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1946年3月6日）

              唐宝林按：1981年5月，我在某机关
       的“特别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没有署名的手
       稿，从内容看很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至
       少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证明了陈仲甫第一
       次用“独秀”笔名的时间和史实；二是披露了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动机和由来；三是
       解析了长期被中国政治界、学术界误会的陈
       独秀一篇重要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的真
       实内容（不是不爱国，而是为什么要爱国，
       爱什么样的国，怎样去爱国）。而且，从所
       引用的史料看，有些是作者向陈独秀的好友
       如汪孟邹等调查所得的活材料，特别珍贵；
       其笔迹，与《陈独秀传》（残稿）相同，于
       是我断定是郑超麟所作，后来写信给郑老，
       得到证实；是他在40年代收集材料写作《陈
       独秀传》的过程中写的一篇独立的文章，但
       一直没有机会发表。



       吴敬恒1925年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那篇长文内曾说：“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还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这话好像认为《甲寅》杂志是章、高、陈诸人的共同产物。其实，章士钊确是有权利“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的，无论就主张说，就文体说，就文字力量说，这杂志都可以盖上“章士钊”印记。

     《甲寅》杂志创办于1914年（民国三年），编辑和出版都在日本东京。《新民丛报》以后，《新青年》以前，要算它影响最大了。十一年后，章士钊追论当时创办杂志用意，说道：“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某执文字以为，爱约同人，轫之杂志。”民国五年，章炳麟也说：“二次革命既败，行严复东窜日本，知袁氏不可以争锋，始刊甲寅杂志，言不急切，欲时时牖启民主，以俟期会。”（以上引语均见1925年出版的甲寅周刊），可见，这是袁世凯反动下一种在野党刊物，但并非“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那时日本另有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名《民国杂志》），而且是站在中华革命党右方，主张“有容”，“不好同恶异”，“调和立国”等等的。经费从何出？创办人章士钊以外，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但知筹备时黄兴也参加，他当时站在中华革命党以外。章士钊后来论杂志名称说：“与克强议名，连不得当，愚介以其岁牒之，即名《甲寅》，当时莫不骇诧，以愚实主是志，名终得立。”

       杂志前数号撰文者，除“秋桐”、“无卯”为主编者笔名外，如渐生、秉心、重民、KS生、运臂、放鹤、梵音、六钧、怡云、无涯，都不知是谁。从第三号起，我们才认识了易白沙、张东荪、杨端之、蔡元培（CZY）、周鲠生、皮皓白、刘叔雅、李剑农。至于高一涵、李大钊诸人，则文字仅见于“论坛”和“通信”栏内。他们是投稿者，不是“社友”。所谓“始为甲寅，以文会友，获交二子，一李君守常，一高君是也”（见《甲寅》周刊第十五号）。小说撰写者知名的尚有苏子彀（墨鸾）、程演生（寂寞程生），以及胡适、易白沙，以下有名的人显然是后来加入的“社友”，不是共同发起《甲寅》的“同人”。

       高一涵不过是投稿者，那么陈独秀呢？在全部十六本《甲寅》中仅仅第四号有一篇文章署名“独秀”。我们再仔细寻求，则不过发现第二号有署名“CC生”的致章士钊之“私函”，第三、第五、第七号有署名“陈仲”的几首诗，第四号有署名“独秀山民”的《双秤记》及第七号有同样署名的《绛纱记序》而已。陈独秀在《甲寅》上的文字仅限于此了——倘若上述不知谁的笔名没有一个属于他的。可是，我们从那封私函得知他决不是发起“同人”之一，第四号以前决没有撰稿。第四号以后撰稿也决不会使用其他笔名的。那么，全部《甲寅》中陈独秀只发表过一篇正式论文了。

       但不从文字数量来说，而从内容和影响来说，则陈独秀和《甲寅》杂志确有密切关系，把人物与《甲寅》联想，读者确是不能忘记陈独秀的。

       首先，据我们知道，“独秀”这个笔名是第一次在《甲寅》杂志使用。怀宁陈乾生，字仲甫，1902年与秦毓銮、叶兰、冯自由等发起第一个留学生革命组织“中国青年会”时，还是以“乾生”为名，后来单名“仲”；1903年在上海编辑《国民日日报》时，笔名“由己”；1904年在芜湖编辑《安徽俗话报》时，除“由己”外，还署“三爱”、“仲子”等等。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上海编辑英文教科书，署名“CC生”，写给《甲寅》主编者章士钊的信还是署名“CC生”。直至同年秋天从上海到日本正式撰文给《甲寅》才开始用“独秀”或“独秀山民”的笔名。独秀山是怀宁县的主山，据说陈家有祖墓葬在山上。

       其次，那唯一的论文，好像一颗炸弹放在《甲寅》杂志中间，震动了全国论坛。那篇论文是本杂志之中唯一不与本杂志论调相调和的文字。他以违反《甲寅》的论调，去同《甲寅》发生密切的关系。《甲寅》在陈独秀思想发展上是一个重要的环，他开始从政治的改革又走向更深刻的文化的社会的改革了。

       少年陈独秀自我意识的觉醒恰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其改革运动差不多同时的。五十多年前（《甲寅》杂志出版前二十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本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改变传统的政治形式，而且要改变传统的制度、礼俗、宗教、道德、文化、思想、文字、诗歌等。总而言之，它要拿西方的一切，来代替东方的封建的即前资本主义的一切。这运动开始三年后，未满二十岁的陈独秀就被吸引而积极参加成为很活动的一员。但不多久，政治事变紧张起来，政治的改革吸引了一切力量而渐渐把其他的改革推到舞台后面去。运动愈扩大，改革的范围愈缩小而集中于政治，最后甚至集中于“排满”和“起义”两个意义上面。人们疏忽了其他方面的改革。不仅如此，为了加强排满观念，以啬起义力量原故，人们甚至与运动初期相反，去赞美中国旧的传统而走上保存国粹的道路。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陈独秀从加入改革运动以来就随着运动的主流前进；他离开了主张改良的保存皇帝的维新党而走向主张革命的驱逐满族的革命党；他投身在联络会党、游说新军、武装暴动的行动里面；他参加安徽光复的工作，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占据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最后他分担了革命失败的命运而过着亡命的生活。这一切是如此自然，以致他同当时无量数的志士一般，虽不落在他人后面，但也没有表现什么为他人所不及的特色。

       失败和亡命给了他以闲暇，以思考的时间，让他从容考虑更深刻的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没有特别表现的志士所以成为后来的洪水猛兽，就是此次思考的结果。《甲寅》杂志恰好给他机会，让他把初步的结论发挥出来了。

       第二号通信栏发表的本是他写给章士钊的“私函”，但已使得主编者重视，不忍不发表出来了。现在全抄如下：

                    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

       记者足下：

              得手书，知暂缓欧洲之行，从事月刊，
       此举亦大佳。但不识能否持久耳。国政剧
       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政治
       教育之名词，几耳无闻而目无见。仆本拟闭
       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
       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杂志销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
       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甲寅
       杂志》之命运，不知将来何如也？……自国
       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
       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
       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
       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
       望，外人之分割耳。……仆急欲习世界语，
       为后日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
       否？东京当不乏此种书，用英文解释者益好
       也。

                                                                  CC生白


       章士钊在此信后附了按语，字数几乎同原信一般多，现在也全抄在下面：

              捧书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应公诸
       读者，然以了了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
       态，愚执笔终日，竟不能为是言。足下无意
       言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
       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
       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国人唯一希望
       在外人之分割，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
       至甲寅杂志，当与国运同其长短，己身无所
       谓运命也。有友鲁莽不文，贻愚书曰：“趁
       国未亡，尔尽管说出来。免得国亡尔有一肚
       皮话未说。要又气闷。”如此君言，则国亡
       时，甲寅杂志将不作矣。换位而言，甲寅杂
       志不作或有他力使甲寅杂志不能更作，亦必
       国亡时矣。折束邀愁人，相逢只说愁。以语
       足下，其信然否。

       以上按语是十分推重那封信的。“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何如？”“愚执笔终日竟不能为是言，足下无意言之！”但仍认为“国人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一句话太过于急激了。

       这句话乃是陈独秀在亡命中思考革命问题所得的结论，写了那封信之后不久，他怀抱了这个结论到东京来，发挥为一篇更长的论文《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于杂志第四号上——这是以“独秀”署名的第一篇文章，而且是很重要的文章。

       我们需要详细分析一下：

       中国向来用的大帽子是“忠君”，一切都隶属在“忠君”之下。忠为八德之首，连孝父也须服从于“忠君”哩。帝国主义侵入，外交着着失败，引起人民觉悟去接受西洋政治思想以后，“忠君”的威权衰退了，但代替它的位置的是“爱国”。在“爱国”面前，一切都须退避三舍。君可以不忠，国不能不爱。起初，进步派可以拿“爱国”为武器去攻击保守派。可是后来保守派也可以拿“爱国”为武器去攻击进步派了。康、梁保皇党反对革命诸论据，最有力的就是“革命能召瓜分”。换一句话说，凡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都是“不爱国”，因为都要帮助外国来瓜分中国。在革命党方面只能拿“革命不致召瓜分”为理由去回答保皇党，却不敢进一步说：“在鞑虏统治之下中国胜于瓜分的有几何？”辛亥毕竟爆发革命了，革命而且胜利了，中国并未曾被列强瓜分去，革命党似乎可以堵塞保皇党之口了。然而，继承鞑虏政权的袁世凯，只愿意施行“伪共和”，却不愿对国民党让步。袁世凯所用的种种论据，最有力的仍是“党人主张能召瓜分”。换一句话说，凡是主张内阁制的、联邦制的、主张削减总统和中央政府权力的，都是“不爱国”，因为都要帮助外国来瓜分中国。何况此时欧战爆发了，国家主义成了时髦。英语民族盛行一句口号：“Right or wrong——my Country！”意思是说：“我的祖国做得对也好，做得错也好，它总是我的祖国！”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口号。袁世凯更加振振有辞责令人为“爱国”起见，再不可反对他，而应当拥护他。

       “爱国！”“爱国！”本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标语，但喊得最响的还是袁世凯政府以及拥护袁世凯的一部分舆论。他们以此口号标语为武器来攻击那些失败亡命的革命党人，来责斥党人的反政府言论和活动，连《甲寅》杂志在内。政府党说：“现在国势这般危害，一国国民都应当一致拥护政府，不管政府本身是好是歹，不管袁世凯扑灭革命势力、擅自修改宪法是对是不对。退一步说，即使你们党人比袁世凯好些，但在现实之下，你们做着反政府活动，总是有利于外人的，即总是不爱国的。”在这个打击之下，反对党只好低下头来了。他们忙着声明：他们反对政府仍是为了爱国。为此原故，他们竭力说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怎样去说明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乞灵于抽象的法理。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第二号《国家与责任》一文中说道：“兴言及此，不得不略作国体与政体之别也。当先严国家与政府之分。国家者何？亦如前言，统治权之本体也。政府者何？领受国家之意思，以敷陈政事者也。统治权之本体与敷陈政治之机关，在法理绝非同物，自然易明。而有时人莫明之者，则为历史陈迹所拘之故。盖古来国家，实建设于政府之内。国家政府，合为一体，后虽逐渐分明，而由甲种政府折而为乙种政府，前者混乎国家，后者实与国家有别。而蝉蜕之迹，极其无形，程叙又极迂缓。新旧两者之界线，殊难划清。于是欲在政府之外建立国家，使国家自国家，政府自政府，终不完全。虽然此在古国而宪法有相承之系统者为然也，若曾经革命，将从前之系统破坏无余，而别创一新系统，使新旧交替有至明之迹，不可掩者，则愈于此。”

       但反对党的这种抽象论据是不能驳倒政府党那种现实论据的；无论法理上如何说得圆满，国家和政府现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政府党使用“爱国”武器如此有效，以致不久之后反对党本身在此武器打击之下也起了分裂。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曾说道：“自民四日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款之后，革命党分裂为急进缓进二派。孙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主张急进，谓非倒袁不足以救亡；其他‘欧事研究会’及‘水利速成社’一派则主张缓进，谓因日人亟图侵略，应暂停革命工作，以免增加时局之严重。”

       爱国，爱国，天下许多罪恶假你之名以行之！

       上引那段话可以当作《甲寅》言论之标本，也可以当作一切论法理言政制的文章之标本。不幸，当时论坛上流行的都是这类文章。人们不谈政治的根本，只谈法理，只注意上层政治制度问题，如什么君主制和民主制、总统制和内阁制、统一制和联邦制、一党制和多党制等等。人们好像以为中国只要采取而且实行良好的政制，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陈独秀当时已经超出这种言论以外了。他已从上层政制问题走到政治根本问题。他明白，要抵抗政府党手里的“爱国”武器，乞灵于法理是没有用的，分别什么“真爱国”和“假爱国”，结果也要同上海大舞台背后那家店一般：“天晓得”；必须进一步检讨：什么是国？如何去爱？他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他首先提出“自觉心”来对抗“爱国心”。爱国心不是高出一切的，而有自觉心与之相对。“自觉心”至少与“爱国心”处于相等的地位，前者出于“智”，而后者出于“情”，二者不可偏废。但这是一般说的。单就中国来说，则中国根本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家，根本“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既没有国家，就谈不上什么“爱国”。所以首先懂得什么叫做国家，它以什么为目的，它的情势怎样——即首先须有“自觉”。“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在中国，自觉心不仅与爱国心并驾，而且驾爱国心而上之。“为国尽粹，万死不辞，此爱国烈士之行，所以为世重也。然其理简，其情直，非所以应万事万变而不惑。应事变而不惑者，其惟自觉心乎？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具体之理论，吾国人或能言之；分别之事实，鲜有慎思明辨者矣。此自觉心所以为吾人亟需之智识，予说之不获已也。”

       有了自觉心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要爱国。论文著者指出：国家不是绝对必须去爱的，国家必须本身值得我们爱，我们才去爱国。“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现在“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摇篮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

       既然懂得“爱国”是以国家本身值得爱为前提，那就可以明白亡国也不见得怎样可怕。他接着说：“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非彼曲学下流，举以讽戒吾民者乎？……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何况中国欲求不亡而不可得。中国要能独立自主，必须准备战争。可是要备战必先理财。中国岁入约三万万元，其中就有一半须付外债本息，拿什么来备战呢？“无论共和、君主、维新、复古，瓜分亡国之局终无由脱！”但这不要紧，根本的毛病乃在于中国人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忧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国无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而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

       他用下面几句话总论道：“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此予之所大惑也！”这几句话是与那封“私函”中国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一句话互相发明的。瓜分既不得逃，亡国又无可怖，那么愈早愈好，免得在恶政府或恶国家底下多受罪了。这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异常之消极的。但消极和积极都是相对的。消极之中含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有所否定必有所肯定。这个意思，一方面摧毁了政府党手里的“爱国”武器，不许政府党拿“爱国”大帽子来高压反对党。中国现在没有值得人爱的国家，现在的总是不在于如何爱国，乃在于如何去建设一个值得人爱的国。我们反对现在的政府，正是因为它妨害我们去建国。我们决不因为政府党斥为“不爱国”而停止或和缓我们的反对。我们将反对这个政府，以及妨害我们建国的政府，直至我们成功建设了一个确实值得人爱的国家。

       他方面，这个思想又烘托出了当时反对党的肤浅。论法理言政制是没有用处的。袁世凯固然不好，但推翻袁世凯，拿国民党官僚去代替不见得更好些。“奋私无纪，殆更有甚焉。”他在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任内不是没有经验过的。那么取消共和恢复帝制能好些么？也不见得。“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

       那么怎样才能保国于今世呢？他没有明白建议，但已经有了暗示。既然根本毛病在于中国人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那么我们就应当培养这个智力。我们不应把改革运动局限于政治一项，应当把这个运动展开于各种方面，于制度、礼俗、宗教、道德、思想、文字、诗歌各方面。如戊戌以前运动初起时那样。我们应当改革中国的旧传统而代之以西方的一切。然后我们才有建设国家之智力，才能认真改革政治制度，因此才能终于建设一个值得人爱的国家。当时陈独秀是否有此明了的观念，我们虽不知道，但他以后的确是沿着这条大道前进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是全部《甲寅》杂志中一篇特异的文章，不仅与《甲寅》论调不相调和，简直警世骇俗，难怪发表之后引起读者纷纷抗议了。可是这一号出版后，杂志停刊了几个月，直到次年5月以后才在上海复刊。杂志迁移是与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有关系的，因为第五号第一篇论文《时局痛言》就是评论此次“国耻”的。

       到了第八号，不能不答复读者的抗议了。章士钊特为此事写了《国家与我》当作第一篇论文，替陈独秀辩护。他说：“往者同社独秀君作《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揭于我志，侈言国不足爱之理。有曰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又曰国家国家，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斯言一出，读者大病，愚获诘问斥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愚逊谢之。”

       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陈独秀那篇论文发生什么影响了。总之，《甲寅》是没有其他论文曾引起读者写了十多封信来诘问斥责的。可惜这十多封信中只发表了一封，而这封信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数投信者的意见，因为信内写得很委婉，虽表示抗议之意，却无斥责之辞。投信者认为署名“独秀”的作者是厌世的，是“伤感过甚”的，是“牢骚抑郁”的，但一定有“言外之旨”。“愚则忘其无似，僭欲申独秀君言外之旨，稍进一解。诚以政俗靡污，己臻此极，伤时之士，默怀隐痛，不与独秀君同情者，宁复几人！憔悴行吟，怅然何之！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所述友言，即其征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妄言梗喉，不吐不释，独秀君其许我乎？”

       但他所谓“申言外之旨”的，其实都是反驳陈独秀文中的话。他说：“惟吾民于此诚当自觉。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于无建设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他又说：“恶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诚可痛，亦宜亟谋所以自救之道。但以校失国之民，犹为惨酷，殆亦悲观过激蔽于感情之辞。即果有之，亦不过一时之象，非如亡国惨劫，永世不复也”；“与其于恶国家而盲然爱之，诚不若致国家于善良可爱之域而怡然爱之。顾以一时激于政治之恶潮，厌倦之极，遽祈无国，至不惮以印、韩亡国之故墟，为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对于国家，已同自杀，涉想及此，亦可哀已。”

       这两段话仍旧是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的，仍旧认为恶国家究竟胜于无国家的。这种议论固然不会惊世骇俗的了，可是当时需要的正是那种惊世骇俗的话，而不是这种老生常谈。这位投书者，姓李名大钊，此时似乎尚未认识陈独秀。

       章士钊在他的论文中虽然于读者诘问斥责之前替陈独秀辩护，但仍努力把那种惊世骇俗的话转移为老生常谈。他认为“国不足爱”的话固然可以抵御政府党手中那个有力武器，但也有便利外国侵略者的危险。他提出了“解散国家说”。他说这是根据卢梭民约论的。国家是人民订立的契约的产物，中国国家既然不好，我们可以宣布废弃旧的契约，解散这个国家，然后订立新的契约，建设新的国家。但是怎样去解散国家和建设国家呢？章士钊说：“道在尽其在我也已矣，人人尽其在我，斯其的达矣”；“大凡暴者之为暴于天下也，非其一手足之所能为力也。苟暴者以外之人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纾或迳以逢迎之，彼一人者其何能为。”尤其是“读书明理号称社会中坚之人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纾或以逢迎之”，暴者更“不敢为”。所以，社会中坚者应当首先负起这个责任。这仍旧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老话。

       其实，此时仅仅八九个月之后，陈独秀那篇文章所说的话已经不怎么惊世骇俗了。章士钊替他辩护已经多余的了。《甲寅》第四号和第八号出版时，论坛风气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中间发生了“二十一条”事件。人们看见党人固然不能致国家于富强，但袁世凯没有党人掣肘，仍旧是要把中国拱手送给外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忍受他的高压统治呢？“自觉心”果然起来排挤“爱国心”了。李大钊信内说起，他有一个朋友起初不以陈独秀的议论为然。“厥后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东。询以国门近象，辄又未言先叹曰：‘一切颓丧枯亡之象，均如吾侪悬想之所能及，更无可说。惟兹行颇赐我以觉悟，吾侪小民，侈言爱国，诚为多事。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章士钊辩护信内也引证了梁启超新写的论文《痛定罪言》。梁启超设为“客问”，提出若干种理由说明“有国不优于无国”，而这些理由，梁启超都说是“余厥然无以应”的。梁感叹说：“夫客之言虽曰偏宕，不诡于正乎。然事实既已若兹，则多数之心理，不期而与之相发。呜呼！吾见夫举国人睊睊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不敢质言耳。”章士钊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说道：“夫梁先生方以不作政谈宣言于众也，劝人不为煽诱激刺之论者也，今骤然与昨日之我挑战，其所为惊人之鸣，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此固圣者因昆制宜之道，然而谨厚者亦复如是，天下事可知矣。”我们试想想：八九月以前，陈独秀那篇文章的议论为举世所怪骂，如今据梁启超说，持此议论者十人之中有八九人了。大多数当然是自发的，但不能说《甲寅》杂志第四号没有发生影响。章士钊比喻得好，他说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

       很奇怪的，是陈独秀自己不出来替他的文章辩护，第八号出版以后，他对于章士钊的论文和李大钊的通信，也不发表意见，而且从此直至停刊，连“文宛”栏中也没有他的诗了。我们知道他在这时期一般不愿意写文章。前一号，他还替苏子谷的《绛纱记》写了一篇序，其中有“视执笔为文宁担大粪”的话。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是他明白，他的文章不合于《甲寅》的作风。人家谈法理，论政制，他则要超出法理政制以上；人家始终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他则认为必须敢说“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话，中国才有出路。此时这话，虽然私人谈论时十人八九不以为怪，但出版物的编辑人究竟不愿意发表出来的。

       他也必须有自己主编的杂志。从发表那篇文章时起，他就积极计划着自己办杂志了。他的老朋友（作者后来对我说是汪孟邹——唐宝林注）还记得，甲寅年他就有办杂志的意思。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甲寅》停刊之前不久，他的杂志终于成功。那就是有名的《新青年》。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



       此文写完后，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发现了胡适一首新诗，题为《你莫忘记》，兹全抄如下：

            （此稿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觉得这诗
       不值得存稿，所以没有修改它。前天读《太
       平洋中劫余生》的通信，意与此稿如出一
       口。故又把已丢了的修改了一篇，送给尹
       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指
       正。——适）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是谁砍掉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约，……
       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
       总该不至——如此！……

       这简直是《甲寅杂志》陈独秀那篇文章由文言写成白话，由散文写成诗的了。




（本文刊载于《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第6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