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中国历史所需要的国民党，乃是适合于世界革命大潮中中国民族革命要求之整个的革命党，不但非革命的普通政党不合这个需要，即革命的国民党中夹杂一派游移的右倾分子，亦是中国革命进行之极大的障碍。

       中国国民党之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他的政纲，他的行动，都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辛亥革命后改称国民党时，遂丧失其革命性，其唯一原因，乃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开始厌弃革命，遂反映到国民党中，发生了背叛革命的右派，他们的声势非常之大，几乎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左派失掉领袖的地位。这时国民党的总理，名义上虽然是孙中山，实际上乃是右派领袖宋教仁；中山先生看见这班右派，在组织上已附和官僚派“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口号，在政纲上已抛弃三民主义的要求，便发愤不过问党务，几乎不把国民党当作他自己的党。袁世凯得势，革命完全失散，中山先生乃决心排除那些右派，另组中华革命党；及袁氏死，广州南方政府再成立，复称中国国民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这期间的全党党员，在形式上都服从中山先生而听其指挥。其后因欧战中中国工业发展及俄国革命的影响，中国民族运动潮流不但高涨起来，而且新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生力军，使中国民族运动增加了新的意义：不但反对国内军阀，而且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且反对为帝国主义作走狗的奸商买办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主张要贯彻民族解放的完全目的，革命到底。这一民族运动的新趋势遂反映到国民党中，使国民党分为彻底革命和背叛革命之左右两派。这次右派声势之大，较过去宋教仁所领导的右派有过之无不及，其与左派之冲突决裂也更剧烈，其所表现之阶级的背景也更明显。此次右派分子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致的，所以右派也不是整个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前后，冯自由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六年正月）前后，戴季陶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前一个右派，他们不但口头上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事实上勾结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魏邦平，以反对共产党为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又请求吴佩孚出兵讨伐赤化的国民军，又纠合所有的反动分子组织反赤大联合，目的在借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力量，扑灭他们的仇敌——全中国各种革命的势力；这班人已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反革命派，不应称为国民党右派，因为国民党无论左派右派，都不能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后一个右派，即新右派，他们不但要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们以为左派联俄联共政策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而要加以修正，这是他们和左派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这是他们和反革命派不同的地方；他们这种中间的态度，有时是革命的，有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了革命。他们这种态度与思想，如果在一切实际行动上果然坚守得住，也还有一半令人可敬；可是在事实上，这一新右派只算是少数人一种理想，还未能形成独立的一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组织上在行动上，并未能坚守他们的态度与思想和前一个右派即反革命派分开，虽然他们的领袖屡次表示不赞成左派同时也不赞成反革命派。现在我们可以略举新右派和反革命派未能分开的几件事实：第一，在组织上，他们的领袖季陶、孙科、伍朝枢虽然加入了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山东、江西、广州、徐州的右派党员及北京的一部分右派虽然和左派在一个组织；而西山会议及由此会议产生的上海中央总部，以至现在他们所召集的第二次大会，都是和反革命派合作的，在重庆、安庆、芜湖、南京、上海等市及江苏、浙江两省，他们都联合反革命派，另立和左派分离的组织。在行动上，这一新右派之发端，谁也知道是利用戴季陶的理论来号召的，照常情应该奉戴季陶为指导者，然而一开幕他们即勾结反革命派毒打戴季陶，捆绑戴季陶，幽囚戴季陶，使之狼狈南归，不敢出席西山会议，并至今不愿参加他们的工作，只这一件事，已经充分说明戴季陶等少数人所理想的新右派并未形成事实，大部分还是反革命派因利乘便在当中冒名作祟，所以现在这一新右派的领袖，不但戴季陶睡在湖州潜园叹气，即叶楚伧、邵元仲也不得不取了消极态度；有全国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是他们由戴季陶理论的暗示而发生，实际上他们并不研究孙文主义，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都被反革命派占据了当做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左派之工具；居正参加上海的反赤大联合，覃振派人联络赵恒惕谋倒长沙的左派党部，南京及武汉的右派党员们，都在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狂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捕拿共产党，象这些行动，更是出乎右派领袖们屡次所宣布的态度与思想之外，完全是反革命。

       因此，我们所以敢说现在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还未能离开反革命派而独立自成一派。将来或者竟能自成一派，或者一部分变成左派一部分老实回到反革命派，此时虽不可知，而和反革命派混合的现状，大概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他们自成一派，而且很有力量，无论和左派在同一个组织与否，都是中国民族革命之障碍；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是他的阶级性，不独中国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中国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国民党，以富有这个阶级性的成分越少越好。




              1926年4月3日《向导》周报第一四八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