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最近的主张

       孙传芳平日的态度，仿佛是注重实行，不屑多说空话，即是不肯发表主张；可是最近他却也发表主张了，且正式的发表主张了，他所发表的主张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三件：（一）是江日两通电；（二）是五日在总商会关于淞沪商埠市政之演说；（三）是六日在交涉署招待外宾之演说。

       江日两个通电，一是主张颜惠庆摄阁，一是声明保境息民政策。孙氏向来表示护法而不护宪法，现在江电说：“依曹公通电恢复十三年十月之颜惠庆摄政内阁”，则分明是拥护宪法了。孙氏主张何以有此变化？不用说是反对奉天和迎合吴佩孚两个动机凑合而成的。因为反对奉天，遂不惜牺牲自己的主张而附和吴佩孚，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孙氏向抱江、浙、皖、赣、闽五省门罗主义，现在保境息民的江电又说：“窃愿划境以自安；数月以来，迭电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皆本息事宁人之旨，为保境息民之故……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随我农桑，扰我商贾，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这电为何方面而发，对山东奉军，对吴佩孚，对广州国民政府，或兼对上述各方面，我们都不必深究这些；我们所要质问孙传芳的是：唐生智并未曾犯江西，而江西竟出兵攻湖南，这是否划境自安，是否息事宁人，是否保境安民？或者有人特别原谅孙传芳，以为他在名义上虽是五省联军总司令，而事实上无权过问江西之事；如果是这样，将来国民政府北伐军开到江西的时候，则孙氏便应该免开尊口，说什么“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这一派的官话了！又孙氏在总商会演说也说：“前日广东代表至鄙人处接洽，鄙人告以南征北伐均属无益，鄙人敢担保五省以内，决不愿举兵南侵。”可是事实上江西确已举兵帮助吴佩孚南征了，孙氏的担保怎么样？并且孙氏又能够担保，福建不受吴佩孚命令举兵攻粤吗？在实际上孙氏既然不能支配五省，便不应轻于开口，说什么担保五省以内怎样怎样像煞有介事的话。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

                  ＊                    ＊                    ＊

       孙传芳对于上海市政的主张，我们可以在他的演说中指出几个要点。他说：“现在上海设一个机关，把地方的行政集中在一处。”又说：“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当局的人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实力，换而言之，按现在的情形，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又说：“对于地方人士的首领，我们不能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能不使他们知道商埠督办公署的内容，所以设一个参议会，代表各区的人民。”又说：“暂时以淞沪警察厅所管辖的区域，加上浦东淞沪警察厅第三区第一分区与第四分区中间原属上海县管辖的地方，为淞沪商埠的区域。”又说：“模范市的市民，是要预备将来做一等国的国民的，不是容易当的，是要出钱买来的。单就南市闸北两处讲，一百万块钱一年，是万不能够用的。……所以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以后，原来有市政的地方，旧税要积极的整顿，旧税以外，还要筹办捐税，原来没有市政的地方，得照闸北、南市的办法，一律纳税。”这就是他对于上海市政之具体的主张，其余若筑路卫生，改良市政，收回租界的预备，以至所谓“真正的自治邦”、“理想的大上海”，我们只好看做菩萨庙的签，灵验与否，不须留意。在这些具体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几个要点是：（一）淞沪商埠的区域，是北至吴淞，南至龙华，东包浦东，西画沪西，除了中间的租界，都在他管辖之下；（二）交涉署道尹署警厅虽仍属省行政而非商埠公署之直辖机关，但同时两署厅的长官都兼任商埠公署处长，事实上已将所有地方的行政权都集中在离埠公署，已渐渐形成一个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了；(三）在这半独立的上海政府之下，据他说：闸北、浦东、吴淞、沪西四区的市政，暂时官办民督，南市一区则民办官督，总而言之，都“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四）所谓参议会，只是地方人士首领对于商埠公署顾问的机关；（五）就是要整顿旧税，筹办新税。

       就这几个要点看来，如果他真心欢迎人民批评，我们便不妨批评一下。我们现在的批评，并不是故意拿高调来反对孙传芳或丁文江，乃是批评他的主张是否如他所说：“实际上是参酌目前的政局，上海的情形，比较的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第一，他把大上海的根基，不建筑在市民的权力上面，而建筑在当局者政治上的实力上面，主张非官办不可；殊不知参酌目前的政局，所谓政治上的实力，能保三五年甚至三五个月不发生变动吗？市民的权力，现在固然还很弱，而他的寿命却比官厅政治上的实力长得多；想拿这种短命的实力来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这根基实在太不牢固了！第二，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岁入，其主要税收，在一九二三年已超过五百万两（内计：地税一五〇五〇〇〇两，市政捐三一四二〇〇〇两，码头捐四二七〇〇〇两）；上海市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五区，比公共租界，地面至少要大四倍，人口至少要多一倍半，而岁入只有其十分之一；其所以如此，乃因为上海租界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输出原料输入制品之最大市场，亦即他们掠夺四万万中国人之中心枢纽。所以上海租界有如此物力，直接上虽是租界居民所负担，其实间接上乃是帝国主义者掠去全中国四万万人血汗之余沥所造成；这种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关系若不改变，照现在上海的情形，而想在租界以外的上海市，诛求和租界同样的税收，办理和租界同样的市政，并由此法而收回租界，这岂非和封神榜、西游记是同等的幻想！第三，即让一万步，承认他是比较的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可是他一面要整顿旧税筹备新税，一面只主张非官办不可，而不肯赏给纳税人一点参政权，这种最可实行的办法，将来实行起来，不无小小困难罢！最近纸烟捐的风潮，就是一例。在这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之下，不说普选的市民议会了，就是现有之少数绅士的市议会，他也似乎不屑齿及，他所要的参议会，只有地方人士首领能够参加；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纳税出捐的人，小商人工人占最大多数，那地方人士首领是些什么人，又能够代表什么人的意见呢？我们并不否认市民纳税义务，可是，“不得参政权不纳税”，不能说这是赤化过激的口号罢！并且现在租界上的外国政府连纳税华人的参政权都不肯承认；同时，本国的上海市政府也是这样对待市民，大约中外官厅的贵人们，都一致觉得中国人是“只应纳税不能参政”的贱民！

                  ＊                    ＊                    ＊

       孙氏在交涉署招待外宾所说的话，有一部分是我们所懂得的，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够懂得的。他说：“我更可以老实的对诸君说，我们中国人（他忘记了刘华也是中国人！）自然不能忘记租界是中国的领土。”他说：“推广租界，始终不能得到中国人的同意，我并且敢说，将来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的同意。”他说：“外国人保护是要保护的，但是一切的市税，到今不曾担任分文，这种情形，是公道的吗？是可以长久的吗？”这些说话，我们都懂得。我们所不懂得的，是他说：“凡有条约上外国人的权利，我们在条约没有废除以前，当然要尊重的。”这便是段祺瑞“外崇国信”的主张！他说：“以友谊的态度来交涉，希望在最短期时间以内，想法子把多年的悬案，逐一来解决了。诸君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们设商埠督办公署，不但不是来反对外国人的，而且是要尽量的同外国人合作。……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了以后，也要尽力来想法子，用坦白的手段，友谊的态度，来同诸君切实的磋商。”孙氏大概忘了中国官厅以友谊的（或者还是奴谊的）态度对外交涉，已经八十余年，并非梁启超、丁文江等在五卅运动中之新发明；并且外国人都早已知道以友谊的态度尽量的与外人合作来对付中国人民，本是中国官之特长，似乎不用孙氏再向外国人郑重声明了。况且外人也一向是以友谊的态度与中国合作，例如他们替我们掌管海关、盐税，替我们驻兵京、津、沽、沪、汉，替我们司法裁判，尤其是上海的会审公堂，是中外官厅模范的友谊合作！他说：“近许多年来，租界里面的人口，逐日的增加，于是外国人方面有扩充租界的提议，由外国人方面看起来，这种要求，原可以说有相当的理由的。……公共租界的当局，却用越界筑路的办法，来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了。”他竟这样承认外人扩充租界和越界筑路是为了解决人满问题，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野心，这和戴季陶承认帝国主义是“人口的增加，使各国人民感觉土地缺乏，为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扩张领土不可”的见地，是一样了。关于此问题之复杂的理论，此地不必多说，现在且举出几个事实问题，答覆他们的见地：近代帝国主义的法兰西，人口日渐减少，俄皇治下之西伯利亚一向地旷人稀，为什么他们也要扩充领土？上海法租界居民并不多，法新租界是因何理由扩充的？公共租界居民之密并无过于香港；静安寺路、戈登路、爱文义路中外居民住宅尚多系平房，并不像伦敦、纽约有无数层楼大厦，况且华界近年已有不少外人的住宅与工厂，当真有越界筑路和扩充租界以解决人满问题之必要吗？他们在上海把持会审公堂，难道也是因为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吗？总之：你们若说帝国主义的势力太强大，无论他们如何不说道理，此时我们都反抗不了，这话到算老实爽快；若强词曲说的附和他们，从没有道理之中说出道理来，这就大可不必！




            1926年5月22日《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