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的信①（1929年10月26日）

中央政治局：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来源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的箝制与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必然是长期的现象；果然蒋、桂战争之后，继以蒋、冯冲突，现在这种冲突更加扩大，一方面是倒蒋派的军事行动，在北方是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冯玉祥、段其［祺］瑞、张宗昌、张学良、安福系等代表官僚买办银行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南方是以改组派为中心的张发奎、俞作柏、方振武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打倒蒋介石的独裁。另一方面是代表南方买办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挟中央政府军权和中央党权来讨伐“背叛中央，破坏编遣”的人们。这次冲突以至爆发战争的原因和前途，以及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站在自己阶级的观点上，对此次战争应取如何的态度及政策，亦即当面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有以下的意见。



                     一、战争的原因及其前途

       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深入了普遍了全中国，甚至僻远的农村都必须依赖市场，它们利用关税制度，以巨量的廉价商品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的中国简单的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中国本国的工业资本未能自由发展到统一全国的阶段；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以形成并巩固统一全国的统治；因此，目前的南京政府还未能以东南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为中心力量支配全中国；因此，旧时的军事系统得以结合并代表各地方的资产阶级的势力，相互争取支配全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便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关系，做其直接代理人。

       中央为掩饰其政治路线破产（在蒋、桂战争时所暴露出来的），最近的通告仍然牵强附会的说：“战争是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现在的战争里面仍然反映着阶级的矛盾”。像这样的分析，显然是错误的，不但买办是资产阶级更接近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在的地主是资产阶级最保守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剥削农民的方式仍袭用封建陈法，而它们（买办、地主）都已经不是和资产阶级对抗的一阶级，所以它们在经济上都没有和资产阶级根本对抗的不同政纲；并且由中央自己在另一政治报告中也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分析取消了：“在反蒋与蒋系的两个军阀的营垒中都有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力量”。（《布》报第十期第五页）

       帝国主义者为伸张其在中国的支配力量，除了箝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要操纵利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此次反蒋冲突中，很明显的要利用这个冲突，一面援助北方反蒋派以巩固它在中国北方的势力圈，一面要挟南京政府开始订约谈判，以便获得最惠国的待遇，并逼迫南京政府通令取消检查日货。但这决不能像中央所说：“帝国主义间在中国相互冲突，这是中国军阀战争之最根本的动力，蒋与反蒋的战争，完全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所促成。”甚至机械的说：北方张、阎、冯是代表日本，南方桂系与改组派代表英国，蒋代表美国，这中间又“确有英日联合对美的趋势”。（《布》报第十期第五页）这种机械的见解已屡次发布于党的文件中，而屡次由事实证明其不确实，这也是中央根本路线破产之一端。假如说中国之不能统一，根本是由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我们是无异议的。假如说军阀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那末，蒋介石打败了桂系就是在中国推翻了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蒋介石二次北伐成功就是打破了日本的势力；这岂非滑稽之至！事实是这样：各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除涉及地方利益需要直接支配当地的政府外，总的方面，它们都要争着挟持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权，以巩固并伸张其势力，同时，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南京政府，自然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只有在“各个投降”的政策之下过它的生活，只有站在这样的观察上，才可以解释南京政府自解决宁案以来的外交政策及各帝国主义对它的态度。

       由于我党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造成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结果，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外，国内问题什么也不曾解决，资产阶级不但不敢丝毫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之更加巩固。中国整个的资产阶级生产力既无法脱离帝国主义的箝制，除加紧剥削下层民众外，只有相互牺牲别省别系的资产阶级各求自己的发展。这次战争以及从前的蒋、桂战争和将来的战争，都是各地各派资产阶级相互冲突的最高表现，决不是什么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军阀混战”。同时，因为工农的暴动与反抗，资产阶级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军事独裁来镇压，现时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军事独裁，都正合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它们在现状下唯一可能的形式，否则它们便无法统治这些几千百万被压迫剥削的饥寒奴隶，维持它们榨取剩余价值的来源。这种军事独裁，虽然足以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且有些部分的资产阶级也感觉不便，因为它有时也侵犯到资产阶级个人的自由或增加负担，但是它们为维持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各派资产阶级（无论买办、官僚、地主、银行家、工商业资本家等）都一致忍受军事独裁，而不计及有所不便，所以此次战争的前途，以及将来资产阶级内部各派战争的前途，无论此起彼仆至如何形势，它们依赖帝国主义的卵翼和以军事独裁压迫剥削民众，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中国的下层民众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惨受帝国主义及本国的军事独裁两重压迫剥削的痛苦呻吟，也是不会解放的。



                       二、我们党的当面任务

       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军事独裁之下，一切下层群众所深深感受的是：

       1．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日益横暴（例如济南铁□事件）。

       2．内战继续涂炭人民。

       3．军权党权双管齐下的蹂躏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自由，以军法代替法律，任意逮捕枪杀人民。

       4．一切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及滥发公债票。

       5．米价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日益腾贵。

       6．因不断的内战，水利废弛，引起广大区域不断的灾荒（全国没有饭吃的灾民多至五千七百余万）。

       7．工人工作时间增多，实际工资日渐减少。

       8．农民耕地不足，尤其是高利债迫之无以为生。

       这一切都使民众很敏锐的感觉着，但一时在政治上找不着适当的出路，无产阶级始而因过去机会主义的领导，使它们附属于资产阶级，未看清自己的任务与前途，继而又受着盲动主义的摧残，目前也陷于无出路的状态，一切斗争都感觉得没有办法，一般小资产阶级自然不免跟着改组派作大资产阶级的工具。

       我们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整个的无产阶级，同时也代表各下层阶级被压迫剥削的民众，即全国大多数的民众应该即时出来站在它们的前面，大声疾呼的唤醒因战争而有了初步惊觉的群众，以影响更广大的群众，指出它们一切痛苦的来源：即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军事独裁之剥削与压迫，并指出改组派的军事投机和改良欺骗，只是为它们自己争夺政权，断然不是为广大群众的利益领导群众向它们的国民党政府奋斗，更应该指出它们所号召的重新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这分明是为了它们党内的斗争，丝毫与民众无关；我们的党应该向民众指出目前适当的政治出路，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独裁，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必如此才能免掉层出不已的战祸，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这就是我们党目前的当面任务。

       你们一听见“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必然很高兴的大喊：这是“取消派”，这是“降低口号”，这是“机会主义”！如果你们真是这样喊，这不但说明中国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没有认识实际事变的能力，没有努力实现的政治斗争之决心，只是滥用抽象名词骂人；并且证实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指导之破产，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遂至陷中国党在目前现实的政治斗争上无出路，六大总的政治口号，只是工农民主的苏维埃，总的政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既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做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的回声，群众不是无意识的木石，可以由我们任意舍取，没有总的政治口号和现实的政治斗争，决不能够争取比较广大的群众。自从六大到如今，这种弱点已由事实一天天暴露出来，中央天天命令同志上街示威（实际是示弱），也不能激动一个群众争取一个群众，眼看着济南事变就这样安然过去了，蒋、桂及蒋、冯战争也都这样安然过去了，现在又要老调重唱一遍。只因我们的党没有适合目前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坐视资产阶级的军阀战争及其他有利革命运动的事变如流水一般一次一次的空过，不能号召一次群众的现实的政治斗争，不能争得一点群众。共产主义者不是一个蠢才，只是眼望着那最后的目的！假使是这样，那就一点也用不着什么目前最小政纲，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便够了，还要向资产阶级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加资、减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等做什么？

       当然，我们提出国民会议是附有条件的，当然要反对政府官僚的操纵把持，同时我们要在这一运动中试验我们的最小政纲（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反对帝国主义等）。假使有人相信国民会议能以照我们所附的条件完满实现并接受我们的要求，那不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并且是一个蠢オ！问题是这样：统治阶级之专横腐败无能力，已显然暴露于民众之前，它们内部不断的冲突破裂，尤其是此次战争渐渐打破了民众对它们的幻想，全国大多数民众对于现状不满是一致的，都正在寻找政治的出路，惟革命领导的无产阶级，在上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犹未回复其创伤与元气，目前犹未具有能力及决心和统治阶级作最后的斗争；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它们提出它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口号，指示它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方能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这些证明，都必须是群众自身在这些实际斗争的经验中，才能真实瞭解，单靠我们的宣传是万万不够的。所以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已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时，尚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直到政权获得后尚参加其选举。

       现在的中央，对于此次战争及整个的目前政策是说：“我们对于这样反革命的战争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的路线，就要使战争的两方通通失败，革命的势力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是我们中心的宣传口号，必须使这一口号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使广大群众瞭解只有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然后才能永远消灭军阀战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以反军阀战争的一切部分的斗争……渐次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之总的斗争。”（中央第四十九号通告）列宁说过：“即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既已充分醒觉，单是先锋队不能够得到胜利，非至一般民众即全无产阶级直接支持先锋队，或至少采取好意的中立态度，先锋队若取最后行动，乃是无谋之紊。要使一般民众取态度，单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不使它们自身有了直接的政治经验是不行的。”(《左派幼稚病》）你们现在反对用“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推动群众的现实政治斗争，以走到武装暴动，而企图靠宣传群众的力量来根本推翻国民党统治消灭军阀战争，这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在目前没有群众的革命高潮时期，并还没有群众的初步政治斗争，马上提出“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以群众革命的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这样的口号，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一声也不响！所以你们自己也说：“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所以‘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只是宣传的口号，发动群众的行动，必须提出许多部分的口号……”（同上通告）所谓部分的口号如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反对运兵，反对增加工作时间，像这些零碎的消极的没有气力的口号，当然不能代替积极的总的政治口号，没有积极的总的政治口号，只是这些消极的零碎斗争，又如何能够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这样大的革命斗争呢？如果群众问我们的党对付目前战争之总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是什么，你们只好回答说：“马上”还没有！

       你们对此次战争究竟有不有政策呢？我们知道是有的，是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是盲动主义的政策，即是以命令强迫和说谎欺骗两个方法同时并进，使同志到街上示威；自“五卅”到现在，这种不断的没有群众孤露的党员示威，除了日益脱离群众日益削弱党的力量之外，没有丝毫影响，你们自己此时也感觉到你们的群众运动破产，不得不采用第二个政策来救急。第二个是机会主义的政策，你们口里说的是失败主义，手里做的是军事投机，即是鬼鬼祟祟的和改组派的军事长官俞作柏、石友三、刘珍年等勾结，甚至派人去劝屠杀湖南农民的李明灏到广西帮助俞作柏，这是什么失败主义！这分明是替改组派军官做走狗，说得最好听，也不过是企图恢复已经破产的阶级联盟。你们大概也感觉到这样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受不起同志们的批评，遂藉口“时局紧张”，滥用中央威权，箝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对于政治意见不同的党员，无理由的发狂的阻止其发表意见，并且超越党的组织路线即不征求支部的意见，不顾支部的异议，悍然由上级机关任意开除和中央政治意见不同的党员，以掩饰自己完全破产的政治路线，以保全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这就是你们的第三个政策。由你们的这三个政策领导党，将要把党领导到那里去？！

       托洛茨基同志在去年十月所作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之中国问题》中说：“中国革命的领导路线，有机会主义的公开妥协形势（一九二四—二七），于一九二七年年底，突然转变到冒险主义方面，广州暴动以后，它又厌恶盲动主义，转变到第三阶段，即俄国某时期所称为‘哀的美敦书主义’和‘召还主义’（这两派是一九〇八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派，它们当时反对参加国会，反对一切公开的合法运动——译者），这是一种最坏的极左倾向，而且最得不到结果，它只是企图将旧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空洞而无丝毫行动的激烈主义结合在一起”。你们此时一面进行军事投机，秘密的与国民党军阀勾结，帮助军阀战争；一面又大喊“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完全忽视了动员群众参加公开的政治斗争之正确的口号（“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这不啻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先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不幸的是一九〇八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把那些哀的美敦书派和召还派一个一个的开除了，而一九二九年中国的哀的美敦书派和召还派反而一个一个的开除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谠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




                                                       独秀

                                                       述之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

①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认为这封信与10月10日的信是“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脱洛斯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553页）。《红旗》第57期《论陈独秀》一文“公开宣布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中国革命的变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