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禧凤：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革命实践

       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首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大红楼举办。与会者围绕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孕育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了富有新意和值得借鉴的学术观点。本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理论界、文博界的高度关注，半年时间共收到130余篇学术论文。现精选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以飨读者。






       陈独秀自青年时期起，便致力于探索民族自强之路，他早年受改良资本主义思想影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陈独秀逐渐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并投入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在北京大学期间的革命活动是陈独秀一生的重要节点。当前，学术界对于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活动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如对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新青年》的发展、《每周评论》的影响力等均有不同角度的解读，但系统论述陈独秀在北大期间革命活动的文章尚比较少见。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革命活动做更全面的梳理，探究陈独秀与北大之间如何互相成就及其对民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一、入职北大，致力于教育改革


       陈独秀自称“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化的“根本”是教育与实业。出生于封建家庭的陈独秀自幼饱尝科举制度的痛苦，很早就对封建教育深恶痛绝。早在1905年、1906年，陈独秀主持安徽公学、创办徽州初级师范学堂时就致力于教学改革并为革命活动服务。辛亥革命后又担任安徽高等教育学校教育主任，再次推行教育改革，但被保守派所阻，最终被学生驱逐。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在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阐述教育对于救国兴民的重要性，并在比较各国教育现状之后提出自己的教育方针：一是现实主义，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惟民主义，用民主主义的教育取代专制主义的教育；三是职业主义，用职业教育取代空洞的伦理说教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重视“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等方面的训练。


       以上种种，都可见陈独秀对于教育革命之执着。他的教育革命理想，正与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的思想吻合。因此，陈独秀上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立即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加之陈独秀还担任《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副会长等职，从而使得他对北大文科的整顿工作较为全面。


       陈独秀教育改革的总体思想，是反对旧教育，提倡新式教育。1917年7月，陈独秀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近代西洋教育》中说：教育“必须取法西洋”，近代西洋教育的几种大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中国教育要在这三样上十分注意。1918年9月，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提到：大学学生之目的，惟有研究学理，才与大学适合，而研究学理的方法，一是注重外国语，二是废讲义，三是多购参考书。可见，陈独秀极力倡导自主的、全面的、科学的西洋教育，力图改变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被动灌输式的封建教育。


       开展新式教育，必然需要“新”的老师。陈独秀上任后，积极为文科聘请著名学者。1917年1月，陈独秀致函胡适：“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同年8月，胡适留美归国即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刘半农从1916年就为《新青年》撰稿，陈独秀聘其为北大理科预科国文教授兼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加上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新派教师人数增加，教育改革有了年轻而富于学术活力的教师团体。


       其次，陈独秀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一是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陈独秀任职后，中国文学系除散文、诗之外，增设词、曲、小说。外国文学系于英国文学外，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科，矫正偏重英语之旧习。哲学系于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外，增设印度哲学等。史学系于中国史、西洋史外，增设印度史、东洋诸国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等课。另分别设立哲学、中文和英文研究所。二是允许自由授课、自由讲课。教师可以自由开设新课、决定教学方法、教科书选择、图书设备添置等；学生也可以自由跨系选修课程。三是整顿学风，严明纪律。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数十份《文科学长告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考勤、选课、考试制度；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文凭。四是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陈独秀通知“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


       此外，陈独秀还与沈尹默等人提出组织大学俱乐部，划分大学区域，制定教员制服等建议，有的在全国试行，又与刘半农等人推动白话文教学。陈独秀特别鼓励和支持北大文科师生成立各种进步社团、创办进步书刊，1917年-1919年间，校内文科师生成立有音乐会、画法研究会、成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新闻研究会等各种团体，《国民》《少年中国》《新潮》等杂志均对当时新文化运动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在蔡元培和进步师生的支持下开展的这一系列教育改革，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重开了北大风气。北大的教学质量得以提升，更重要的是，学生们接受了新事物、新思想，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闸门，他们敢于质疑、敢于批判，勇于求异创新，并迅速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参与国家大事。




       二、《新青年》迁址，和北大共造“新文化”


       1917年2月，陈独秀携《新青年》，由上海迁到北京，开始了“一校一刊”的结合。迁入北京之前，《新青年》杂志已出版两卷，但反响并不激烈，进入北京后，陈独秀团结北大的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加盟，形成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得《新青年》影响力日渐扩大，新文化运动由此得到迅猛发展，也推动北京大学率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地，在全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迁入北京之前的《新青年》一、二两卷是陈独秀一人主编，随着胡适归国任教、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位于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寓所的《新青年》编辑部逐渐成型，增加了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胡适、李大钊等人，每期轮流负责。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宣布“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之所以可以做到“不另购稿”，就是因为其背靠最高学府北大，除了编辑部同人外，蔡元培、王星拱、马寅初、罗家伦、傅斯年等北大师生也经常为《新青年》撰稿。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则正式亮出编辑名单，明确标注该卷的六期依次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责任编辑。轮流主编的体制赋予了某期的主编者自主的用稿权力，激发了北大教授群体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性，并发挥所长。


       在编辑内容上，《新青年》的办刊重心逐渐从反对尊孔移向文学革命并不断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要求以白话文彻底取代文言文，并以文学作为白话文的主要载体和场域，“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彻底取代旧文学，创造中国崭新的白话文学，即要对旧文学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只有通过文学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文学形式的彻底变化。《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横空出世，打响了文学革命第一枪。然而，此时的新文化运动并未激起多大反响，这场运动仍处于“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尴尬境地。


       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双簧信”。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署名“王敬轩”。信是用文言文写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另一篇《复王敬轩书》一文，署名“本社记者半农”，所写观点皆与前文针锋相对。全文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对于这场自导自演的辩论，时人既有称赞，也有不满，然而，从客观影响上来说，新文化运动的确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与此同时，《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作品也日渐增多，《新青年》第三卷将之前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具体化，在文学、教育、白话文等许多领域，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推进文学革命运动。第四卷第一号破天荒地刊出胡适的《一念》、沈尹默的《月夜》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白话诗，中国新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白话诗呱呱坠地。鲁迅在第四卷第五号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新诗和新文学理论著作大量出现。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着重介绍欧洲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第一次集中、系统地向民众介绍挪威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及他的反叛精神、个性解放思想和高超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戏剧界刮起了一股强有力的思维解放的冲击波。由此，《新青年》从内容到文字都出现较大的转型，讨论的专题由伦理革命转向文学革命，写作文字从浅近的文言文转为白话文。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新文化运动由此有了新的内容，进入了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较早地将马列主义介绍到中国，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诞生。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封建顽固派和复古派的反抗也更加公开化和表面化。1919年1月，陈独秀在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答辩书》，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最后表明自己的决心：若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五四运动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1919年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翻译文章达130余篇。李大钊负责编辑的第六卷第五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其中刊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简明透彻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反映了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的深刻影响。


       可以说，《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北大，对北大的现代化转型起了重要作用，也影响了社会革命的发展。1919年6月11日-9月16日，陈独秀被捕入狱，《新青年》因此停刊，直到11月1日第六卷第六号出版。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从北京辗转天津前往上海，《新青年》也随其迁回上海，逐渐转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三、创办《每周评论》，转向政治斗争


     《新青年》自创办以来，一直以思想文化为重，极少介入政治。随着国内新文化运动和欧战结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为弥补《新青年》标榜“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打算创办周报《每周评论》。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召集创刊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人。会议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为撰述。每人交5元大洋，充作开办经费。编辑所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办公室。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正式创刊，每期四版，逢周日出版。


     《每周评论》前25期由陈独秀主编，一直坚持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鼓动，宣传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初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将关注点锁定在外争民族平等自由、内争民众平等自由。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作为《每周评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因此离京暂避，《每周评论》第26期起由胡适主编，方向发生改变，掀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直到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每周评论》创刊之时，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指出“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此种主义，各国须绝对尊重，不得丝毫假借。” 陈独秀在《发刊词》中援引欧战后“公理战胜强权”的呼声，提出本刊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并写道：“美国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在秘密召开的“十人会议”上提出由日本接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引发中日代表的激烈辩论。北洋政府外交部于2月10日发表声明称：“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意，他国绝无干涉之理。”中国与会代表虽据理力争，但原先的不平等条约却未能得到废除。4月22日“五国会议”上，美英两国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


       中国与列强交涉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陈独秀对其向往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法国等十分失望。他评论说，“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去了”。对于青岛问题的直接相关方日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了一系列文章如《中日亲善》《日本人的信用》《不忘日本的大恩》《亚洲的德意志》等，揭露其侵略图谋。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巴黎和会是西方列强的分赃会议，他撰时评称，“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都没有”，并指出，所谓和会乃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


       1919年4月27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9号刊文《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中指出：“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对威尔逊的评价也由“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改称为“威大炮”。


       从第21号开始，《每周评论》特辟“山东问题”专栏，用全部或者大篇幅来报道或评论巴黎和会，陈独秀发表《敬告中国国民》《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一系列文章，号召民众为保护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完整而斗争。高一涵发表《青岛问题在欧会中经过的情形》《签字不签字的害处》《青岛交涉失败史》、王光祁发表《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系统阐述了巴黎和会的相关情形，揭露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号召民众要推翻强盗的世界。


       几乎与巴黎和会同时，国内南北之争也因欧战结束有所缓和，南北和谈重新启动，然而，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谈也毫无结果。自2月至5月，陈独秀发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系列文章，对南北和谈、废督、裁军、国会、宪法等问题发表看法。


       4月29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大示威。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陈独秀的《孔教研究》《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么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等文章，倡导“直接解决”：“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随着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的时评日渐激进化。5月11日、5月18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一号、第二十二号均以“山东问题”为题出特刊，跟进报道学生运动动态。5月26日，陈独秀撰文指出，因为山东问题，国民应当有两种觉悟，“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其矛头直指北洋军阀政府。




       四、结语


       回顾陈独秀在北大的时光，从致力于教育改革、传播新思想，到改变“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政治大潮中，在北大及其进步师生的支持下，陈独秀的救国理想在北大得到了极大的施展。而他在北大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活动也推动了北大的学风变革，使北大成为全国思想圣地和学生运动的先行者，最终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并取得胜利。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作者：倪禧凤，重庆市江津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