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杂感

       两月以前，吾人对于外交问题，揽世界之大势，与国民以指针。不料朝野两方面，均属手挥五絃，目送飞鸿，意在政争，假外交为手段，以国家为孤注。鸣呼！何其大胆妄为无爱国心一至此哉。

       此次政变之是非利害，国内人自有公评，本志自无加以慷慨书空之必要。且不欲以此等卑污细事，费吾洁白青年读者之时间。惟愚对于时局，怀种种感想，不得不吐诸国人之前者，敢为读者一一陈之。

       愚固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然衡以国人信仰共和之量之度，遽言共和国体，今已稳固，余终怀疑。莽哉吾国民党人，既无法使国人信仰共和之度量日益增加，又无力使国中反对共和之蟊贼日益减少。日惟张空拳绳民贼以法度。狭隘无远识之党徒，对于比较的略知现代国家组织之敌党，日造恶言，逼使挺而走险。宪法空文，不能自行也。欧美文明制度，如何乞灵于空文，强使尽行于至野蛮不识字无经济能力之豚尾民族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政局至斯，吾国民党人当首任其咎。

       自吾神经过敏之国民党人之眼观之，凡进步党人，皆阴谋家也，皆败坏国家之蟊贼也。然以愚耳目之所闻见，良心之所判断，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惟愚之评论进步党人，也急近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点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胜利。吾知该党贤达诉诸良心，必当惭恧复惭恧，忏悔复忏悔矣！鸣呼一之为甚，不可以再，再又甚焉，不可三也。而今而后，吾国政治倘有政党活动之余地，吾国民党人对于进步党诸公，固应有相当之敬意。而进步党诸公，亦应有根本之觉悟。此觉悟维何，即公等倘欲使中国稍近现代国家组织，则公等之敌，非国民党人。吾国民党人实公等之友也。吾国民党人，非于根本上反对立宪政治使之万万不能发生者。立宪政治者，现代国家存在之必然的条件，进步国民两党根本相同之政见也。吾故曰：“吾国民党人，实公等之友也。”假敌灭友，在道德上非君子之行，在政略上亦非自全之道，窃为公等不取焉。

       国家组织之作何状态，实以国中有力分子若何配布以为衡。配布得当，国基安宁，然后据此事实载之宪章，始可垂诸久远。盖国法之为物，充分得以实施者，条文多后于事实。若以理想制宪法若干条，去事实绝相远，其何以见诸施行哉。中国国家组织，自元设行中书省以来，分权制度，已早萌芽。清政不纲，省权益重，兵马财赋，多不统于中央。辛亥兵兴，势益分裂。倘顺此事实，创为联邦，则六年以来，政局纷争，必当稍杀。不幸野心家利用一二书生统一之误解，一般俗见，亦不解统一国家与单一国家之为二物(联邦虽非单一国家，却不害其为统一。章秋桐先生在民立报纸上屡申此义，奈国人不察也)，勉强牵合，日言统一，日益纷争，国基迄不巩固。无他，国家组织偏于理想而远于事实之为害耳。复次论及国中有力分子应若何配布。则中国国家组织，亦宜分而不宜合。北洋系以普鲁士自居，力倡大权政治，军国主义。国民党以革新先觉自命，倾向平民政治，自由主义。此二派人之思想之政见，殆若南北两极之不相及，水火冰炭之不相容。求其调和相安，各得其所于同一国家组织之下，自非昏聩，知其难也。同一北洋系，而冯、段又未必相容。同一民党，而孙、岑素不相得。同一护国军，而滇粤势不相下，分裂之象，已至于斯。倘不因势利导，使国中有力分子，各得其所，则各派健者，同室异心。貌饰调和，而心怀勦灭。勦灭不可能也，两败俱伤已耳。国家组织之偏于理想而远于事实也，其为害必至于斯。对于今之时局，有排难解纷之责者，曷深思之。

       社会国家之进步也，其道万端，而始终赖为必要者，乃有大众信仰之人物，为之中枢为之表率。吾国自互市以来，日益贫弱，无一页光荣历史之可言者，正坐此耳。此百年中国内最知名之人物，莫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文五人。孙氏为人，尚未有定评。康则日夜自毁，殆已无可救治。袁世凯所制造之国民罪恶，今后数十年，且恐不能洗净。曾、李功业，亦殊卑卑不足道。就吾人耳目所接近，求一公同崇拜足资模仿之人，竞藐不可得，此国人之所以日趋下流也。今之在朝者若黎元洪、段祺瑞，在野者若孙文、岑春煊、梁启超、唐绍仪、章炳麟，皆一时闻人，毁誉尚未大定者。愚甚望其以社会之中枢国民之表率自任，勿自杀。而社会为自救计，亦勿以细故而杀之，使一国人才完全破产也。社会得一闻人，必培养数十年，毁之至易，成之至难。愿社会珍重之，尤愿其人慎自珍重，勿为袁、康之续使吾人滋痛。吾思至此，吾心甚悲。

       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乃事象所呈，使吾人之失望，出乎情理之外。于是不得不抛弃平昔之理想，以求夫最低限度之希望。此希望维何？曰：“削除此自古与国家绝对不能两立之叛将骄兵耳。”自袁氏执政以来，故纵此骄兵叛将，为害遍于国中。段氏继之，亦未能制止。今且明目张胆，万恶不法之张勋、倪嗣冲，竟横戈跃马，逞志京津自称起义矣。国中贤豪长者，不思讨贼，且以调和之说进。鸣呼！中华民国，尚复成何世界。此等凶顽，倘不铲除净尽，则一切理财、治军、兴学、殖产，均无从谈起，一切国会、宪法、新政、法理，皆属戏言。不独共和宪政不能施行，即君主制度亦不能成立。唐末藩镇，无其蛮横。明未厂逆，无其凶肆。即唐宗、汉祖复生，不能保皇冠不为其所溺。此时中国能铲除此等凶顽与否，非仅共和能否存在之问题，乃国家能否存在之问题也。因此等凶顽，必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国人不能自除之，将必由他人铲除之。由他人铲除之，则国不国矣。欲存国家，必去此凶。去此凶顽，然后财赋可理，政令可行，学可兴，国可保。然后始有共和可言，不然不但共和必无幸，国家之危且如累卵。




              1917年6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