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样呢？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在第二点，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之幻想。在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澎涨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在第四点，国民政府之北伐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致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军之溃败，对农民致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若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则我们在野党应该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帝国主义者早已定下了吴、张分途讨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如此英吴日张分据南北，才能和缓他们当中的冲突；现在英吴对日张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则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无论对国民军作战胜败，都必得张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吴佩孚一回汉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这样危险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丝毫不容我们忽视。

       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将陷于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军正为此和军阀战争，也就是革命军和军阀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覆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1926年7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