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的精神引领

       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中说：他和蔡元培、胡适是五四运动时“在思想言论上应负主要责任的人”。在五四运动中，他鼓吹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将青年从黑暗和蒙昧中引领出来，走向寻求光明、进步的征程，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


       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草约，其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12月12日，“中华民国”改称“中华帝国”，袁世凯做起洪宪皇帝。

       这年6月中旬，陈独秀和友人易白沙从日本回国到上海。痛心已极的他感觉到，中华民国只是块招牌，而且不要多久，这块招牌也将不复存在。他深刻地意识到还得要再来一次政治革命，而要进行这场革命，须得“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为此，他一到上海，便找到他的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希望亚东图书馆帮助他办一份杂志。他信心十足地表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亚东图书馆承担不起印刷和发行，汪孟邹遂多次奔波，将群益书社介绍给陈独秀。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次年9月1日更名为《新青年》）创刊。陈独秀亲自撰写发刊词《敬告青年》，公开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他在文章中赞赏西方人的“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的生命哲学，讴歌鲜活、奋进的年轻生命，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是中国国民改造、社会进步的希望。“予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青年何以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何以能“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呢？他提出了六条标准，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鼓吹人生应有“横厉无前”的美德，以去征服“恶社会”，“战胜恶社会”，“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所谓科学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迷信和愚昧；所谓人权即是民主，提倡个性的解放，屏弃“忠孝节义”的吃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宗教和妇女的解放。Democrocy（民主）和Science（科学），是那个时代人们亲切称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具有象征意义的旗帜。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几乎都是介绍和推崇西方文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的。“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他研究了拿破仑、圣西门、傅立叶、卡耐基和马克思，从而形成了对他们的独特见解。他说，圣西门和傅立叶主张“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人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拿破仑有言曰：‘难，不能字，唯愚人字典中有之，法兰西人所不知。……卡内基有言曰：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者，皆无能之人也。……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他提倡的正是这种知难而进、义无返顾的战斗风格。他要将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文明介绍于国民，以激励国民，树立独立自由的人格形象，使“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

       在将东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后，陈独秀大胆针砭国民的落后性和劣根性，指出国民的堕落品性：“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贿赂通病”、“豚尾客”、“黄金崇拜”、“工于诈伪”、“服权力不服公理”、“放纵卑劣”等等。他甚至找出国贫民穷的病因，是由于人口过多造成的，“吾之国力不伸，日益贫弱，正坐生殖过繁，超出生产之弊。长此不悟，必赴绝境。”他向国民敲响警钟，“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他知道传统观念的改变，一定要遭遇传统的抵制和政治的压迫。可他却无所畏惧，视“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要“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直指封建的纲常礼教，毫不妥协，“决无牵就依违之想”。

     《新青年》一发行，便引起国人的关注，那些发聋振聩，石破天惊的崇论闳议，使深寂的古国从昏睡中骇然惊起。许多进步青年将陈独秀视为导师，将《新青年》视为良友和心声。毛泽东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


     《新青年》创刊初期，汪孟邹便去函大洋彼岸，向胡适介绍陈独秀和《新青年》，并向其约稿。而恰在此时，胡适在大洋彼岸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陈、胡二人经此相互通信，成为朋友。陈独秀赞叹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盼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全文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对此曾说：“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文学改良刍议》批判“吾国言文之背驰”的流弊，申明“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倡导以白话取代文言，以白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陈独秀则不然，他的《文学革命论》很快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开宗明义，表明推行文学革命的坚定态度和必胜信念。他说，中国文化界之所以“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推其原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他还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他进而旗帜鲜明地说：“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雨果）、左喇（拉）、桂特赫（歌德）、卜特曼、狄铿士（狄更斯）、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此时，胡适的胆子却越发变小，他给陈独秀写信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接信后，立即在《新青年》发表致胡适的信，公开表明他义无返顾、当仁不让的积极态度：“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多年后，胡适在忆及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号。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

       蔡元培莅任北大校长后不久，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因此而迁来北京。接着，蔡元培又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后又聘请鲁迅来北大执教，加上原本就在北大文科任教的沈尹默、钱玄同等，这些人一时间集聚在陈独秀周围，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已然形成。

       文学革命的标志是推行白话文，《新青年》率先垂范。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起，大部分文章都改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胡适的《一念》、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白话诗，相继问世。这些诗尽管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但毕竟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第一批白话诗。他们那种敢于为“引车卖浆者流”写作的勇敢精神，本身就具有时代意义。

       接着，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这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借一个狂人的精神活动，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反动礼教作了锥骨敲髓的讽刺和鞭辟入里的批判。鲁迅在谈起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时说，那是《新青年》的编辑们“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创办《每周评论》，以作为《新青年》的补充和后援。北大学生积极响应，次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文学革命的生力军日益壮大，这一年，全国至少有四百种白话报面世，著名的有《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等，《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开始刊载白话文。当时国内最大的几家杂志，如《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也都尝试用白话写作。

       至此，白话文已为全国民众所接受和利用。192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命令，小学校一、二年级国文，从是年秋季改用白话。不久，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用白话教学，文学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




       “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民国初期，复古倒退沉渣泛起，迷信活动逆流泛滥。国民，尤其是青年的灵魂受到侵蚀和毒化。陈独秀痛心地说：“我国民的神经颠倒错乱，怎样到了这等地步！”如此下去，“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于是，他连连撰文，痛斥鬼神论者的无稽之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鬼论质疑》。

     《有鬼论质疑》引发热烈讨论，鬼神之说成众矢之的。这时，一个叫易乙玄的人，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专门写了篇《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继续散布鬼神说的谬论。陈独秀、刘叔雅、鲁迅等纷纷撰文予以批驳。其中，鲁迅的批驳尤为辛辣，说：“现在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对头。”

       陈独秀认为宗教是产生鬼神之说的根源。他的《偶像破坏论》便努力澄清人们的思想，指出所有人造偶像，都是盲目的宗教崇拜，世界上“凡是无用而受人尊敬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他讥讽偶像“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阿弥陀佛、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和所有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他进一步指出，皇帝也是一种偶像。封建帝王自称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无非是让天下的百姓“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其实，皇帝是因为“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才能有所谓“神圣出奇的作用”。一旦将他们推翻，象末代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那样，他们便“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再也看不出“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反而觉得“比寻常人还要可怜”。皇帝和鬼怪、神仙一样，都是强加于人民的偶像。这种骗人、害人的东西，难道“还不应该破坏么？”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这场由协约国和同盟国挑起的瓜分世界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的借口，却是堂而皇之的，都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陈独秀对此批评说：“国家也是一种偶像。”国家之所以存在，“不过是籍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人类应当抵制这场不正义的战争，真正“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不为国家的虚伪偶像所迷惑。那么，“大同和平的光明”就一定会“照到我们眼里来。”

       蔑视所有权威和偶像的陈独秀，在文章中召唤青年：“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陈独秀细察中国社会意识的更深层次，敢于怀疑和批判一切“欺人不合理的信仰”。袁世凯死了，张勋复辟也失败了，但是,“帝制时代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孔教会”、“尊孔会”遍布国中。康有为甚至撰文，诅咒共和，认为共和不合中国国情，中国只宜君主专制。陈独秀对此极为蔑视，特意撰文予以批判，希望青年不要迷信，应该敢于向权威和偶像挑战，不要在乎“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不要“相信世界万事有神灵主宰”，要敢于“破坏礼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青年应从黑暗的铁屋子冲决出来，奔向民主、自由的世界，为达此目的，“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陈独秀认为，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积弱积贫的祸根，将之概括为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1919年1月19日，他的《除三害》在《每周评论》发表，此时距五四运动只有3个多月。他呼吁：“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这一时期，《每周评论》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表明他对国内政治问题坚决果敢、毫不妥协的态度。

       五四运动前7天，陈独秀发表《贫民的哭声》，实乃一篇政治煽情的杰作：“北京城里一片贫民的哭声”，贫苦百姓卖儿鬻女、啼饥号寒，就是因为政府“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贫民百姓“穷得没衣穿，没饭吃。”当权的文武官员却“用卖路矿借外债拿回扣，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种种手段，将通国的钱财聚在自己手里享用”。他警告说，如今的中国已如一个火药桶，“单是北京一处”，“十几万苦恼的人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他断言，这凄苦愤怒的哭声，早晚要产生巨大的震撼力量，撼动腐败、没落的封建主义军阀政府，“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疼，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1919年4月29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竟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益转让于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热血沸腾。陈独秀所提示的有“社会中坚分子”，“挺身出头”的“相当的示威运动”，已成为事实，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并迅速以磅礴之势向全国蔓延。

       就在5月4日这天，陈独秀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孔教研究》和《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么了？》、《公司管理》和《两个和会都无用》等文章，继续进行政治鼓动。他说，上海的南北和会和巴黎的国际和会，都是分脏会议，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到来，“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陈独秀的“直接解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在当时极具号召力。当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罗章龙回忆说，陈独秀“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

       五四运动刚刚发生时，市井民众非但不积极参与，还冷嘲热讽爱国学生的行动。陈独秀严厉批评这种冷漠的态度，“象这种全体国民的存亡大问题，可怜只有一小部分爱国的学生和政党出来热心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旁边不问，已经是放弃责任不成话说了。若还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又说是政客利用煽动，（全体国民那个不应该出来煽动？煽动国民爱国自卫，有什么错处？）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象这种下等无耻的国民，真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

       正是在陈独秀的激情鼓动下，北京学生继续进行总罢课，并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北洋军阀政府再次出动军警镇压，6月3日和4日，竟逮捕了八百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那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短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9日，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社会各界纷纷呈文致函，一致要求释放陈独秀，不少人在报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表示崇敬和声援。在社会各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下，9月16日，陈独秀终于获释。出狱后，他秘密到达武汉，在武昌高师、文华大学等处发表演说，国内各报纷纷登载这一消息。后在李大钊等的帮助下，陈独秀来到上海。1920年8月，他最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建党。至此，他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来源：《党史纵横》200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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