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线——答民杰及小陈两同志

       最近我们当中，因为讨论“抗日救国”口号的问题，发展到“革命的民众政权”口号的问题最后又发展到“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不是民杰及陈同志有意把问题扩大或节外生枝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们对于民主口号的态度根本有他们的整个路线，他们的路线是：

       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机关。

       “召集国民会议而实现民众政权”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权。

       “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然成为无产阶级在反对阶段——两个革命过渡期中走上政治斗争最可怕的绞绳！

       “国家政权”不是国民会议可以建立起来的。

       仁静同志和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以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并未解决民主任务，因而第三次革命是以民主要求为开始”，因而革命初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这是］仁静同志……错误百出的分析。

       “动摇而且推翻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这“在民主口号之下”可以发动起来吗？此时民主任务虽未完成，但政权已经转移……民主革命已经完结，再来的革命只有社会主义革命。以上是陈同志的意见。

       若果说：“经过”资产阶级所御用的“抗日救国会”或“国民会议”来“实现”所谓“革命的民众政权”，那末这种政权，仍旧是“资产阶级的专政”。

       如果承认所谓“革命的民众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别号，不但在目下要提出尚非其时，而且也只有列尔士的“鸡蛋哲学”之逻辑的发展才可以得到说明。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靠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势之“国民会议”而“实现”，而是发生和发展于在“资产阶级专政”相对抗的革命斗争中之群众组织（如：赤色工会、贫农协会、罢工委员会等）非资产阶级所御用的机关中，只有用这些革命斗争的一切力量，来“消竭资产阶级之民主主义的源泉”，最后冲破“国民会议”，倾覆虚伪的“民主之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之后才完成”。

       由“资产阶级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依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只有“经过暴力”……总而言之，“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最后毁灭“国民会议”来完成，并非“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以上是民杰同志的意见。

       这一左倾的路线和斯大林派有一个共同点，即是鄙视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少也不把它看做是一个革命的口号，不愿意为它的实现而奋斗，有机会还要向它放冷箭，因为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机关，它只能实现资产阶级政权，于是无产阶级若是为实现国民会议而奋斗，便无异于为巩固或改良资产阶级政权而奋斗。对于国民会议这种定命论即国民会议（或抗日救国会）定命的只能为资产阶级所御用，而不能为无产阶级所御用，自然要否定“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了。那么，将经过什么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呢？

       拟陈同志的答复是：“再来的革命，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并且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第三次革命……将于开始时（注意——陈）就要坚决的动摇而且推翻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他和以前王文元同志一样，只看见“开始时”这三个字，而忽略了括弧中“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这十五个字。

       拟民杰同志的答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靠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国民会议”，而是靠“赤色工会、贫农协会、罢工委员会等”，“最后冲破国民会议”。照他这样说法，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号召工人贫农斗争中，不需要有什么总的政治口号，更不应该采用“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国民会议”口号。这一始终未被采用的国民会议口号，大可原璧送还卡笛科；或者拿这个不用“经过暴力”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国民会议”口号，只限于在反革命的阶段，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争自由的灰色运动。

       在反革命的阶段只能做做灰色运动，大约一向群众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和以革命政权代替反革命政权，就算是逾越了反革命阶段的政治斗争之“正轨”，这种和平改良主义的倾向，陈同志和民杰同志是一样。他们当然不是无政府工国主义者，但一谈到政权问题，陈同志便谆谆的教训我们：“目前是一个反革命的阶段，应是反对派对于现阶段之具体认识，亦即是目前政治斗争策略之出发点。”因此，他们的路很显明的是：在反革命的现阶段，无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与否，都只能做做不涉及国民党政权问题的灰色运动，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夺取政权，是将来革命阶段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多只好用在反革命阶段做做灰色运动；革命高潮一到来，马上便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便用不着什么国民会议的口号了。我以为这样整齐划一的阶段论者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即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革命的高潮是否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者会有何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替我们从反革命阶段走上革命阶段？或者他们现在还须秘而不宣，或者只有上帝知道！

       和这一阶段的路线对立的，就是国际左派反对派不断革命论的路线，如托洛斯基所说：这个斗争（指国民会议斗争）本身有如一个锥子凿入有产阶级结合的中间，使其发生裂痕，并以此扩大无产阶级活动的范围。(《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一四九页）

       民主主义不尽是幻想和欺骗，而且是历史的动力。（同书一五一页）

       形式的民主主义口号，不仅抓住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抓住广大的工人群众，使他们感觉有可能（根本上是幻想的）以自己的意志去抵制军阀、地主和资本家。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要在这个经验之上教育群众并领导群众前进。（同书一五三页）

       我们的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到专政，只是因为党以最大的毅力要求彻底的和无条件的实现民主主义口号和要求。（同书一六七页）

       在某一时代，民主主义问题，将不仅吸引农民，还要吸引工人，这件事情必须在我们领导之下进行。（本年一月八日来信）

       煽动工作须要宣传来完成，至少能使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了解，走向国民会议的道路，只有经过反对军事独裁的暴动和由民众来夺取政权的手段，才有可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答《我们的话》的信）

       不断革命论指出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在我们的时代直接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的任务置于议事日程，这就是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不断革命论》一四—一五页）。

       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完结自己的民主革命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极重要的特点……在殖民地国家，因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同书一四〇页此条及上条均依仁静同志的译文）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自限于民主政纲，他将不得不跳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自传》)

       苏联由民主主义行为到社会主义行为的过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的。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由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过程，进行得将比俄国还要快些。(《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

       无产阶级先锋队，为民主口号斗争愈勇敢，坚决和会所顾惜……则在群众意识中，民主共和国和工人共和国愈快的成为一个东西。(《西班牙革命问题》)

       托洛斯基同志所指示的这个路线，很明显的认为民主口号，不但在反革命阶段用得着，即在革命阶段也用得着，并且它的重要性，还是在落后国家可以经过它由反革命阶段直接走到革命阶段，我个人绝对相信这个路线是正确的。

       我现在以十二万分的诚恳，要求每个同志拿出相当时间细心的把这两个路线比较研究一下，以决定赞否。因为这是我们究竟是否左派反对派的根本问题之一。此外一切词句，那个不正确，那个更正确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值不得拿革命工作的宝贵光阴来热心讨论修辞学。如果我们不决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夺取政权，而决定须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夺取政权；如果我们不相信落后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引到无产阶级专政，然后由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而主张一开始就是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后再回过头来附带的解决民主任务，这种“把车子放在马前面”的办法将使中国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时期，推迟到世界革命成功以后。因为“若说现在的中国依现有的技术与经济的基础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跳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只有最无知识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作如此想”（托洛斯基）。在我们的时代，若有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和平发展到了相当时期，能够准备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这便是戴季陶混进了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队伍中！如果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例如在抗日救国或国民会议的斗争中，结成了比五卅运动中更大的力量，能够以暴力夺取政权，这时如果有人以为我们还没有苏维埃，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而出来主张慢点夺取政权，则这班迂腐先生，至多只能充当红色教授！

       我还以为如果有人企图在这两个路线之中，东摘几个名词，西下几句批评，来建立一个折衷路线，这也是徒然的，这只是表明他自己没有
路线。

       我认为“无产阶级在中国占民族中最少数量，它要把持政权，只有于自己的周围团结民族中最大多数人，即城市的乡村的贫农”，“所以在一般鼓动上使用”“革命的民众政权”或“民众的革命政权”这类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冲突，而只是“无产阶级与贫农政权”的一种通俗说法，决不能说他是和介于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在历史上有一定意义之术语相等。这样的通俗说法，并不如陈同志所说是我“一种新的理论上的论据”；在去年十二月第七期“无产者”上，我已经提出“以全权的国民会议为最高统治机关来代替国民党的训政与军事独裁”的口号，并且我更不应拿马克思和托洛斯基的说法，冒充做我的新发明。托洛斯基所说“由民众来夺取政权”这句话，上文已经引过。“民众革命”，马克思在写给 Kuyilmation 论巴黎公社的信中曾经用过，俄国的少数派也曾经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种话病，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上详加解释与辩护，他认为“大多数民众”“便是贫农群众和无产阶级自由联合”（详见《国家与革命》汉译本六一—六五页）。民杰同志硬指“民众政权”即“民主专政”——“工农民主专政”，于是连篇累牍的引用托洛斯基同志指斥“民主专政”的话来攻击仁静和我，这是侦探先生们栽赃捕人的办法！




                                                        十一月十六日

                 1931年11月28日《校内生活》第一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