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陈独秀研究简况

       中国学术界对陈独秀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后开始的，此前在中共的多次决议、《毛选》、重要领导人讲话，以及数十年来作为中共党史圭臬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奉毛泽东命所作）中，陈独秀都被死死地钉在「十宗罪」上，即：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因此这是一个不得沾边的「禁区」。极少数有良知的学者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论文和课堂上，曾试图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受到严厉的批判、斗争和迫害。

        那时讲新文化运动，只能提李大钊，有的学毛泽东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建党，也只能讲李大钊，再加一个毛泽东。胡华编的全国高等院校通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甚至说1920年毛泽东「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在1936年自己对斯诺（Edgar Snow）说：1920年在听了陈独秀的一次谈话、读了陈独秀推荐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才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以上胡乔木和胡华的著作，在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时，也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陈之所以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是全党「错误的选择」①。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适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接着，1981年又是中共建党六十周年，向有「节日文化」传统的中国，学术界趁胡耀邦、赵紫阳体制所营造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国内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和著作，开始较客观公正地研究陈独秀的历史和思想。于是，在全国出现了持续至今的陈独秀研究热潮。在这两次「纪念六十周年」的活动中，广大学者包括不少其他著名人士，发出了恢复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建党中的历史地位的强烈呼声。

　　随后，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论证和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认知，并在各种媒体上得到反映。但是，1984年以后，随着这股热潮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陈学」终于成为一门「险学」，所受压力愈来愈大。研究阵营分裂，有些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近几年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关于陈独秀的托派问题

　　陈独秀被扣上「反革命」等罪名，主要是他1929年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引起的。那么陈独秀在托派期间到底进行了甚么「托派活动」？当局至今绝对封锁。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陈在1929年以后的历史真相是被人为掩盖的，最原始的历史资料在1952年12月23日全国托派大逮捕后被全面清查和封锁。文革中，这些资料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在收集整理这些资料后，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刊登在极有影响的史学杂志《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1989年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陈独秀后期历史和思想的真实状况，特别是他与共产党、国民党、托派的关系、矛盾和斗争，引起很大反响。文章较客观地展示了陈独秀在这个时期在各党派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和反对中共左倾错误的思想、主张党内民主甚至容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以及在各种势力的威胁利诱和打击迫害中，始终保持「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风亮节。文章认为他与中共的矛盾是属于革命阵营内部路线和策略上的分歧。虽然，他反对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当时看来是错误的，但他对中共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发展，会被「农民意识化」的警告，却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伟大的预言。以此，文章实际上推翻了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是「反革命」的莫须有罪名。与此同时，与陈独秀后期历史有密切关系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80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郑超麟回忆录》、《双山回忆录》（1980年人民出版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内部发行）也相继问世，印证了唐的观点。

　　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极左的理论，主张1927年中共失败后，中国下一次革命应该在夺取政权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同时完成消灭封建地主、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所以，被称为「一次革命论」；但其闪光的思想是主张党内民主，容许党内反对派的存在。所以，唐宝林认为陈独秀转向托派是「误入歧途」。因为他的一生思想特点比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主张建立民主制度，发展私营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反对斯大林式的残暴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晚年觉悟到马列主义不适合俄国，自然也不适合中国，并主张对马、列、托的理论重新估价。另一位学者王观泉1996年在台湾出版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一书，则用明确的标题称陈独秀转向托派是「走上另一条革命之路」。

　　但是，198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第十三号文件《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称：

              陈独秀自1929年因与托派勾结，成立反
       党组织，并拒绝党中央对他再三劝告，而被
       开除出党。……以后甚至公开撰文诋毁我党
       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则当然不能为他被开除
       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
       党内人物。

　　于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每次发出的禁令，都把真实反映陈独秀历史真相并给予高度评价的研陈著作放在第一位。例如1988年6月6日发出的《新闻出版署重申几类需经专项申报的选题的通知》中指出：

              涉及党史上陈独秀、王明、张国焘一类
       人物的，地方出版社先报本省（区、直辖
       市）党委宣传部审批，中央级出版社先报各
       自主管部委审批，遇有把握不准的问题，提
       出自己意见，再报中央宣传部转中央党史研
       究室审批……并抄报我署。未经申报并得到
       批准的上述选题，一律不得出版。

　　而真正按此规定上报审批的，较为客观公正而与传统观念有抵触的著作，一般都不予出版。最典型的就是王观泉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大陆先后有三家出版社与作者签订了出版合同，但都被审批者「枪毙」。第三次审批时，中央党史研究室交给一位对陈独秀毫无研究的人审批，最后竟写出令作者哭笑不得的连陈独秀ABC都不懂的修改理由。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用小标题「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对陈独秀转向托派，不加分析地一味批判，不承认其有合理内核。

　　中宣部十三号文件、出版署的通知和中央党研室的「新党史」，在陈转向托派问题上，实际依然坚守传统的全盘否定的观点，虽然不再用「反革命」这个词。因为，1991年新版《毛选》的注释，在事实和强大的舆论面前，已经明确把原来的「托派即汉奸、反革命」的定性，改为：「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在上述双方激烈斗争的时候，1999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大传》（任建树著），代表了另一种被称为「稳健派」的学者，采取了模糊态度：「陈独秀这个人只要他认为认准了的事，他会毫无顾忌地去做。……历史业已证明，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大事，他都是认准了的。而这次他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认准了没有呢？」他把答案扔给了读者。



                   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这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和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作的结论。后一决议这样写道：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个时
       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
       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
       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
       产国际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
       革命终于失败了」。

　　1991年苏联瓦解，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1997、1998年，这套档案中1920-27年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也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在中国学术界立即引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研究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和唐宝林，先后利用这套档案发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和〈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长篇论文，彻底否定了统治中国几十年的传统观念。后文认为：1923-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的，它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己的责任、文过饰非的产物。

　　但是，中央党研室写的新党史，无视他们自己翻译的莫斯科秘档和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所揭示的在危急时刻陈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而被莫斯科拒绝后，不得不违心执行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联共及共产国际路线的事实，坚持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庸俗哲学，不仅在新党史中设置一节小标题「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而且在大革命失败的结论中写道：「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毛泽东语），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撰写该书的主持者、中央党研室副主任石仲泉在《百年潮》2002年第10期，向记者吹嘘他们放弃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保留「右倾机会主义」是一个重大突破时，唐宝林撰写了〈分歧已经摆明，让历史去评判──就石仲泉先生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摆摆我们的观点〉（刊登在陈独秀研究会会刊《简报》总第31、32期）上，进行了全面的驳斥，引起了极大反响，但却又再成了「犯上」之罪。

　　1999年5月出版的《陈独秀大传》，虽然在销售宣传中说该书引用了新公布的莫斯科秘档，实际上由于时间仓促，只是蜻蜓点水，没有用多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观念还是旧的，如在当时土地革命等问题上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经过了几度的争论，多次的犹豫动摇，终于一起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而书末以「附录」的形式登载作者一篇旧文，最后一页是以这样的文字结束：

              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说共产国际对
       中国革命的的政策……都「是完全正确
       的」。问题是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的极大
       的错误」。陈独秀说他「忠实地执行了国际
       领导者」的政策……。其实「完全」的说法
       并不完全，「忠实」之谈也不忠实。陈独秀
       同国际领导人在某些观点上可谓是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有些意见共产国际是正确
       的，陈独秀没有执行或执行不力；再说陈独
       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并非都是同国际有
       牵连的。但无论如何，采取这种上推下卸的
       态度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可见各打五十大板，「中庸」到家了。

　　由于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坚持求真求实研究陈独秀的历史和思想，1993年10月创刊的会刊（唐宝林主编）为全国学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资料和成果的平台，并且经常提供难觅而珍贵的资料和新鲜、尖锐、深刻的观点，特别敢于顶住阻力，坚持实事求是恢复陈独秀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严正批驳过去强加于陈独秀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大力宣传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很快受到全国乃至海外学者的广泛欢迎。于是，一个原来并不为人注意的小小的民间学术团体，依托其会刊，顶住愈来愈大的风险，把这股「陈独秀热」，一浪高于一浪地持续推向前进。其交纳会费、自动捐款而加入研究会的会员，迅速从开始时的37人，发展到2003年的675人。这些人中，除了一部分过去在肃托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现在还未得到平反的冤主之外，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一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满腔热情为「民主中国」而斗争、解放后在一系列「专政运动」中饱受困惑和折磨、改革开放后又猛醒、重新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而燃烧晚霞的「两头真」干部。终于，这个陈研会不被容忍，于2003年11月4日，在不给丝毫理由的情况下，被突然「撤销」。但是，这股求真求实的「陈独秀热」却是无法镇压下去的，目前正在向纵深发展。


　　注释：

　　①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页38、54。




                                                       唐宝林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05年2月号  总第八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