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选后国民所能取的态度

       一般国民渐知干涉政治，渐知声讨军阀的罪恶，实在是好现象，虽空言也算是进步。

       但是只知道军阀的罪恶，而忘了在军阀背后作恶之帝国主义的列强，实在是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了！

       袁世凯若没有善后大借款，他能横行吗？安福部若不是勾结寺内内阁大借日债，他能做出如许罪恶吗？曹锟所以得志，岂不全靠外交团外交系和直系之大结合吗？临城案件之要求已公然以使团觐见为交换条件而承认了；直系诸将公然主张由外交系组阁，最要的理由是借外债；外交系不顾全国唾骂而悍然帮忙曹锟，其目的并不在做官而在经手大借款。直系政权倘真巩固，必然要假手外交系第四次断送国脉（庚子赔款是第一次，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是第二次，安福参战借款是第三次，曹锟要做第四次了），大借美债，以供他武力统一及收买政客之用。直系固然明明知道非借得一笔巨额外债，便无法削平异己；恰好美国也正须在中国输入余资，获得利权；岂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受内外二重压迫的国民，应该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首当扫除一切误会，以承认苏俄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现在的苏俄是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中心。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首当抑制一切感情，以扶助及扩大国民党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国民党是在过去现在历史上反抗北洋军阀比较有力的团体。国民联合的运动中，非有一个有力的大党做大本营不可。

       这两件事实在是国民目前所能取的态度，不但是所应取的态度。




         1923年10月17日《向导》周报第四十三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