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陈独秀脱帽记

       欲讲清陈独秀脱帽的艰难历程，得先说说他头上到底有几顶帽子，是谁给他戴上的，然后再言其脱帽之情节。



       一、毛泽东看陈独秀：从仰视到俯视


       陈独秀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前期领袖（中共“一大”至“五大”）。“五大”以后，共产国际为让其充当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种种策略失误的替罪羊，直接以非常手段解除其领导职务（1927年8月7日），直至开除党籍（1929年11月15日）。一九二九年陈与彭述之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托派”）。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释放出狱，同年中共就陈独秀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三项条件”，关键是要陈公开声明脱离托派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遭到陈的断然拒绝，他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如果说一九二九年陈是从组织上脱离了中共，一九三七年则从情感上告别了中共。“沉思熟虑”六七年，陈终大彻大悟，从政治制度的根本处深刻地批判了苏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党的独裁”，指出“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带着清醒而不屈灵魂逝世于四川江津。

       陈独秀先后从中共那里获得了九顶“桂冠”：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党、托陈取消派、叛逆、反共产国际、间谍，成为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反派人物。

       陈独秀革命一生，死后获此殊荣，与毛泽东的陈独秀观有着很大关系。毛随着他自己地位的升迁，对陈独秀诚如论者所云，有个由仰视，到平视，到俯视乃至鄙视的过程。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所提出的问题。”由“言必称康（有为）、梁（启超）”转向了“言必称陈（独秀）、胡（适）”，并模仿《新青年》创办《湘江评论》。《湘江评论》创刊之际恰逢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毛非常震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盛赞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圣至高的精神万岁！”毛与斯诺在延安窑洞聊起他漫长的革命历程，还承认：“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给的都大。”

       建党之初，毛泽东曾一度当过陈独秀的秘书，他已由追星族走近了陈独秀。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曾阻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毛自视甚高的宏文的发表。毛不免对“老头子”心生埋怨，怨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甚至骂陈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没有设身处地去体谅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命令心里不服组织上服从的无奈境况。心气甚高的毛泽东，此时或已由仰视而平视陈独秀了。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了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在延安时代，毛终于有暇顾及未来如何写党史，和斯诺的谈话与其说是追叙“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不如说他有志于重写一部以毛为中心的中共党史。此时他已高居宝塔山俯视中国大地，陈独秀也在他俯视的视野之中。虽没忘怀陈早年对他的影响，但他已附和斯大林的调子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之于陈独秀，甚至说陈是反面教员，是“不自觉的叛徒”。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苏联的“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延安的王明、康生立即造谣污蔑陈独秀为托派加汉奸，甚至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立即有王星拱等社会名流“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投书各大报纸，为之辩诬！过去的看法，王明、康生的行径似乎与毛泽东无关，甚至有违毛的旨意。但仅从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月》（月刊）上发表的毛泽东《鲁迅论》，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毛在《鲁迅论》中说：“（鲁迅）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毛借用鲁迅的名义说事，与王明、康生的观点没根本区别，而且王、康的言论也绝非什么个人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建国前毛泽东曾两次对陈独秀有较公正的评价。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袖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一九四五年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又说：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同志，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为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的，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姑且不去计较“总司令”这种比拟准确不准确，也不去辨析陈独秀是否发明了“标点符号”，也不去细论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的异同，更不去深研“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的关系，这里至少承认陈的两大功勋：其一、“五四”思想启蒙；其二、创造了（中共）党。此时的毛泽东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乃至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气势，陈的那点功劳，如今得由毛审定，说能讲就讲，说不能讲就不讲，强调的是说者的权威。或许由于陈生前不仅拒不认错，而且对“延安派”多有恶评，毛那“指点江山”的文字，长期秘而不宣，直到他去世后的一九八○、一九八一年才分别在《党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当为胡耀邦呼唤思想解放的结果）。



       二、造神运动中的陈独秀


       建国后，毛泽东一代雄主地位被确立，他更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创造了党”的陈独秀也被视为“俱往矣”的行列，毛对他的评价更是每况愈下，从而走向全盘否定。

       一是“著名的大叛徒”、“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一九五五年一月，毛泽东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一段话，其中写道：“我们党内曾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

       二是“坏人”。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批判高岗、饶漱石时说：“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

       三是“不愿继续革命的人”。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说：“本人也有不愿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继续了，张国焘不愿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

       四是“不可救药的人”。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

       五是“反面教员”。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说：“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年八月，毛泽东又重申前说。

       六是“反革命分子”、“分裂派”、“是敌我矛盾”。毛泽东说：“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陈独秀也有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一九五九年八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话中说：“现在的彭、黄、张、周的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

       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实则是他“文革”中所谓无产阶段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先声。“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与“文革”中以非常手段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样，他给陈独秀加了种种“桂冠”，毫无根据地将之与蒋介石、沙皇、希特勒、美帝、日寇等混为一谈，难道不正与那所谓“两个继续”的理论在逻辑上打通了吗？

       到了“文革”，对毛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毛泽东更是大讲特讲所谓中共五十年历史上的十次“大的路线斗争”，而他乃战无不胜的真理的化身，于是对犯了所谓“错误路线”的几大领袖的批判已登峰造极：“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因此不难想像，秉有九牛不回犟脾气的陈独秀如果活到建国初期，他的处境未必比王明好（王明当时还是中央委员，并允许两度去苏联治病）；如果活到“文革”，他的遭遇未必比刘少奇好（刘少奇虽是“文革”最主要对象，他毕竟还有检讨的姿态），真不知他会以何等方式离开这悲惨世界。



       三、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陈独秀


       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大潮。而陈独秀研究却以其特殊性，仍在民间与官方之间艰难互动。民间可观的研究成果，在官方审示下有选择地出版，对有些有坚拔的史实支撑的卓见也审慎地吸纳。最明显的是，陈独秀头上九顶“桂冠”被渐渐取消，虽历时三十多年，几经徘徊，终属进步。

       如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回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说：

       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决议”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功不可没；但其一方面要告别毛泽东模式，一方面又要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一方面坚决批判“两个凡是”，一方面又奉出新的“凡是”；一方面要彻底否定“文革”，一方面又让对“文革”的批判“宜粗不宜细”……因而其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即使对陈独秀的评价，人们也不尽满意。但若将之与一九四五年六届七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比较，就会发现其已有所进步。一九四五年的决议说：

       在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领导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许多英明指示，……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这次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一九八一年的决议，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大革命失败是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错误所致，陈独秀不过是替罪羊；至少没坚持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的指示是英明的，陈因拒绝执行才导致失败。

       邓小平多次对起草“决议”发表过重要“意见”。如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不仅不同意动辄提“路线斗争”，而且对“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表示质疑，更明确地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这大概是一九八一年“决议”优于一九四五年“决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回应人们对一九八一年“决议”不尽满意的历史要求，《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头版发表了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关于陈独秀一段讲话。（同时《红旗》杂志也发表此段讲话）。讲话称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一时被学人们广为引用。解铃仍须系铃人，毛的此番讲话第一次公开发表对推动陈独秀研究的意义不可低估。此当是中共中央思想解放的策略所致。借助“凡是”以推倒“凡是”。

       同年八月十八日儒将萧克在建党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陈独秀。他说：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

       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这不能怪编导的同志，而是整个党史研究的问题。

       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八十七条关于“陈独秀”的注释有云：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办《每月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这条注释对陈后期的评价与一九八一年的“决议”基本一致，而对陈前期（“五四”与建党）作了充分的肯定。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中宣部《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虽有“不能把陈独秀看作党内人物”之类有违常识的话语，却明确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实事。”

       更为难得的是，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旗手胡耀邦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指导、王洪模起草的《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胡耀邦特别提到鲁迅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引述鲁迅警策文句之后，很有感慨地说，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人，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具体到对陈的评价，胡耀邦认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形势十分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很难不犯错误的。

       既充分肯定陈的历史功绩，也指出大革命失败不能完全归咎陈，更全面分析了陈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尤其揭示“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为不可抗拒的原因。须知中共尤其毛泽东与共产国际首领斯大林之间虽有种种恩怨，却始终不敢不愿正视这位钟馗。胡耀邦大胆提出这个问题具有拨乱反正意义。他的观点为《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定调，文章经反复修改，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在当时起了首创作用。对陈独秀要“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一时成了理性的召唤。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已舍弃一九五一年版中几乎完全重复王明、康生对陈的诬陷：取消派、反革命、叛徒、汉奸等，改为与一九八一年“决议”基调一致的话语。关于“托派”的注释也取消一九五一年版中所谓“现时的托洛斯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云云，而改为：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而非汉奸，也就为中国托派领袖陈独秀取掉了多顶帽子。

       二○○四年四月三十日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任弼时“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虽亦持批判立场，但首当其冲的是共产国际，其次才是陈独秀，而对陈独秀之定性仅“右倾错误”，既非“路线”，亦非“主义”，更无“投降主义”之类字样。而此后之中共党史也效尤如此叙说陈独秀，也就说至此陈独秀头上的九顶“桂冠”只剩半顶了。

       二○一三年，或许是陈独秀研究史上难忘的一年。不仅民间思想家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推出，官方也有新动向。

       首先是年初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有安庆陈独秀墓，令那“无碑的墓地”终成了“国保”。人们可为之等待了、努力了几十年啊！

       其次是十月二十一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热情地礼赞了陈独秀，他说：

       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虽然陈独秀有五次东渡日本的经历，却并非欧美同学会成员，习近平借机赞美他，该是用心良苦。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最高领导第一次不带批判锋芒的正面评价陈独秀，将会产生深远之影响。

       陈独秀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富矿。陈独秀呼唤的民主、科学，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更是近代中国之“稀有金属”；正确评价与科学研究陈独秀，既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良知与勇气的考验，更鉴定着中国当代之民主进程与历史走向。

       陈独秀研究与中国当代社会改革命运相连，且任重道远。为之脱帽，为之正名。仅其一端，或开端而已。






来源：《读书文摘》2014年11期（选自《悦读MOOK·第三十五卷》/褚钰泉 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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