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寿、郝玲玲：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作者简介：徐光寿，（1964-），男，安徽肥东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郝玲玲（1995-），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陈独秀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时期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近代教育家“在教育科学及思潮的传播变迁过程中，充当了从传统向现代型转变者及近代西方教育思潮传播者的双重角色”。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家相比，陈独秀还具有多重革命身份，他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因陈独秀多样的革命身份和丰富的实践经历，使得他的教育理念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在学术界，相较在政治、革命等研究角度的成果丰富而言，陈独秀在教育学领域的研究仍缺乏可陈，其教育建树尚待全面客观的剖析和探究”。当前，学术界对于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关注点集中于陈独秀思想形成的原因、演变的轨迹、特点和贡献等方面，对于陈独秀教育思想内容的研究，侧重于从体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语教育、新青年教育、职业教育、早期教育等方面进行深刻解读，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缺乏宏观性和整体性。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陈独秀教育思想内容做更全方位的解读，从宏观角度对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相关内容做系统性梳理和概括，并归纳出它的主要特点及对当代产生的宝贵启示。




                         一、陈独秀的教育思想

       王凤喈在《中国教育史》一书中认为：“近代教育问题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教育普及问题、蒙藏教育问题、科学教育问题、体育问题、公民教育问题、改良教育实施问题等。”总体而言，陈独秀反对旧教育，提倡新教育。具体包括：西学教育与素质教育、国语教育和工人教育、提倡情感教育和道德教育。这些教育思想一是力图解决近代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先进的教育理念，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新陈代谢；二是对于国民爱国情感的激发和群体意识的觉醒具有突出的历史意义；三是为新青年群体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提供了干部保障。


     （一）总体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教育

       近代以降，虽经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次思想革新，但中国教育并未能发生根本变革。直到“清末新政”宣布废止科举、改革学制，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才逐渐形成新旧教育思想交替的局面。陈独秀亲身经历了清末民初中国教育从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的变革，他目光敏锐，率先看到旧社会旧思想的弊端，并对其进行猛烈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四千年传统的旧思想，至此才起了根本的动摇，新教育才有真实的精神，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才有进一步的认识”。可见，陈独秀是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破除旧式教育思想，发展新式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猛烈抨击旧教育。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诞生的标志在于，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封建教育的瓦解和以西洋教育为标杆的新式教育的产生。“对旧教育的批判，是教育家们进行教育改造的起点”。陈独秀出生于封建家庭，自幼饱尝科举制度的痛苦，很早就对封建教育深恶痛绝。他指出，旧式教育有四大缺点：一是减少教育的效力，二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三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四是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旧教育是一种主观的个人主义的教育，采用的是被动灌输的教育方法，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即“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而“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就个人的伟大”。因此，要推动社会前进，必破除封建教育。

       2．积极倡导新教育。

       早年陈独秀五度赴日，对西方教育感同身受，认识较深。他取法西洋，把西式教育当作改造中国的唯一方法。他强调发展新教育应注重三点：“一曰教育之对象，一曰教育之方针，一曰教育之方法。”就教育对象而言，教育要趋向社会，面向广大群众；就教育方法而言，教育要注重启发式教学；就教育形式而言，教育要打破形式，注重实际运用。具体而言：他倡导新教育是以学校为单位，以学生为主体，注重社会实践。新教育的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办学；新教育是惟民主义的，当注重学生独立人格的养成；新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当注重学生职业技能培养；新教育是兽性主义的，当注重学生体格与意志品质的锻炼。以致“教于斯，学于斯，吾国庶有起死回生之望”。


     （二）新式教育的内容之一：西学教育和素质教育

       陈独秀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洋各国，“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民族抱残守缺，僵化守旧，固步自封，满足现状，拒绝进化”。若想改变现状，就必须要效法西洋。“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针对中国国民存在的劣根性问题，他提出只能通过破除封建教育制度，建立西学教育才能彻底消除。

       1．倡导西学教育的方针。

       1915年，陈独秀在综合研究西方多种教育形式后，结合国内实际，列举开展西学教育应坚持4个方针：“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具体而言：（1）现实主义。即教育必须根植于现实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教育目的。“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只有结合社会现实需要进行教育，才能达到教育救国、服务社会的现实目的。（2）惟民主义。即强调教育中要坚持民主原则，主张教育为民，教育在民，才能有效培养国民的民主精神，从而为实现政治民主、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奠定基础。（3）职业主义。即主张对受教育者进行职业教育。“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也”。现实的世界即经济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职业教育，有利于提升个人生产力，形成社会合力，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安宁和幸福。（4）兽性主义。陈独秀认为兽性即“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陈独秀猛烈抨击了中国封建教育，认为其长期忽视体育教育的重要性，以至于“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严重损害中国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要想摆脱现状，就必须重视体育教育，培养意志坚强，身心健康发展的人才。

       2．彰显素质教育的理念。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陈独秀提倡的西学教育，彰显素质教育理念。他提倡德育为先，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重视受教育者脑部、身体和精神等全面发展。德育方面，教授新式的道德品质，使教育者具有民主意识、社会意识、国家意识等。智育方面，要求教育者具备科学实用的知识和劳动职业技能。体育方面，加强体育锻炼，促进国民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健康发展。此外，1917年在《近代西洋教育》中陈独秀指出，西式教育的三项主要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换而言之，陈独秀提倡的教育，一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而非被动灌输式；二要教授科学实用的技能，而非神圣无用的经典；三要倡导全面素质教育，而非单一脑部训练。如，在幼稚园和儿童堂里对儿童要因材施教，采取启发式教学，“施以合宜之教育，才能够开发他固有的智能。比如，游戏教育法，一面就是和他游戏，一面教他学问”。可见，陈独秀所提倡的西式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的新理念，在当时思想先进、理念完备，对于启迪民智、培养身心健康的新式人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新式教育的内容之二：国语教育和工人教育

       1．首倡国语课程。

       国语似乎与教育没有直接关系，但语言是交流的媒介，若语言不通，那么教育的精神也会大受阻碍。“就中国文字之教授而言，近来有两种运动可以减少教授之困难，一为国音运动，一为国语运动”。陈独秀认识到全国方言众多，要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提升教育的效力，就必须进行国语教育。“‘国语’的问题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提出来了。1909年清政府设立的‘国语编审委员会’标志中国的国语运动开始起步了”。然而，早在1904年，陈独秀在办《安徽俗话报》时就主张要进行国语教育，这比“国语编审委员会”的正式设立早了5年。可以说，陈独秀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国语教育的第一人。陈独秀认为国语教育一是便于小孩子学习古今事体，二是便于全国各地人进行交流，“全国地方大得很，若一处人说一处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所以必定要有国语教育”，因此，他建议“新开学堂，总要加上国语教育一科”，“请一位懂得官话的先生，每天教一点钟的官话”。陈独秀用实际行动在践行着自己的理论，在北京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中，就采用官话教学。在广东的教育改革中，他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规范了国语教学。

       直到晚年，陈独秀在身患重病时仍付出巨大的精力编写《小学识字校本》，目的是改良语文教育，普及国民教育。有学者在《〈小学识字校本〉前言》里写道：“我认为循义定音，循音统形，安徽怀宁仲甫陈独秀先生曾作出典范。仲甫先生无愧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尤为重要的是，国语教育的推行具有重要的革命性作用。国语教育为文学革命乃至政治革命提供了手段和工具。正如费正清所言：“文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语言方面的革命。”没有国语运动的推行，文学运动将难以达到效果。“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成功是奠定在国语运动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国语运动的一系列改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追溯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白话文运动的发动和开展，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起到了重要作用。

       2．重视工人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发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他将教育的视角从知识分子转向工人群众，开始调查研究工人阶级现状，组织工会，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开展工人教育。

       首先，他重视工人阶级群体，教育工人维护自身权利。如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指出劳动者创造世界，“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同时，也教育世界劳动工人们要提高两项觉悟：“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教育工人们维护自身权利，从而改善工人待遇。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陈独秀又教育工人群体不仅要求自身待遇改良，也要争取管理权。在他看来工人问题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1920年1月，以他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在工人中发展了第一个党员李中，选派李震瀛去沪西小沙渡等地，开办工人夜校，在开闸识字教育的同时，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

       其次，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开展对工人的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教育。1920年5月，陈独秀将《新青年》七卷六号开辟为“劳动节纪念专号”，刊登有关工人群体和工人运动的文章，篇幅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但售价却没有增加。8月，以他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办了第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报刊——《劳动界》周刊，该刊“不仅是宣传教育工人的教材，也是当时知识分子了解工人、宣传工人的一部好教材”。陈独秀在这些刊物中着重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宣传：一是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二是宣传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三是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四是批判错误言论，五是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在上海早期组织开展工人教育的推动下，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党的早期组织也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教育，建立工会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且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工人教育事业的先河。

       总之，对工人阶级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有效提升了工人群体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有力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工人教育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标志着陈独秀从西学教育者向马克思主义教育者的转变，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变革和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的产生，具有开创性意义。


     （四）新式教育的内容之三：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

       陈独秀主张“政治制度的变革，要以国民觉悟为根本”。也就是说，政治革命需要伦理革命的呼应与支持，最终以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建立为标志。陈独秀极重视新式伦理的确立和传播。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力图彻底破坏“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旧式德育伦理，建立新式德育思想。他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独立，重视加强气节品行等的培养，促进国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为政治革命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他所断言，近代中国革命在历经了“学术的觉悟”“政治的觉悟”之后，将是“伦理的觉悟”。

       1．重视新式道德教育。

       早在1902年，陈独秀在谈及教育时，尤注重德育：“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诚以德为人道之本，无德无以立，智必不醇。”针对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体制下的读书人多以科举考试为出路，追求升官发财和功名利禄，而忽视了对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品行的培养的现状，陈独秀要求新式教育下要重视德育，培养学生成为具有高尚道德、健全人格的独立个体。在《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文中，他具体阐释了道德教育的相关内容，他主张受教育者年幼时就应接受道德教育，“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他在分别为中学生和师范生所做的《中学生之将来》和《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演讲中，教育青年要树立独立自强的人格，敢于冲破封建传统的束缚，打碎历史的樊笼，敢于奉献，助人为乐，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并重视民主意识、社会意识、国家意识，唤起学人的政治觉悟，追求进步思想，让学生确立高尚的道德良知，打下良好的国民道德基础”。

       2．主张以情感教育发展德育。

       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状况，陈独秀主张以情感教育充实德育教育的内容，发展德育教育。

       首先，作为一个爱国者和革命家，他的情感教育涵义广泛，突出表现在爱国情感教育方面。他提出：“中国教育，注重人格的感化，感情的陶冶，此点为西洋旧教育所不及。”但也指出中国衰败的原因是国人缺乏爱国心，认为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因此，他反复宣传“国亡家破四字相连，国若大乱，家何能保呢?”，试图以此来唤醒国民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培养具有爱国情感和民主意识的新青年群体。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他认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只有加强情感教育，才能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最终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其次，陈独秀情感教育内容还包括家庭情感、民族情感、师生情感及个人情感等。“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就是说要孝敬父母、爱敬弟兄、尽忠报国等。“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主义”，这是陈独秀民族情感主张的体现。




                    二、陈独秀的两次教育实践

       陈独秀不仅提出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也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陈独秀自称是个迷信教育的人。早在1905年他就进入安徽公学任教，开始了他的教育实践，还先后担任过浙江陆军小学教员、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等职，转换于革命、办学和办报(刊)之间，直到建党前夕。其中最为典型的教学实践经历有两段，一是主持北京大学文科教育改革，二是主持广东全省教育改革和发展。在这两段教育实践中，他不仅将自己的教育理念运用于教育实践，而且提出更为先进的教育改革主张，并多次实际参与教育行政和管理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为近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一）主持北京大学文科教育改革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在戊戌变法中创建的京师大学堂。虽然称为新式学校，但直到1916年12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前，北京大学一直被封建旧思想所笼罩，教育内容陈旧，官僚主义泛滥。因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力，蔡元培邀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希望借新文化的新风吹走北京大学的守旧腐败的思想风气。1917年1月，陈独秀就任，开始整顿北京大学，由此开始了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思想革命，也开启了北京大学的辉煌历史。

       首先，陈独秀拿出了整顿北京大学的具体举措。具体包括：一是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方针。陈独秀对“儒家学派同中华文化的关系、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如何对待旧派等意见，有着明显的辩证观点”。对于政治立场不同但学术造诣颇深的教授，他一视同仁，主张新旧各派各抒己见、自由探讨、互相争鸣，学生们在学术交流中自由选择立场。二是广纳人才，重点是延聘人才。陈独秀一上任便力邀胡适早日回国，来北京大学授课。在陈独秀的号召下，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章士钊等众多思想界的明星纷纷前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时间提倡新文化的知名人士，都荟萃于北京大学文科，北京大学率先成为了全国思想圣地。三是明确大学学生第一目的是“研究学理”，而非封建衙门。五四运动以前，学生们大多将北京大学当成做官升职的踏脚石。陈独秀明确主张：“大学学生之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他力图变革学生旧观念，将研究学术作为学生的第一要务，使得北京大学学风浓厚，极大地促进了人才的培养。

       其次，陈独秀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严明教学纪律。教学方面，陈独秀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扩充文科、调整系科、注重外国语教学。出于“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的考量，陈独秀狠抓学生的外语学习，从而为学习和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筑牢基础。二是增设新课，废除必修课程规定，允许学生自由选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灵活选择课程，极大调动了学习积极性和提升了学习效率。三是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等。“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规定学生升学、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批，上报学校，而后发放文凭”，严抓学风纪风建设。四是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阅览室的开设，为师生广泛涉猎、专研学术提供便利的学习条件。

       虽然陈独秀任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仅两年多时间，但由于措施得力，且得到蔡元培和进步师生的支持，因而改革的效果是显著的，对北京大学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深远。一方面，提高了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于学生开阔眼界，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提供了良好氛围和条件。另一方面，对北京大学文科的创新改革和成功实践，促进了北京大学学风校风的肃清，精神风貌大为改观。其教育理念的正确性与先进性，为全面革新旧教育提供了基本经验和思路。同时，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大学，既能借助北京大学的师生力量使《新青年》发行量大增，进而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刊物，也推动北京大学率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地，在全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主持广东全省教育改革和发展

       1920年12月，应国民党控制的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陈独秀赴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广东省教育。陈独秀认为广州革命形势较好，想借改革广东教育的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广东党组织，因此在征求李大钊意见、得到李大钊支持后决定赴任。赴任前，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三项条件：“一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是以广东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是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三个条件均得到陈炯明的同意，这就为陈独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出于以上原因，12月17日凌晨，陈独秀从上海出发，前往广州赴任，主持广东全省教育行政事宜，直到1921年9月初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共一大中央局之召回到上海。

       首先，提出了教育改革的纲领。上任之初，陈独秀立即提出具有进步性的教育改革三大纲领：“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教育，分期使其绝对普及；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及社会教育等。凡补修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院、影戏、音乐、一般宣传、特殊宣传皆属之；三专门教育，即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他还根据人的不同年龄和职业，因地制宜地开展教育，体现了全民性、针对性和专业性等特点。他在重视未成年及成年教育的同时，还主张根据不同职业，进行专门教育，不仅有利于普及国民教育，而且有利于短期内培养专业型人才。

       其次，制定了教育法案法规。陈独秀重视教育法案的制定，并出台了多项教育法规，试图从法律角度维护全省教育改革事业。陈独秀提出刷新教育三种法案，即：《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和《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被孙中山、陈炯明等完全通过。虽然这些法案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作用不大，但就当时而言，陈独秀依法办教的理念，十分具有远见和卓越性。

       再次，大力推进教育改革的实践。因时局所限，陈独秀对广东教育事业的改革仅部分完成，主要有：一是创办宣讲员养成所。“主要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功课的内容为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宣传的方式方法等，新文化也讲”。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也促进广东党团队伍的壮大。二是首倡男女同校。该项措施不仅实现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更是打破了封建旧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将其从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中解放出来。三是创立注音字母教导团。该团培养广州市在职的中小学国语教师，在中小学推行白话文教育。四是举办机器工人夜校。主要教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也向工人普及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等革命思想，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五是开办俄语课程。

       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工作虽不到一年，但任职期间大力整顿广东教育事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使广东教育界焕然一新。尤其重要的是，他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及俄语学校的具体举措，不仅彰显了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更向广东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风，为广东党团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当1922年4月他为筹备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来广州时，那时的广州已经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三、陈独秀教育思想的特点与启示

       陈独秀教育思想形成原因众多，总体来说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双重背景的影响”，“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皖江文化与康梁维新思想、西方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对陈独秀影响巨大，他的“改革传统教育、提倡启发式教学、重视全面发展、建立科学评估标准、课程开发理念等都有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影响因子”，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将这些理念运用到北京大学文科改革和广东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中。陈独秀在1919年前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深，致力于推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受国际国内形势、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他的思想迅即转向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工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内容。

       纵观陈独秀先进的教育思想与丰富的教育实践不难发现，他的教育思想是随着当时社会需要，以及他的政治主张同步变化的，显示出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征。他的教育并非教育本身，其最终目的是依托教育唤醒国民意识，从而实现救亡图存。因此，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既是一场教育活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鲜明体现了革命性、实践性、发展性等特征。其教育思想不仅对抨击封建教育思想、革新近代教育事业、促进国民意识觉醒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奠基作用和借鉴价值，启示我们继续加强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持全面教育思想，注重对教育的革新。


     （一）陈独秀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1．鲜明的革命性

       与其他教育家相比，陈独秀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一方面，陈独秀教育思想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陈独秀针对封建制度教育下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倡新教育，并对教育的观念、方针、内容、方法等都做了“革命”，促进近代教育事业的革新和发展。另一方面，其教育思想最终是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通过教育领域的革命化促进政治领域的革命化。“真正的新教育，必须革命化，科学化，平民化。教育能为革命的工具，继续不断的改造社会，则为革命化的教育”。陈独秀的教育并非纯粹的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极强政治目的。陈独秀的教育目的与发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目的一致，是为推翻封建旧制度旧思想、建立民主社会作思想准备。“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具有前所未有的坚决、彻底地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陈独秀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一个坚决、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2．生动的实践性

       陈独秀教育思想具有生动的实践性特征。其一，陈独秀反对脱离实际的教育，主张教育内容应立足于现实社会。他批判封建旧教育下“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针对当时中国教育脱离实践与国情的状况，主张“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其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来源于他亲身的经历与实践，并在教学实践中接受了考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并非是纯粹的思想理论，而是来源于实践并且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他的教学思想是在“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历。“陈独秀一生通过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活动，撰写大量的教育文章，以及发表的许多教育演讲，使自己的教育思想不断完善，渐成体系”。他提倡的西式教育与素质教育、国语教育与工人教育、情感教育与德育教育，不仅在当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至今仍有巨大的借鉴价值。

       3．不断的发展性

       陈独秀教育思想具有不断的发展性，这是与其革命性、实践性紧密相连的一个特征。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发展性特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体现在陈独秀教育思想由资产阶级教育纲领向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面发展，随着他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发展变化而同步前进。五四运动以前，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影响，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侧重于对国民个人培养，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培养人才基础。五四运动后，受国际形势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陈独秀的教育思想转向改造社会和无产阶级，不只将教育目光投向个体，要求教育要与社会、经济、政治密切联系。其二，体现在陈独秀主张一切教育都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改革。他认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对教育的改造如同他对社会的改造一样，着重点在于各处一切不合时宜的阻碍新事物发展、影响社会进步的旧教育，目的在于打造出符合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推进社会发展的新教育。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教育内涵和内容也不断发展丰富。


     （二）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宝贵启示

       首先，必须高度认识教育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国民素质的高低是决定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性因素，而国民素质的提升依赖于教育。陈独秀自称是“迷信教育的人”，他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近代以来，陈独秀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时，就把改造国民性当作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他认为“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是不会成功的。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倡导新式教育，鼓吹新思想新文化，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进而为推动社会变革形成合力。新时期下，当今世界的竞争本质仍旧是人才的竞争。“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要想提升综合国力，培养高素质人才，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如今距离陈独秀提出教育思想已有百年，但他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思想观念，对当今乃至未来仍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其次，必须坚持全面教育的思想。陈独秀教育思想体现了全面教育的思想，他立足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主张教育对象要面向广大群众，无论平民和贵族、未成年与成年、男女都有受教育权；主张德育为先、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同时也补充发展了启蒙教育、成年教育、情感教育、职业教育、家庭教育等具体内容。今天看来，陈独秀的全面教育思想仍具有先进意义。全面教育思想，包括内容和类型两方面。一是教育内容方面，不仅重视德育、智育、体育，还重视情感教育、美育和职业(劳动)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可见，培养全面发展的素质人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二是教育类型方面，即是要发展各个类型的教育，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针对受教育者不同的条件背景和现实需要，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类型的教育。不仅将教育面向全体人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而且最大限度地面向未来，促进人的发展，为适应未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再次，必须大力倡导教育革新。陈独秀认为教育要追随时代发展、适合于当时社会形势，这无疑已敏锐地看到了教育革新的真谛。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根据社会形势发展需要，由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思想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教育观。革新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启示我们在科技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更需要把教育革新摆在突出位置。实施教育改革以来，“我国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基础教育从普及小学教育到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生机勃勃。特别是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实施，实现了教育思想与模式的重大突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客观分析我国教育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继续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使我国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

       最后，必须重视对青少年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体育教育。陈独秀的体育教育思想，为后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重视体育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首倡“兽性主义”，提倡要重视体育。他认为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缺乏体育精神，不仅扼杀了中国人的“兽性”精神，也对其身心产生危害。希望通过体育教育，达到改善国民体质，进而强大民族精神的目的。受陈独秀启发，1917年4月，毛泽东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明确指出，“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便是对陈独秀体育思想中“兽性主义”的进一步发挥和深化。毛泽东接受了陈独秀倡导的“兽性主义”教育思想。

       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伟业，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学生的身体健康。2014年8月15日，习近平在看望南京青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少年强、青年强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2020年4月21日，他在陕西省安康市一所小学考察调研时指出：“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习近平这些重要论断，突出强调要加强以青少年强身健体为目的的体育教育，其“野蛮其体魄”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前后，源头也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可见，陈独秀的体育教育中的“兽性主义”思想，对于我们重视体育教育，培养体魄强健人格健全、品学兼优、充满朝气的的一代新人，促进国防和现代化建设，仍有不可忽视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