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 任建树 王开林：被历史误会的人——“反对者”陈独秀

       从“总司令”到“替罪羊”


       1932年，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在囚车上，他谈笑自若，可到南京后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发现他正呼呼大睡。后来陈独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陈独秀（1879—1942），安徽人。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11年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任《新青年》主编，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191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1921年，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7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


       他上承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下启五四时期的一代革命知识青年，被称作“新思潮之首领”“政治革命之先驱”。毛泽东曾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等等，对他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1949年官方文献对他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改革开放后，这些沉重的“帽子”逐一被摘掉，最后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摘掉，因为他所犯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剧烈的变迁。


       重新评价陈独秀，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曾这样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






       办报、办学、暗杀，陈独秀都参与过


       1903年4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时值“拒俄运动”风生水起，陈独秀发起拒俄演说会，被称作“安徽革命第一声”。不久，他遭到清政府通缉，逃往上海。在上海，陈独秀协助章士钊办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两人“足不出户，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据章士钊回忆：“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在安庆参与创办《安徽俗话报》，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瓜分中国》一文中，他说列强“打算把中国当作切瓜一般”，现在“大祸临门”，而我们官府害怕外国，“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俄国）占了奉天，哪敢道半个不字”。怎么办呢？大家“仔细想想看，是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做各保身家不问国事，最终身家难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


       当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正在为长沙起义作准备，派人到各地联络革命志士。陈独秀积极响应。据陈独秀回忆：


       我初次和蔡先生（蔡元培，字鹤卿、孑民等）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章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实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10月下旬，因为泄密，起义未及发动即告流产。不久，革命机关所在地被查抄，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星散逃匿。陈独秀来到芜湖，一边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边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并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1904年底，安徽旅湘公学从长沙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该校对安徽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初，知识分子闹革命，大体上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办报纸，作鼓吹；设学校，培养干部；进行暗杀活动；武装起义。这些活动，除了武装起义外，陈独秀都参与过。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活动主要是在安庆、芜湖，他也因此被评定为20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






       逃亡、抄家、被捕，坐了98天牢


       辛亥革命后，安徽军政府成立，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回忆：


       在都督府里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他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不久，革命失败，陈独秀宣布讨袁。当时，皖军将领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北洋军。陈独秀等人到芜湖时，当面“痛斥其非”，“被绳绑，拟即枪决”。危急关头，陈独秀“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来，幸有旅长张永正以兵力相救，陈独秀才免遭毒手。然而，北洋军南下，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被迫逃往上海。军警抓不到他和他的儿子，最后抄了他的家。这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被抄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第二次抄封了他家；1938年日军占领安庆后，他家就彻底衰败了。


       陈独秀逃到上海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但他并没有消沉太久。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使他大受刺激，认为“欲使共和名副其实，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于是，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高举德赛（“德”“赛”分别是“民主”“科学”的中文音译简称）大旗，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主要领导人。《新青年》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据毛泽东后来回忆：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自此，陈独秀和胡适两位安徽人，取代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开启了“胡陈时代”。


       1916年底，陈独秀到北京募集资金，北大校长蔡元培想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上看戏，睡得晚，起得迟。但蔡元培“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


       陈独秀觉得自己既无学位也无经验，想回上海办《新青年》，再三推辞。蔡元培说：“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吧。”陈独秀最终答应。蔡元培大喜，为了让教育部通过任职提议，不惜伪造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在当时引起不少质疑。不过，陈独秀自任职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天晚上，陈独秀约高一涵等同事散发传单。他们来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不料，陈独秀因“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引起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晚10时，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遭到拘捕；12时，军警包围了陈独秀的住宅，破门而入，搜检信札多件。


       陈独秀被捕后，舆论哗然。李大钊等人积极设法营救；毛泽东当时在《湘江评论》上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不久，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将陈独秀释放。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获释也未得到完全自由，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






       缺席一大、被撤职、被开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有何恩怨


       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任书记，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进行建党活动。


       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建党先驱，但他却缺席了中共一大，这是为什么？普遍的说法是，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近年来有研究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是：陈独秀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先是在未征得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召开一大；在一大上，马林表示，中共的成立使共产国际多了一个东方支部；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会见，马林刚表达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就愤怒地站起来，说：“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


       马林提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陈独秀尤其不能接受，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初生的中共离不开苏联的资助。据李达回忆，当时上海小组的经费都是稿费维持，因缺乏经费，《共产党》办到第2期便停刊。一大召开，代表们每人150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的。


       陈独秀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旨意”，是在1922年，迫于共产国际纪律，他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历来主张国共合作，但他坚决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在粪缸中洗澡”。他曾创作《国民党四字经》，其中有这样几句：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可惜陈独秀是一位当家作不了主的总书记。当时，共产国际连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陈独秀四次提出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都没能成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退出国民党，当时只有两个人有反应，任弼时说：“是的呀。”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


       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单独谈这个问题，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据杨尚昆回忆：“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斯大林没有作一点儿自我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不许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对陈独秀进行了缺席审判，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此前，张学良刚以武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沙俄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发动“保卫苏联”的运动。陈独秀于7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表示抗议，遭到斥责。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希望他与中央保持一致。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表示：“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


       这段时间，陈独秀读到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著作，如遇知己。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托派。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反托派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的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而自己因“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蒋介石通过侦讯部门看到后，认为陈独秀是一个“真共产党员”，于是悬赏3万大洋，仍以“共党要犯”重点追捕。






       入狱、被诬、拒绝延安邀请，英雄走向末路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他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引起轰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潘光旦、蒋梦麟等各界人士纷纷出面，为陈独秀缓颊。消息甚至传到海外：科学家爱因斯坦拍了一份越洋电报给蒋介石，称赞陈独秀是东方文曲星，请勿以政见歧异而加害；大哲学家罗素、杜威也陈词灼热，恳请国民党当局审慎从事，优容知识界精英……


       然而，陈独秀本人却很淡定。在押送囚车上，他先是谈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催问几次，才发现他正呼呼大睡，后来陈独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何应钦传讯，陈独秀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青年军人团团围住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法庭上，律师章士钊说：“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应该从轻处理。”陈独秀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在狱中，陈独秀的生活几乎与在家中一样。起初，监狱不许他看书，他绝食抗议，狱方只能默许，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


       陈独秀当时除了稿费没有任何收入，在狱中开销过大，多靠友人接济。胡适凡经过南京，总要去看他，有一次因故没去，陈独秀大发脾气，胡适听说后赶去说明和道歉，并按照陈独秀提出的书目送去书籍。


       1937年，南京遭到日军轰炸，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蒋介石派人去游说，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陈独秀嗤之以鼻：“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时，陈独秀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等都作出了热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等表示欢迎。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当讨论到是否恢复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反对托派，不能仁慈手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等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接着，《群众》和《新华日报》等也随声附和发表文章。许多知名人士对此感到困惑和不平，联名致信《大公报》说：“对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


       陈独秀对汉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华日报》，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实凭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自此，陈独秀将他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门彻底关闭，再不开启。


       1938年，陈独秀乘民权轮抵达重庆，出乎他的意料，当时来接他的人很多。8月初，陈独秀应同乡及同窗好友邓仲纯之邀至江津，1939年1月，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医院，翌年迁居江津县偏僻的山冈鹤山坪石墙院。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生活拮据。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拉拢陈独秀，先后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前去拜访，但陈独秀不为所动；陈独秀的好友章士钊、蔡元培、胡适等人多次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意接受朋友的资助。


       1938年，张国焘也来到重庆，见到了陈独秀。想当年，他们一同筹划建党伟业，没想到今天却都被开除党籍。但是张国焘成了叛徒，陈独秀却守住了底线。张国焘还是用蒋介石那一套，想说服陈独秀和他一起重新建党，结果再次被陈独秀拒绝。陈独秀说，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


       胡适说陈独秀是一个“终身反对派”，陈独秀深以为然。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20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国际肆意干涉、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即使到了晚年穷途末路，陈独秀也没有屈服。更为难得的是，陈独秀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多次举办演讲会、撰写文章，宣传抗日的意义。此外，他还坚持编写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小学识字教本》。


       一大代表包惠僧說：“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当时，张国焘代表蒋介石给陈独秀寄了5000元钱。陈独秀虽然最急需的就是钱，但是却坚决让人退了回去，还说：“像我这样的人，是饿不死的，即便饿死，也不能受此嗟来之食。”陈独秀的夫人责备他是倔脾气，死要面子活受罪。陈独秀却严厉地说：“这不是面子的事。”


       李达甚至说陈独秀“具有恶霸作风”，有一次陈独秀看一位同志寄来的工作报告，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摔了两个茶碗，“我劝他看完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工作方法的缺陷，使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无法顺利施行，甚至造成早期党内分裂。


       鲁迅是这样评价他的：“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1942年，陈独秀去世。临终之际，陈独秀正写到《小学识字教本》中的“抛”字，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个字。撒手人寰之际，世间的一切恩怨、是非、功过、成败，都要抛弃了。


       对于陈独秀的死，董退思（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的感言十分中肯深刻：“一般所谓革命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唯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滔滔天下，能有几人？”






       来源：《今古传奇·人物版》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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