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伯 祝彦：陈独秀与五四运动前夕的舆论准备

       摘要： 五四运动爆发前，陈独秀顺应形势演进，创办了出刊周期短、与时势联系紧密的刊物《每周评论》，并紧紧围绕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以及国内政治形势，发表了一系列揭露真相和针砭时弊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文章，进一步点燃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参与政治的热情。随着刊物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以陈独秀的言论为代表，《每周评论》成为当时可以左右进步力量和青年学生的舆论导向的重要刊物，构成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为五四运动做了积极的舆论准备。

       关键词：五四运动；陈独秀；《每周评论》；舆论准备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11-0097-07

       作者简介：刘彦伯（1982-），男，吉林辽源人，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共党史方向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祝彦（1964-），男，江西新干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毛泽东思想。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不断发展、觉醒最终在实践上的反映。早在1923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陈独秀就曾在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1] 同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有促使事件发生的诱因和推动因素。五四运动发生的直接诱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挫败而激发出的民众的爱国热情，而在事件之前，围绕巴黎和会以及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舆论宣传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以及他创办的时政刊物《每周评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所用。以《每周评论》为阵地，陈独秀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极具针对性的文章和短评70余篇，对国内外时局进行了深刻分析与揭露，教育了国民尤其是进步青年，进一步点燃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本文拟从梳理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和短评入手，对五四运动发生的推动因素和舆论准备加以分析，以求方家斧正。




       一、创办《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当时的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为此，全国上下欣喜若狂，人们对未来抱有极其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次胜利不仅仅是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更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平民对压迫者的胜利;对于中国而言，自晚清以来的屈辱历史虽不能说一朝洗雪，但至少迎来了转机。人们“理所当然”地推论：自1898年被德国侵占的中国领土和主权会随着这次胜利归还中国。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当时确实集中体现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期望。陈独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进步人士以及青年學生希望当局政府借由这个契机有所作为，而陈独秀更希望借由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的热情，在政治问题上更进一步，促使当局政府做出一些改变。

       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倡导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周日出版一期。杂志社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核心人物除陈独秀以外，还有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周作人等人，几乎囊括了《新青年》的原班人马。《每周评论》的诞生是形势发展使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固然是启迪民智进行思想革命的重要阵地，但《新青年》是月刊，刊载的文章以长文为主，侧重思想性和文艺性。这些特点使它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下，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而《每周评论》是周刊，从发刊频次上来看，既可以紧跟形势的发展，又有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刊载文章的质量。因此，它“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2] 199。

       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在创刊之时，几位主要的发起人曾有“不谈政治”的约定。但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文化斗争与政治斗争非但无法完全划分清楚，反而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每周评论》创刊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断在刊物上针砭时弊，抨击恶政，就重大政治问题发表独到的言论。

     《每周评论》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12个门类，包括：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新文艺，文艺时评，国内劳动状况，新刊批评，以及社论、选论、读者言论、评论之评论、随感录和通信。内容的设置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而同样作为《新青年》的创始者之一的胡适，则仍然坚守“不谈政治”，几乎很少在《每周评论》上发声。后来，胡适曾经回忆道：“在民国六年，大家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3] 212“二十年不谈政治”之约虽然确有其事，但陈独秀似乎从未“履约”。胡适是因为“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2] 196。而陈独秀自始至终都将思想文艺上的变革看作是政治变革的一种手段和途径。他甚至还在“不谈政治”的《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名为《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的文章，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明确表示，“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的政治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尚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同亡国灭种而后已！国人其速醒。”[4] 221

       陈独秀将政治问题视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根本问题，这和他创办《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是一致的。因为陈独秀始终存有民族危亡的危机感，而早期的政治实践使他深知，救亡虽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单纯以政治的手段是很难解决的。所以，他将政治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思想和文化的革命。这种看似独辟蹊径的方式，其根本的目标还是解决关乎民族危亡的政治问题。所以，陈独秀不会，也不可能真的“不谈政治”。但是，他需要一个契机和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阵地。这个契机，就是1918年巴黎和会召开之际，当时国人朴素的爱国热情高涨;这块阵地就是《每周评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之间形成了极好的互补关系。如果说《新青年》是陈独秀建立的思想启蒙“中枢指挥部”的话，那么《每周评论》就是“前沿阵地”;如果说《新青年》在广义的“五四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话，那么在狭义的“五四事件”前后，起到推波助澜和引领方向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每周评论》。

       对于《每周评论》的办刊宗旨，陈独秀在刊物的发刊词中讲得十分清楚：“主张公理，反对强权。”[4] 584陈独秀极好地利用了巴黎和会这个切入点，他所谈到的“公理”和“强权”都有着明确的指向，绝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那么简单。一方面，他写道：“德国依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4] 583在这里“公理”指的是国家主权和平等自由，“強权”指的是对国家主权和平等自由的侵害。从陈独秀的行文表述中可以推断，在他看来，即便是协约国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尊重“公理”而战胜的，但是他和当时爱国热情高涨的国民一样，也对战胜的协约国抱有朴素的幻想，即：通过这次大战，所谓的国际“公理”可以得到伸张，“强权”则会被压制。所以陈独秀选择的这个切入点，确实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头等大事，同时也事关中国权益甚至是国家兴亡，极大地迎合了国内大众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他还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4] 583-584诚然，陈独秀的表述，再次体现了他因认识的局限而造成的对时局的某些幻想，若不然，他没有理由会因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所谓“十四点原则”而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陈独秀的重点并不在于吹捧美国总统，而在于引用他所提出的见解，进而把国际上的“公理”与“强权”之辨引向国内。于当时的国内而言，“公理”既指百姓的平等自由，又指以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为主的新思潮的普及;“强权”自然指的是国内的军阀政府和混乱的政局。这样，《每周评论》的办刊宗旨，就与国际形势和中国民众对于收回国家主权的诉求，以及陈独秀一贯所追求的解决关乎国家民族危亡的政治问题统一了起来。




       二、锐评国际时政


     《每周评论》所主张的“公理”首先是所谓国际公理。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巴黎和会上所发生的种种逐渐使人们意识到，所谓的国际公理不但和中国以及中国国民毫无关系，甚至只是当时国人一厢情愿的臆想。陈独秀对此的认识自然也经历了一次转变。此前，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似乎代表了所谓的“公理”，所以，陈独秀称其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同时，对这些“公理”陈独秀也同样抱有幻想，因为“公理”不但可以解决国际问题，也同样可以用来解决国内的问题。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之前提出了这样的见解，“美国加入欧战之时，非独因为中欧帝国之宗旨不合，应受各国爱慕自由、公理者所抵抗，但因为其图谋破坏法律之野心，已见于实行，激动吾人之心。”[5] 4时任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也随后附和道，“永久之和平……根本解决旨在打消各方军阀谋扩充个人势力之野心。但使今日具有武力之人，能发生一种觉悟，知武力之不可恃，法律之不可违，民意之不可抹煞，勿凭借地位以逞私见而动辄发难，则国家从此可以安定。”[5] 4一时间，似乎“公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一国凭借武力侵犯他国主权是有违“公理”，那么在某国国内如果有人凭借武力侵害国民的权利同样有违“公理”。因此，陈独秀对两位总统所言都“佩服得很”，因为“一国中有了扩充个人势力、破坏法律的野心家，不但国内人民要反对他，就是外国人也要兴师问罪哩！”[5] 4

       然而，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在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英国、法国等几个老牌欧洲强国开始把持会议的进程，而新晋强国美国的呼声并不为人所重视。这样的气氛使巴黎和会从对“公理”的主张，逐渐撕掉伪装，成为几个强国对利益的分赃。这种情况使陈独秀逐渐从幻想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欧洲列强的嘴脸在他眼中也逐渐清晰起来。他写道：“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5] 11而被陈独秀大加赞赏的威尔逊总统及其“十四点原则”，虽然并没有戴着“假面”，但“也是多半不可实行的理想……”那位曾经的“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就成了“威大炮”[6] 344。

       与此同时，“公理”不但在解决国际问题时被无视，在某些国家国内也遭到了践踏。先是传来巴黎和会被五强垄断，小国利益受损而无处伸张的消息;继之而来的是与会各国，包括战败国在剿灭进步力量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各国要组建军队远征俄国，以及德国进步力量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死讯。接连传来的坏消息使陈独秀痛心疾首，他在短短百余字的评论中连续发问：“公理何在？”[5] 13至此，陈独秀彻底认清了巴黎和会上“公理”的真实面目。当然，并非所有的消息都令陈独秀感到沮丧，来自俄国的消息似乎是黑暗中的一丝光明。因为“英美两国有承认俄国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陈独秀认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发展的大关键。”[5] 29

     《每周评论》所主张的“公理”自然也包括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巴黎和会召开之前，民众对于国家主权的部分恢复，尤其是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进而废止在一战期间受到日本的胁迫而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普遍抱有热望。然而，这种朴素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巴黎和会开始后，出现了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日本很有可能要接替德国的地位，接管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而且，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处处被动：首先，日本代表团原本看似“友好”的态度，在巴黎和会开始后出现了180度的转向，令中国代表团措手不及;其后，日本方面在会上披露，曾于1917年2月与英、法、意三国达成秘密协定，三国承诺在战后帮助日本获取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进而，日本代表团又再次披露，一战期间中国军阀政府曾与日方签订一系列秘密协议，其中就包括关于在山东境内修建铁路的借款，并将铁路建成后的经济收入作为抵押，等等。日本代表团的“组合拳”目的极为明显：会前示好以麻痹中方;披露与欧洲列强的协定，削弱中方的外部援助，并孤立美国;披露与中方的密约，企图在法理上否定中国主张收回山东权益的合法性。而所谓的“中日亲善”，只不过是一个外交上的幌子，其曾经做出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所谓承诺，则早已被抛诸脑后。

       实际上，陈独秀对所谓的“中日亲善”早有清醒的认识。青年时期的陈独秀，正是因为“甲午”战败在他思想上的冲击，第一次有了民族存亡的危机感;而他后来留学日本的经历也一再提醒他，这个一度被我们视为“蕞尔小国”的国家，其野心要远远大于吞并中国。所以，日本与中国绝不可能有什么“亲善”。因此，他写道，“大家要明白东洋永久的和平，必须以国民的亲善为基础。因为国民的亲善，才算真亲善;有真亲善，才有真和平。单单军阀的亲善，不但是假亲善而且是破坏和平的种子。此时要提防的，正是他們军阀在那里秘密亲善……”[4] 588虽然陈独秀对欧美各国、对所谓的国际“公理”还曾经一度抱有幻想，但是对日本的嘴脸一向有清醒的认识。而事态的发展也犹如陈独秀所预言的那样，日本人很快撕下了伪善的面具，露出了狰狞的真容。对此，陈独秀揭露到，“此次欧战，乃是公共对敌的义举。所以出力的各国，不曾向塞（塞尔维亚）、比（比利时）、波兰要求报酬。而口口声声说中日亲善的日本，偏偏要把山东的铁道、矿山，做青岛交还的条件。中日亲善，原来就是这样！”[5] 12




       三、剖析中国政局


       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当时国人最为关注的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上，实际上是利用这样一个契机，以实际的行动投身到解决关乎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政治问题中去。所以，关注巴黎和会只是陈独秀审视国内政局变化的某种途径，而针砭时弊，揭露当局政府的丑陋行径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陈独秀就已经明确指出：“战后世界上各国的思想制度，都要大大的改变，这是逃不出的事实”，而对于“我们东洋民族，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内对外两件大事。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4] 585-586。人类的平等主义以及消除歧视，并非一国之力即可完成，而且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还不具备讨论这些事情的基础。而陈独秀所说的“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才是重中之重。所以，陈独秀评论巴黎和会，抨击中国外交的失败，其最终的目标都指向当时腐朽而混乱的当局政府，试图并促使其做出顺应潮流的某些改变。

       陈独秀首先将矛头指向出卖国家主权的“亲日派”，正是他们的卖国举动才造成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挫败。因此，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上写道，“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不知道社会上因为什么说他们是亲日派的四大金刚。”[5] 31而陈独秀说“不知道”原因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因为他随后不止一次列举了这些人的卖国罪证。先是曹汝霖，“破坏铁道统一的功劳，也算曹汝霖第一。这回设法妨害巴黎专使提案的亲日派卖国贼，还没有查实是谁，上海商业公团又居然归功于曹汝霖。”[5] 33然后是陆宗舆，“为了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的事，那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给中华民国农商总长、财政总长的信，满纸的贵国，贵政府。”[5] 33到后来的五四事件中，曹汝霖、陆宗舆包括章宗祥，以极其另类的方式成为了事件的“主角”，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之所以会出现“亲日”分子和卖国贼，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当时，中国表面上看是统一国家。但是，北方是披着“共和”外衣，实际上由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南方以广州为中心还有一个反对北方的军政府。同时，全国各地大小军阀不计其数，彼此攻杀争斗，十分混乱。大多数军阀势力也都会向外国势力寻求帮助，筹码自然就是出卖国家主权。所以，陈独秀对当时中国的政局抱有彻底的批判态度。在国家的政体上，“共和”显然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梦幻，陈独秀不禁发问，“古时专制国，皇帝就是家长，百姓就是弟子。此时共和国，总统算是公仆，国民算是主人。家长式的皇帝下一道上谕，拿那道德不道德的话来教训百姓，原不算稀奇。现在公仆式的总统也要下一道命令来教训国民，这是怎么一回事？”[5] 2实际上揭露了当局政府假“共和”真专制的本质。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陈独秀不禁再次发问，“殊不知野蛮之国只有军治，文明之国只有民治。地方治安，应该是地方官的责任。请问民治以外，军治是什么？”[5] 5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中国的人民不但养了官，还养着许多官来残害人民。”[5] 6这表明，陈独秀早已认清了当局政府提出的所谓“军民分治”的本质。因为，在陈独秀看来，文明的政府不会残害人民，更不会提出“军民分治”这种带有根本性错误的政策来。而当有人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未来是实行“武治”还是“文治”时，陈独秀则提出了自己更加深刻的见解：“中国的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敌党;或者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收人民的膏血;或者是做几道命令，来兴办教育、工商业，讨好外国人;做几道命令来提倡道德，提倡节孝，提倡孔教，讨社会上腐败细胞的好。”[5] 8此外，他还做了两个颇为形象的比喻：“军人的武治主义，是发大热的伤寒病，现出早晚就要命的样子，但是热退病就好了。官僚的文治主义，是毒菌传遍血液的杨梅疮，眼前表面上虽不大觉得什么痛苦，一旦毒中脑部或是脊髓等处，却是无法可治。中国政界伤寒病还没好，杨梅毒又正在那里极力发展，非赶快把‘安体匹林和‘六百零六并用不可！”[5] 30以陈独秀的观点，当时无论是“武治”还是“文治”都不可能将中国引向光明的未来，甚至“武治”和“文治”本身，就是造成中国政局混乱、外交失利、百姓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而这二者相比较，“文治”的问题似乎要更加严重。“武治”手段残酷，更容易引起反抗，疾风骤雨的反抗结束后，“武治”会被推翻，也就是“热退病就好了”。但“文治”，涉及到了人的思想、民族意识、文化传统以及国民教育，等等，都是关乎国家根本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要解决，要改变现状，必须用“猛药”方可。

       陈独秀对中国的未来自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每周评论》发表了《除三害》一文，深刻分析了当时造成中国政局混乱的主要原因。陈独秀所说的“三害”，第一是军人害，也就是当时控制政府或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无恶不作”，“直弄得全国人民除军人外都没有饭吃”;第二是官僚害，特指“中国式官僚”，他们的一生之愿“长在谋官做，刮地皮，逢迎权贵，欺压平民”，他们危害中国决不在军阀之下;第三是政客害，“满口政治、法律，表面上虽然比军人、官僚文明的多，但是用X光线一照，他们那抢钱抢位置的心眼都和军人、官僚是一样”[4] 589-590。虽然以今天的目光来审视，陈独秀的分析并没有完全切中要害，但也确实不容辩驳。正如他自己所言，“中国若不去除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为此，他写道：“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与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4] 591

       这段极具战斗性的总结，实际上道出了陈独秀思之已久的主张，那就是进步分子乃至普通民众应该将对政府的不满转化为实际行动。后来，在五四运动过后多年，陈独秀将这种“直接行动”概括为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核之一。这实际上也是陈独秀一贯的主张。倡导新文化运动，发动思想和文学上的革命，可看作是陈独秀参与评论政治的热身运动;《每周评论》则可以看作是陈独秀评论政治的专属“赛场”;而要真正做出成绩，陈独秀自然是希望他对政治的评论，能够转化为促使民众以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直接投身政治实践的动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除三害》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陈独秀的一篇试探性的战斗檄文。文章发表后一周，另一位《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李大钊，发表了《兴三利》一文，一方面是对陈文的赞赏与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改变中国命运的方式。他写道：“同社只眼主张除三害，痛快的很。吾愿同时也能兴三利。哪三利呢？开首，多多培养进取、有为、肯牺牲、负责任的少年，专门而博文的学者;其次，实行科学教育，使人人对于事物都抱着遵守科学法的态度，都是批疑之胆大而容受之心虚;最后第三，创办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事业，成立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制度，务令人世是人的人世，不再是帝王军阀的人世，不再是官僚政客的人世，不再是资本家财主的人世。”[3] 212

       李大钊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根本性的变革，同时也具有一些理想化的色彩，而且这些方式与陈独秀的主张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李大钊的这套方案倾向于“缓”，而陈独秀则在期待一场疾风骤雨式的变革。对于中国的未来，当时的陈独秀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愿景，但是对于解决当时国内政局的混乱，实现国内的和平，陈独秀是有系统的主张的。他曾经在《每周评论》上陆续发表了《我的国内和平意见》六篇，“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调节目前的政局”[6] 329。虽然这一系列评论，是对即将开始的“南北谈判”的预期与展望，但实际上陈独秀在“三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关于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六个基本问题，包括：永久和平问题，废督问题，裁兵问题，国防军问题，国会问题，宪法问题，等等[6] 329-342。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全体国民积极行动起来，直接投身于政治运动，甚至直接发动一场疾风骤雨式的变革。显然，这些评论和宣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舆论的基础。




       四、蓄力五四运动


       诚如陈独秀自己所言，五四运动的发生绝不是因为某个人、某件事或者某个刊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需要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因素在量变上的积累，而要促成质变的发生，也必须适时加入“催化剂”的作用。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从外部来看，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带来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再加之数年之前“二十一条”给国人带来的深深耻感;从内部来看，是长时间混乱无序的政治格局，以及迁延时日毫无希望可言的所谓“南北和谈”给民众带来的愤怒与失望。《每周评论》和它的主编以及主要撰稿人之一的陈独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两个敏感点，以“紧密配合着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用进步的观点加以报道和分析，提出自己的意见”的突出特点[7]，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催化因素之一。

       首先，《每周评论》紧跟国内国际的时政热点，影响力与日俱增，使其成为当时可以左右进步力量和青年学生舆论导向，进而催发五四运动的重要导向性刊物之一。实际上，《每周评论》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自1918年12月创刊，到1919年8月停刊，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仅仅出版了37期。在这其中，1919年5月4日之前，出版19期;第20期到第25期出版于五四运动期间;而随着1919年6月11日，主编陈独秀遭当局逮捕，自第26期开始由胡适担任主编，而26期之后的《每周评论》在关注的焦点和办刊风格上出现了重大的转向。也就是说，《每周评论》一半的“生命”，在致力于为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蓄力”，积累舆论的基础和影响力。一方面，《每周评论》凭借《新青年》成功积累下的读者基础，成为这些读者“谈论政治”的平台。五四运动之前，《新青年》的销量骤增到16000余份，“若一人读一份，就是一万六千余人。而像北大，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一份杂志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阅读，那么他的读者群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8]《每周评论》与《新青年》几乎是同一批编辑人员与撰稿人，主编又同样是陈独秀，凭借《新青年》的影响力，《每周评论》的销量自然是有保障的。另一方面，《每周评论》主要评论政治，关注国内外时事，凭借其反应迅速、内容丰富、批判现实等特點，成为进步力量和学生了解时政、评论时政的重要途径。如果说《新青年》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体现为启迪民智、教育青年的话，那么《每周评论》则是将这些接受了“思想启蒙”的青年引向对政治的关注，进而通过对时政的评论与批判进一步教育青年，从而增加进步青年从政治评论到政治实践的可能。

       其次，作为《每周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谈论政治”，逐渐实现了从“精神领袖到政治领袖的转变”[9]。与《新青年》不同，《每周评论》是陈独秀为自己搭建的“谈论政治”的舞台，同时，他还开创了名为“随感录”的栏目，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泼辣新奇”的时评短文[10]。陈独秀的文章自选集《独秀文存》第二卷，共收录了他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随感录”98篇，其中有72篇发表于五四运动之前，26篇发表于五四运动期间。这些文章篇幅都很短，从几十字到数百字，但言辞犀利，点评深刻，视角独特，入木三分，极具陈独秀本人的特点和风格。从相关实践看，他绝不会因为这些犀利的文字而满足单纯地做一个批评者或者政论家，他始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现实政治的参与者，成为进步青年参与现实政治的倡导者和引路人。《每周评论》的创刊是第一步，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由单纯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开始与现实的政治更加直接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尤其以《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除三害》和《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等为代表，将国际上的政治与国内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并或明或暗地一再号召，青年学生要有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政治当中的觉悟。这样，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虽不能说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领袖，但以陈独秀在五四之前所积累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在即将到来的学生运动中，为进步青年指引方向。

       最后，陈独秀深知，“要斗争就要组织起来，行动起来。”[2] 200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夕，大量的学生组织和报纸刊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这些学生团体和刊物“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1]，有关统计表明，《每周评论》创刊后，仿照它的形式，仅在1919年“至少出现了四百种白话报”[12]。在众多的学生团体和报刊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民社和新潮社。国民社是1918年5月成立的“学生救国会”改组而来的，于1918年10月20日成立。国民社创办的《国民》杂志则创刊于1919年1月，其宗旨是“（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研究学术;（三）灌输国民常识;（四）提倡国货”[3] 223。其核心成员包括邓中夏、高君宇等，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新潮社是由北京大学文科（中文系）的学生组织的社团，“新潮”实际上是英文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1919年1月，该社仿照《新青年》创办《新潮》杂志，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新潮社的主要负责人傅斯年和罗家伦则是五四事件当天，学生游行的实际领导者。此外，还包括《每周评论》主要撰稿人之一的王光祈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以及毛泽东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等等。这些社团无一例外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其领导者都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因此，陈独秀和《每周评论》对五四的“蓄力”，不仅仅在于对新思想的倡导与宣传，还在于创造了思想革命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契机，更重要的是，为即将到来的政治实践准备了一大批已经被组织起来的忠实的革命先进分子。






       参考文献：

       [1] 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340.

       [2] 唐宝林. 陈独秀全传[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彭明. 五四运动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 独秀文存（卷1）[M].北京：外文出版社（影印版），2013.

       [5] 独秀文存（卷2）[M].北京：外文出版社（影印版），2013.

       [6] 陳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 北京：三联书店，1984.

       [7] 李光一.《每周评论》简介[J]. 史学月刊，1982（5）∶32.

       [8] 唐宝林.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J]. 教学与研究，1999（8）∶59.

       [9] 朱文华. 陈独秀评传——终身的反对派[M].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122.

       [10] 刘海霞. 每周评论天下大事——以陈独秀“随感录”看《每周评论》对时局的针砭[J].世纪桥，2007（6）∶93.

       [11]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北京：三联书店，1979∶129.

       [12] 胡适选集[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168.


     【责任编辑：黎 峰】






       来源：《理论导刊》201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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