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俊基：许俊千面邀陈独秀作抗日演讲追忆

　　家兄许俊千，武汉大学教授，曾任湖北软科学院院长，现年八十有五，30年代曾与陈独秀有过短暂接触。2000年春节，我返乡探亲，谈及此事，他为我详述了抗战开始时在武汉邀请陈独秀到华中大学作抗日演讲的经过，对陈独秀的思想和为人赞叹不已。




　　 机遇难得：青年学子面邀陈独秀演讲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由北向南规模日益扩大。原在北方及上海各地就学的大学生多屯留在武汉，有的在华中大学临时借读。学生人数剧增，抗日情绪高涨，自动组合，展开各种活动，有的下农村乡镇进行抗日宣传，有的组织救护到火车站接送伤员。

　　当时，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大批政府人员及向西避难的群众也源源不断穿流武汉，名人学者临时住下来的也多。陈独秀被国民党长期拘禁在南京，这年8月获释，9月中旬从南京到武汉，租住华中大学校园后侧一所旧式的四合院民房，闭门不出。其时，许俊千正在华中大学学生联合会参与宣传工作。他曾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陈独秀先生的文章，也偶尔见过他的书法。陈独秀学识渊博，翰墨清香，素为人所仰慕。许俊千便与几位同学计议，应趁时请他到校园作一次演讲。

　　得知陈先生就住在离校园后门不过几百步远的候补街5号，一天许俊千和同学焦传统去敲门求见，陈先生见他们都是年轻学生，喜形于色，热情地伸手让座。陈独秀身材不高，鬓发灰白，显得有点驼背，一口安徽乡音，声音不大洪亮，但话语清楚好懂。陈先生的谦和态度，使他俩立刻消除了拘束，直截了当提出来了请他到华大校园作抗日演讲的事。他低头想了想就答应了。
　　



　　有备而至：陈独秀精辟阐述抗日主张
　　

　　演讲之日，许俊千和焦传统早饭后便去接陈先生。陈先生穿上新的深色长袍、布鞋，显得非常雅洁。为回避路人围观，他们一进校园就从女生宿舍后侧转上根书林楼上大礼堂。听众越来越多，连讲台地下、窗台上都挤满了人。演讲开始，陈老问了一声大家好，就对抗日形势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做了一番思想深刻、逻辑性很强的剥析，看来事先做了很好的准备，不是即兴敷衍。

　　这一点，陈独秀在为他的《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所写的《自序》中说得很清楚。该书是陈几篇抗日讲演和文章的结集，1939年2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自序》中说：“去年9月从南京到汉口舟中，我就拟定五个题目，打算写一本抗日意见的小册子。一在武昌住下，便开始动手写，并且在华中大学讲演时已告诉了听众；在华中、汉口青年会，武汉大学的讲演，便用了这个小册子头三篇的内容。”从这个小册中，人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全面的政治主张。

　　陈先生的讲演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许俊千教授认为，第一是深刻，比一般人思考得深远。当时由于民族危亡，形势紧迫，一般人的思想容易只顾眼前，就事论事。陈先生却开宗明义便说：“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了更深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陈先生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六七十年间东西方对比、中日两国对比中，指出问题的所在：“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够自动地发展工业和科学以适应环境的便兴旺起来，否则不免日渐衰败下去，这是近代史的一般规律。”

　　陈先生说，从李鸿章改革（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企图使中国像西方和日本那样强盛起来，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但是，“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业和科学，一直顺利地发展着，资本主义已达到了高度，中国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资本主义至今犹停滞在最初的阶段。”

　　因此，陈独秀认为：“每个民族之国家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而这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其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的机会。”

　　许俊千教授认为，陈先生的讲演所以受到大家欢迎，第二个原因是密切联系当时的实际，回答了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批驳了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想。如日本广田首相曾对中国驻日大使王正廷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陈先生说：“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的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今日日军之大炮飞机向我们轰炸，也正是要屈服我们做他们的农奴。”

　　陈先生在这里十分巧妙地言简意赅地以“侵略有罪”论，驳撤斥了日本的“侵略有理”论。

　　当时有些人还有一种侥幸思想，认为中国如此之大，不致灭亡。陈先生说：“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并非采取直接管理全国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统治中国……这不是亡国是什么?”

　　陈独秀的这一论断，已有日本在我国东北扶持溥仪当傀儡的事实作证明；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又为日本在南京扶持汪精卫傀儡政权所证明。

　　许俊千教授还记得，当时少数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是“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甚至说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看不清抗日战争的性质，陈先生从上面阐述的抗日战争意义出发，指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被侵略国的人民，抬起头来的打倒掠夺他们的强盗，乃是人类一种进步的战争。” “因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作南京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全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关于全国人民如何来援助抗日战争，当时陈先生反复强调两句话：“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讲到这两句话时，不断爆发起热烈的掌声，陈也勉励同学们要面对现实，不畏艰辛。情意连绵，发人深省，讲了一个多钟头，听众多作笔记。结束时，许俊千挡住不让人上台请陈签名，呼吁让他休息，并从后门陪送陈先生回家。
　　



　　书赠横幅：坦露此时陈独秀心迹
　　

　　到了陈先生住处，许俊千见陈先生的书桌有一些书籍，还摆上大砚台，很想请他写一幅毛笔字，但不好开口，待出门时又忍不住，还是向他提出这一请求。没想到陈先生欣然应充，只是要他去弄点宣纸来。许俊千和焦传统立即出门在附近商店买了两张宣纸，许俊千用钢笔在小红纸条上写了“敬求大笔，赐乎俊千”几个字，焦传统也留下自己的名字，扎在宣纸上，又送回陈先生家。陈先生要他们过两天去取。

　　待去取的那一天，陈老对他们很亲热，直呼他们的名字，写好的字已摆在书桌上。写给许俊千的是一幅对联，上联是：“行天愧怍心常坦”，下联是“身处艰难气若虹”，笔力雄健，饶有意趣，一见而知这完全体现了陈先生本人晚年的境遇和气概，落款独秀，盖上一口方印。为焦传统写的是一张四个字的横幅，具体内容许俊千已记不得了。

　　从唐宝林所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中看到，“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幅对联，最早是1935年陈先生在狱中写给去探望他的国画大师刘海粟的。当时因为国民党一方面逮捕监禁他，企图用暴力使其就范，而他表示不屈服：“身处艰难气若虹”；另一方面，又给他种种诱惑，要他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的共产党，而他又表示拒绝诱惑，决不反共：“行无愧怍心常坦”。现在看来，是陈先生1937年出狱后，又把这幅对联写给了许俊千。这并不奇怪。陈先生多次把相同内容的字联诗词送给几个人，如《告少年》五言诗，曾赠送给陈钟凡、郑学稼等人；《贯休入蜀唯瓶钵》一诗，曾赠送给欧阳竟无、朱蕴山等人。说明这都是他的自述诗、自励诗，表示他的气节。

　　不过，陈独秀此时重写这幅对联赠许俊千，可能有其新的更深广的含义。试想，此时的陈先生，一是经过几年牢狱之灾，几乎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而且患上了严重的疾病，特别是胃病发作起来，在床上打滚，十分凄惨，真正贫病交加；二是国民党虽被迫释放了陈先生，但仍安排军警监视他的行踪，又千方百计拉拢他一起反共。陈出狱时，国民党军统局处长丁默村特意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他拒绝了。“老朋友”胡适、周佛海等人热情地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蒋介石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奉命答应提供“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的“民国参政会”议席，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与共产党唱对台戏，都被陈独秀一一拒绝。原由他领导的上海托派也派人来，邀他到上海继续领导托派进行“反蒋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也被他拒绝。他一改托派传统的立场，明确拥护国民党抗日，拥护共产党倡议的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于是受到托派中央的严厉批判。批他“背叛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陈则“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

　　当时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举办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也来打陈先生的主意，多次请他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

　　陈钟凡先生（北大时陈独秀的学生，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独秀出狱时一度住在他家）鉴于陈独秀的以上种种表现，曾写一首诗赠陈独秀：

　　荒荒人海里，聒耳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率笔和曰：

　　暮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陈独秀当时的处境和他以上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他和陈钟凡的唱和诗，可以说是陈独秀当时给许俊千书写“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时的心情和内涵的最好注释。

　　许俊千教授至今还记得，那日陈先生书赠对联后，又要他们坐下来谈谈以书为伴的乐趣，坚嘱他们要多读历史书。并言当时新出版的中国历史书太少，只有夏曾盇编写的《中国史》上下册可读。还谈了很多，原话许俊千记不得了，大意正如我们今天所谈的要弘扬中华文化，不能故步自封，要振奋我中国伟大民族精神。陈独秀学识渊博，关心和热爱年轻学子，高情厚意，真正感人。墨宝带回学校后，许俊千藏入书箱，不给人看。不久，抗日形势紧张，学校师生星散，许俊千只好赶回长沙，所得墨宝，深藏于家，以留纪念，不幸长沙大火家宅被毁，墨宝亦成为灰烬。

　　此后，许俊千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得知陈先生已到重庆，待许俊千到重庆，始知他已由重庆到江津落户，不久谢世。“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墨宝则铭刻在许俊千的心坎里，提笔习字时，不禁心临手摹，感到莫大的情趣。正如现代行为科学提出来的，这是对人敬重、钦佩乃至效仿的一种心理倾向。六十余年过去了，许俊千今亦垂垂老矣，就记忆所及，让笔者整理成这篇文章，献给对陈独秀感兴趣的读者。


     （作者许俊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　洛 松）




       来源：《炎黄春秋》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