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胡适之、高一涵

适之、一涵兄：

       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号）。

       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


                       弟独秀（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夜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12月





                         附：胡适的信（一）

仲甫：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廿七夜始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     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     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看。  
   适。





                          附：胡适的信（二）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

       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夜始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象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十一、廿二。

       慰慈赞成此议。     适。

       一涵赞成此议。     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 王抚之［五］。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
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
     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
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弟兄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

       玄同附注。一九二一、一、廿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