政治家和学者广阔的胸怀，毫无偏见地认为，这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而是“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他在晚年又强调：“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使）世界上出现了……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他的论述似乎使民主问题大大超越了文化的范畴，但就广义来说，民主显然是政治文化问题，仍然属于文化范畴之内。在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回头看来，不能不惊叹陈氏当初之远见卓识。
　　





       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