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论中共二大前后的陈独秀与孙中山

       中共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且作为重要法宝延续百年。关于统一战线政策以及随后国共合作的历史成因，无论是从中共看向其他革新党派（主要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从中国国民党看向中共，抑或从北洋乱局、共产国际、华盛顿会议等更宏阔之视野予以释读，前人论述貌似已很完备，实则并未形成定论，甚至不乏相互对立的观点，仍有继续厘清之必要。尤其是1922年前后，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陈独秀与中国国民党唯一党魁孙中山之间的关系，理应成为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却一直被研究者所轻忽。


       中共二大前后，陈独秀和孙中山从初次相识到并行渐远，再到革命同志，两人关系发生着剧烈变动。两者中间因夹有陈炯明，使得这一关系更显复杂。陈独秀、孙中山个人命运起伏既受到全球时局的局限，又波及近代中国的走向，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的重要成因。因此，本文将着力于还原历史情境，分析历史人物言论背后的真实意涵及其具体行动，力图展现1920年初至1923年初陈独秀与孙中山关系的真实面貌。




       并列同行却绝少交集


       陈独秀诞于1879年，与孙中山之紧密追随者如胡汉民、张静江、柏文蔚、廖仲恺等人属于同一代人。陈独秀与同代思想进步之青年经历相类，然而始终未加入同盟会，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之革命运动始终保持距离。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陈独秀对此定是极不认同，从其另加入李根源发起的“欧事研究会”可见一斑。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为《新青年》主笔、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孙中山则对新文化运动始终保持距离，作为一个公众认为已经“过气”的政治人物，在没有强力为依托的背景下，他在上海寓居期间希望通过著书立说的形式，从思想上改造国民，继而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其间，孙中山写就《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孙文学说》，完成《建国方略》的撰写，这成为他团结同志、启蒙国民，以保持影响力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人此时的关系，从陈独秀被捕后孙中山的反应上可见一二。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乐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爱国传单时，遭北洋政府警察厅逮捕。孙中山6月中旬婉拒发电营救之请求，待至9月上旬见到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才表示：“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这则文献载于当时协助孙中山在沪创办《星期评论》的沈定一三个月后（即12月1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对孙中山与许世英两人的对话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引用者颇多。且不论该文献真实性如何，孙中山此时“不认识”陈独秀却是公认的实情。鉴于新文化运动期间，孙中山身边人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间往来密切，而孙中山与陈独秀当时仍不相识，颇耐人寻味。


       1920年2月，获释的陈独秀抵达上海，后入住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孙中山二人首次见面，是3月31日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孙宅家宴陈独秀，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作陪。


       此后，虽然陈独秀和孙中山寓沪住所不远，但两人交往并不密集，仅见5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刊有孙中山亲笔题字“天下为公”；10月10日工商友谊会成立大会和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两人共同到会祝贺。后者会上，孙中山“演说有二小时之久，首述机器与资本势力之关系，末则以三民主义作结，略谓：我人欲贯彻民生主义，非在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否则我国徒拥一专制变相之民主国号耳”。陈独秀则谓：“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上海机器工会是陈独秀亲自组织的，能邀请到孙中山到场演说，说明两人关系并不算十分疏远，但从报载两人演说内容可见双方对于工人组织、资本势力的观点相去甚远。


孙中山


       陈独秀与孙中山的关系，因为陈炯明的存在而更加复杂。与孙中山相比，陈独秀与陈炯明交往更深。1918年5月，孙中山虽然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但仍有跟随其主义的革命军事力量存留，即陈炯明所率领的援闽粤军。是年8月31日，在攻打下闽南、闽西后，陈炯明移设“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于漳州，局势稳定下来，与沪上居住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往来频繁。陈炯明在自任军政、民政两首长的漳州26县，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实行新政，欲建设社会主义的“试验区”，从而引起陈独秀，甚至是苏俄的注意。陈炯明爱读书报，《新青年》等杂志都是他常阅的，故对陈独秀言行极敬佩。两人未谋面前已有书信往来，谈及内容大略在实验社会主义。据张国焘回忆：陈炯明当时“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其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办”。尽管陈独秀未能应邀入闽，但二者之间关系是在对社会主义问题“研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盟员梁冰弦促进，显然非同于一般的泛泛之交。此外，陈炯明当时表露的对布尔什维克党、对苏俄和列宁的兴趣远远超过孙中山。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当时却不断恶化。两人都属不甘屈居人下之人，多年矛盾累积未有大爆发，是幸得朱执信居中调和。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在虎门被桂系军阀击杀，汪精卫等人无法取代朱执信的地位居间缓冲，孙中山、陈炯明之间冲突遂不可避免。陈炯明在同年8月16日喊出“粤人治粤”口号，誓师讨桂；10月29日克复广州，随即爆出无诚意欢迎孙中山回粤主持政局之消息。但是，11月28日，孙中山仍经香港抵达广州，坚持重组军政府，并在出发之前，发出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拥军自重的陈炯明被时人认为“坚忍有余、果断不足”。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离沪来穗，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并指导广州的建党活动，直至翌年9月返沪，其间甚至未能参加中共一大。陈独秀抵穗是因陈炯明的邀请，进入陈炯明之“执政团队”，而非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相反，作为局中之人，陈独秀必然洞悉孙中山与陈炯明之矛盾张力，但其及所领导下的广东共产党组织成员，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与陈炯明的关系，仍远比孙中山更加紧密。后来，在国共合作已成定局的1923年11月29日，力阻此事者，曾以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上书孙中山：“陈独秀本为陈逆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者早知其别有怀抱，党员等质疑者久矣，今已探得其利用方法。”孙中山在原呈函件上作亲笔批示，将之退回，“交邓泽如，照所批约各人会齐，细心研究”。紧跟在文中所引这段话后，孙批：“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对吾党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随后，孙中山解释“联俄”之举，又谈及陈独秀：“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力云得志矣。”可见，孙中山并非不知其中利害关系，不知陈独秀等人加入中国国民党有“利用”之意，只是碍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合作之大局，辅之以固有之个人自信而取隐忍不发的态度。


       需要补充的是，此时陈独秀虽然与陈炯明关系更为紧密，但并无证据表明其与孙中山的关系有相水火之势。相反，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不少与会代表认为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但会议通过的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皮包中，没有下落”。而陈独秀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未久，1921年10月4日即被上海法租界抓捕入狱，直至26日该案审结，“孙中山周围的人以及北京大学的领导们曾着手进行一些有利于被告的活动”。




       “附陈”“联孙”间的艰难抉择


       已有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思想和具体实践的描绘多趋于一元化，认为陈独秀等人在理论和实践上多主张布尔什维克式的地下斗争，以少数职业革命家领导和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在较短时间内以暴力推翻已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政局政治操作异常复杂、并非非黑即白，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由言论场、象牙塔转入政争生死搏斗之中的早期中共领导人们而言，这一挑战不易应对。


       是时，苏俄新生，美国渐有取代英国为霸主之实力，欧陆协约诸国仍欲主导国际秩序，日本则对亚洲领土虎视眈眈，中国南北分裂、军阀混战。苏俄对华采取“双轨”外交政策，北京政府外，即便是南方，也在孙中山、陈炯明两人之间游走不定。而孙中山对于联俄还是联美双向押注，虽然多次接待共产国际代表，却并未给予清晰表态。相对于联俄而言，在陈炯明兵变之前，孙中山的联美倾向可能更大。


       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围堵，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第一个正式代表马林（Hendricus Sneevliet）看来，1921年底至1922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使苏俄和中国处于同样的地位，从而决定了这两个国家必将互助合作以反抗四国同盟”，而“在中国建立一个坚强的真正独立的中央政府，并非纯属中国一国事务，它具有直接的国际意义”。苏俄政府应该坚决支持落后国为政治独立而斗争，基于同样理由，中国革命政府也应同苏俄合作。马林认为中国革命政府必须是孙中山领导，而非陈炯明，因为陈炯明“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北伐……主张地方分权，而不愿意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他认为，在拥有三千万居民的广东省，有可能在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遏制私人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一种地方拥有最大自主权的民主的政府形式”，这样的政府，“整个中国统一是不可能的”。


马林


       当马林确定了孙中山作为主要联合对象，正转而前往莫斯科游说时，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吴廷康（Grigori Voitinsky）写信表达了不同意见。在信中，他提出反对马林提议的“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理由有六点：“（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已有研究引用此信时皆认为陈独秀为过激派，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之进行。持此言论者大多忽略了陈独秀与陈炯明此前密切交往之事实。笔者看来，陈独秀此信中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点，皆系托词，关键在第四点，表示若苏俄选择与孙中山展开合作，则势必与陈炯明交恶，而导致广东一地的党务不能展开；第六点是表达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同志反对加入国民党一事，若强行推进，自己难以操作，请共产国际议决时，考虑其难度。


       马林从国际大势着眼分析问题，而陈独秀则仅从广东党务出发陈情，共产国际几乎没有过多犹豫，就选择了更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马林路线”，发出支持建立国共“党内合作”关系的“八月指示”（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


       陈独秀意识到孙中山、陈炯明两人矛盾不可调和，而共产国际势必站在孙中山一边，于是在1922年5月以视察党务为名自上海赴广州，旋即偕陈公博同行转往惠州，与陈炯明相晤。据陈公博回忆，两人见面之后，“仲甫告诉我：‘陈炯明不像下野的样子，室内排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恐怕广东不免有事’。我听了默然……仲甫先生回沪前一日，约我在宣讲所谈话……他说：‘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我们应知有所适从。论道理是应当联孙，论力量是应联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正色对仲甫说：‘我们暂时不说道理和力量，孙先生到底是中国一个人。陈炯明纵然了不起，也只是广东一个人，何去何从，先生当知所抉择’。仲甫先生听了我的话，默然一回，说我们看吧。”虽然陈公博此段回忆细节，特别是他表示“孙先生到底是中国一个人。陈炯明纵然了不起，也只是广东一个人”，大有后见之明、自我洗刷的意味，但仍能从侧面反映出陈独秀思想上的变化。


       从1922年5月起，陈独秀的公开言论中可以清晰看到他对中国国民党（即指向孙中山）态度发生着微妙转变。5月5日，陈独秀表示“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若此言论过于隐晦，那么5月23日广东《群报》上刊登的《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的态度》就已很直白，他写道：“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是月底，中共中央开会，决定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公开我们的主张，推陈独秀起草宣言。


       1922年6月15日，由陈独秀起草、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种“主张”以此为第一次，至1926年7月共计发表了五篇，皆是为应对重大时局，以中国共产党为名义的重要表态。这次的“主张”篇幅很长，笔者认为关键之处在于其第四、第六、第十部分。其中第四部分写道：“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第六部分写道：“又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之唯一办法，其实这办法之内容也绝不是解决时局的办法”。最后第十部分点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不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同月底，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给共产国际所发的报告中，明确表明“奉直战争后，由中央机关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小册子五千份”，意在“主张联合全国民主派对于北洋军阀继续战争”。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刊发标志着陈独秀在“附陈”抑或“联孙”之间已作出抉择，“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之概念浮出水面，并决定对于后续的国共合作给予支持。




       相向而行成革命同志


       就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表次日，1922年6月16日凌晨3时起，陈炯明部下开始炮轰总统府和孙中山观音山住所粤秀楼，继而占领广州，宣布取消广州政府。孙中山险些丧命，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脱险逃至海珠的海军司令部，率领海军予以还击。“六一六事件”爆发，同党中人作生死斗，中国政局的各方势力为之哗然。以此事变为契机，陈独秀与孙中山之间关系走势发生了根本扭转。


       “六一六事件”次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此后驻节50余日，与陈炯明展开殊死搏斗。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与伍廷芳谈话表示：“今日我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否则，中外人士，必以为我已无慑乱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徒为个人避难偷生之计，其将何以昭示中外乎？”20日，他又给上海亲信杨庶堪发去亲笔函：“粤都之变，想已闻悉，幸天相民国，我犹不死，遂有十七日炮轰之举，以表护法政府尚非全坠。今设行营于黄埔，专待北伐大军之回戈，则乱贼实不足平也。前以姑息养奸，今则彼罪通天，惟有诛戮而已。望各省同志，切勿失望。”可见兵变之初，孙中山最担心者非个人生死，而在其政治权威之削弱与否。


陈炯明


       对于陈炯明叛乱，各方反应不一。美国政府反应尤为冷淡，其国务院指示驻广州领事不要参与任何调停工作。陈炯明受到英人支持，与吴佩孚暗通款曲，而美国此时不作调停的表态，是对孙中山的放弃。孙中山在联俄或联美上，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选择的空间。


       孙中山在平乱之余，6月中旬起即加强了与苏俄代表达林（S.A.Dalin）的联络。是月23日，他告知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倘我不得赴苏俄，现在我宁可不到上海去，而将在此地斗争下去终此一生。但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惟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同时，交代达林一封密信，带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eorgy Vasilyevich Chicherin），托其转告“文应付目前局面的打算”。由此可见，孙中山彻底改变了对苏俄若即若离的态度，转向与共产国际合作。而达林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此次事变中完成了世界观的“重大的转折”。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积极向孙中山靠拢。“六一六事件”发生之际，陈独秀立即向在上海的孙中山亲信张继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为此还处分了同情陈炯明的广东党组织领导人。6月20日，甫成立未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政变的宣言并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站在他的政纲和上列的见地之上，所以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问题的主张（见转载栏）是完全赞成的”。


       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刊出陈独秀与黄凌霜的通信文章。文中，黄凌霜表示自己苏俄一行，“对于政治、经济方面之观察，略有管见，将来拟提为论之，贡献诸国人。生未去国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尚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确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陈独秀复函，“极钦佩吾兄有自白思想变迁之决心与之勇气”，话锋一转“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尊兄以为如何？”此时《新青年》刊发陈独秀与黄凌霜的通信，讨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笔者认为陈独秀多少有自我辩白的意味，甚至会有进一步统一党内同志思想的希冀蕴含其间。因为在此之前，陈独秀曾派张国焘携带《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赴北京，与李大钊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李大钊本人虽然“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但“有人说仲甫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唱反调；有人思考后表示支持。李大钊说明这不是仲甫一人的意见。从此有些人对中共表示同情，有些人与中共分手了”。一党政策转向过程中，总有不能一致之人，而思想统一一层更是难上加难，不是开除几人即可快速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开会时，马林正在莫斯科，所以这是1927年前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代表大会。换言之，中共二大是第一次完全在陈独秀主持下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次会议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一口气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议决案》和此前《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基本理念保持了一致。但对比来看，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表述，中共二大有着相当程度上的修订。如《宣言》中写道：“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关于“民主联合阵线”的议决案》中写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一个月间，中共二大诸文件与第一次“主张”在表述上的差异，反映的是中共内部意见的各种调和，亦可视作陈独秀此时仍不能完全同意“马林路线”的一种表现。


       不过中共二大上的这种不同意见，很快随着“八月指示”以及马林本人的到来又被压制了下来。


       8月9日，北伐军回师途中，在韶关遭到陈炯明部队的阻击，同时受曹锟、吴佩孚以及沈鸿英三面攻击，不得不暂时退却。孙中山平叛之力有未逮，于是决定转赴上海，而其领导的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在离去之时，孙中山给各将军电令曰，“本总统要到沪上主持统一国是”，“故文于本日不得已离粤来沪”；对幕僚谈话论及今日外交局势，表示“吾国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后，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与得失之所在，殊可叹也！今后吾国之外交，对于海军国，固当注重，而对欧亚大陆之俄、德二国，更不能不特别留意，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也”。


       8月12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率领随员24人抵达北京，与北京政府谈判中苏建交问题。与此同时，同行之马林选择转道上海；孙中山也于8月14日抵达上海。两人最终于25日再次会面，商谈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合作事宜。在会谈中，孙中山告诉马林，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而马林劝告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发动工农群众的宣传运动。马林还向孙中山介绍了他去莫斯科的情况，并告诉他，共产国际已经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的主义和目标而奋斗。孙中山很乐于接受马林的建议，请马林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以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


越飞


       此时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实质上并非合作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合作、保持共产党独立性（换言之，这个创立初期的政党得以继续存在，而非被吞并）的战略问题。在获得孙中山的肯定答复后，马林于8月28日至30日与中共中央集中在杭州西湖“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据陈独秀自述当时包括自己在内有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和高君宇等五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持有异议，但当马林以“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时，“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与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相较于陈独秀发表在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马林当时所作的《工作记录》更具有真实性，后者提及中共党内关系虽然“复杂”，但即便有个别人的反对意见，最终因为纪律性（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个支部的决议案），包括陈独秀在内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很长时间内对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没有重要的反对意见”，而是选择了服从“马林路线”。


       8月底9月初，陈独秀在李大钊之后，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管鹏、茅祖权、陈独秀、覃振、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等九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国民党改组正式拉开帷幕。陈独秀是其中唯一一位中共代表，对此其他八人仍以他曾“私通陈炯明”多有不满。陈独秀进入国民党九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被马林兴奋地认为是国共合作的开端，被他及时（9月7日）写入了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这份新宣言与党纲里面浸透着陈独秀等人的辛勤汗水。


       除了协助改组国民党“扩张党势”外，陈独秀还在舆论场上，与一切敌对孙中山的势力展开论战，同时也对自己的政治立场选择作辩护。1922年9月13日，陈独秀在《向导》刊文《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对胡适、陈达材所赞成之联省自治文章逐条加以批驳，表示联省自治“乃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等省的军阀首领”，“是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9月17日，发表《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20日，发表《造国论》，启用“国民革命”替代“民主革命”的口号，文中陈独秀解释其原因是，鉴于“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实际上适合于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与此同时发表《国民党是什么》，表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


       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献是陈独秀在1923年1月18日《向导》第16期亲撰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他认为，大到“一个党派的理想”，小到“一个人的行为”，“同时能建革命的功劳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恶”。陈炯明即是此中典型，“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文章继而写道，所谓“革命”是指（一）“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因为革命、反革命及内乱都要取武力暴动的手段，所以不但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凡是在社会组织进化上阶级争斗的日常工作，都是革命事业，凡是一个革命家万不可误认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动）为革命之目的（社会组织进化）”；（二）“称许一个革命派，攻击一个反革命派，或自命为一个革命派，都不应该以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或个人之静的名称为标准，应该以那阶级党派个人之动的行为为标准”。所以“对于任何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与之联合，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而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暴力与否、动静之间，陈独秀通过定义何为“革命”、何为“反革命”，解释了为何自己时而“附陈”，时而“联孙”，做到了逻辑上的自洽。




       余论


       中共百余年历史中历经许多磨难，应对挑战而后有政策之调适。其中首次战略方针之转向，发生在成立不及一年间，即从中共一大所确定的“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政党，转变成为中共二大宣言和决议案中主张的“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为主导策略的政党。中共党史研究者对这一调试与转向早有注意，但论述主要是以我为主，多从建党时期的共产党人之思想脉络入手加以阐释；治近代史者，纳入考察之变量更多，惯常从国际关系入手，论述共产国际运动与中国关系，主要是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长期以来，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学界论述较多却观点差异较大的一个重要议题。据学者整理归纳，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即“相对互斥说”“根本排斥说”“非排斥说”“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


       若从陈独秀角度来看，他自北京至上海再到广州，又在粤沪之间往返，其个人交际网络在20世纪20年代并未有政党所属之严格局限。中共党内，陈独秀与其他服膺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青年大略可谓两代人，即便与“南陈”并称的“北李”李大钊亦与其差整整十岁。另外，他在民国初年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处理过一省政务，亲历过政争残酷，险些丧命于“二次革命”。面对胡适1921年2月6日劝他“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他大方承认这是“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却也强调“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一来一往间，可见陈独秀对自己参与中国政治的自信。且不论这自信是否恰当，但他此时自恃思想境界与政治阅历高于党内其他人当是无疑的。中共一大，他并未亲自参加，而马林与尼科尔斯基（Vladimir Nikolsky）也没有参加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的会议，最终文件也未得到陈独秀的全部认可。相比中共一大，中共二大议决的诸多文件才是他亲自主导下的结果，更能代表这位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个人意志。作为一个新生政党，联合更多可以联合的力量，一直是陈独秀所躬身实践的政策，因此中共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之障碍主要在于他与孙中山关系之调整。而双方关系最大问题在于陈炯明夹杂其间，毕竟陈独秀前赴广东是因为“心中对于广东充满了我的希望，我更希望广东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


       而对孙中山而言，晚年的他早已看惯了政治人物的聚散离合。“不能以彼往时反对吾人，则绝其向善之路”是他此时面对复杂政局所采取的基本人事态度。革命党人中，早年反对孙中山甚烈之人，后来与他复合者，除陈炯明外，几乎都得到了他本人的接受。这一名单很长，如章太炎、李烈钧、朱执信、黄兴等等。陈独秀能在陈炯明兵变之前迅速调整立场，并在“六一六事件”后与各方拥陈（炯明）势力展开论战，“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所以能获得孙中山的接纳，在情理之中。同时，孙中山自信不仅可在组织上容纳中共，而且在思想上亦可涵括陈独秀等人。组织上，他认为“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思想上，孙中山自诩为最早一批了解马克思主义（扩而言之社会主义思潮）之国人，而“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孙中山自有定见，通过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贯通而论，肯定两者理想相同，仅在实现手段有别，自信可以赢得包括陈独秀在内中共党员的认同。另外，孙中山选择与陈独秀合作，背后有联俄的考量，前人研究论述已多，不复赘言。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够达成，来自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意见固然重要，但归根到底这是中国两个革命党之间的合作，而合作双方之领袖——陈独秀与孙中山如何看待合作、看待对方，是同盟关系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因素。“六一六事件”与中共二大相距一个月，因此事变，孙中山、陈独秀两人关系发生着剧烈变动，实现了“并列”到“同行”的巨大转变，这是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形成并首次付诸实践的重要成因。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原题《论中共二大前后的陈独秀与孙中山》，作者徐涛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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