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英：汪孟邹与陈独秀关系新论

       摘要：出版家汪孟邹终其一生为革命家陈独秀提供了重要的出版支持、政治支持，以及经济保障与安全救援等多维度的帮助。文章通过全面分析汪孟邹与陈独秀的关系，探究汪孟邹对于陈独秀的价值与意义，由此折射出近代出版与革命之间的深刻关联。


       关键词：汪孟邹；陈独秀；亚东图书馆；出版；革命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22.00.029



  



       汪原放所撰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出版）再版时，更名为《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出版），对陈独秀予以重点突显。这一改动既有发行上的考虑，同时也是符合史实的。陈独秀对亚东图书馆（简称“亚东”）影响极大，亚东“因陈而生，因陈而兴，因陈而衰，因陈而终”[1]。正因为陈独秀与亚东的独特关系，人们往往较多关注陈独秀对于亚东创办人汪孟邹的帮助，却忽略了这份深刻友谊的另一向度——汪孟邹对于革命家陈独秀的意义举足轻重。汪孟邹为一生从事革命事业的陈独秀提供了多维度与全方位的支持，包括出版支持、经济支持、家庭支持、情感支持、政治支持等。可以说，汪孟邹是陈独秀革命事业中一股至关重要的支持力量。没有汪孟邹，陈独秀的革命生涯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人们对此却一直缺乏充分的认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陈独秀与汪孟邹的关系进行再梳理，对其进行历史还原与意义讨论，具有出版史与革命史研究的双重意义。




       一、汪孟邹为陈独秀提供至关重要的出版支持


       汪孟邹在师友的支持下，于1903年前往芜湖，创办芜湖科学图书社（简称“科学图书社”）。这既是汪孟邹人生职业与生计安顿所需，也是其实现自身理想抱负的可能途径。自进入科学图书社至1953年亚东关停，汪孟邹一生浸淫新书业，同时也以自己的一方出版领地，为陈独秀的文化和革命活动提供重要支持。


       1904年春，陈独秀致函汪孟邹，表示想要在科学图书社创办白话报。此时科学图书社尚处于草创伊始阶段，境况十分窘迫，“每天吃两顿稀粥”度日，但汪孟邹毫不推辞，举科学图书社之力，协助陈独秀将《安徽俗话报》办好。汪孟邹及科学图书社的店员不仅承担了部分撰稿和编辑工作，同时竭尽全力为《安徽俗话报》的发行拓宽网点。很快《安徽俗话报》的代派处多达58个，涉及安徽全省八府，以及全国主要大中城市。事实上，《安徽俗话报》最初酝酿于安庆，然而陈独秀最终选择科学图书社来实施这一计划，对其发行力量的借重应当是关键因素。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亦不负所望，“《安徽俗话报》自甲辰正月出版，每月二册，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2]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之想法的落地，以及随后新文化运动之势如破竹地推进，汪孟邹都为其提供关键的出版支持。陈独秀想要出一本杂志的愿望由来已久，而且深谙其意义之深远重大。汪原放说：“据我大叔（汪孟邹）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陈独秀）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3]33此时汪孟邹初到上海创办亚东，经济窘迫异常，日记中常有“社务乏款，焦急之至”“暂借到五百元，真正可感”“芜款未到，焦灼万分”之类的记载。陈独秀对亚东的情况了然，但仍嘱托汪孟邹认真想办法。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新书业发展的滥觞时期也是陈独秀个人革命事业的起步时期，陈独秀在这一时期所能仰仗的出版资源十分有限，汪孟邹及其亚东是他最能倚仗的出版力量。对此，汪孟邹不因自己没有力量而放弃努力，1915年6月19日，即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二天，汪孟邹开始为创办《新青年》而奔走。最初的计划是，汪孟邹联合通俗图书局的汪叔潜和群益书社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共同来办杂志。这一方案未能实现。最后由汪孟邹做中人，由与汪孟邹关系交好的群益书社负责承办。由此，这本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划一个时代”[4]25的杂志得以顺利诞生。《新青年》虽然是交由群益书社创办，汪孟邹始终深度参与其中，尽心尽力。《新青年》排版要改加标点，印刷费事，汪孟邹代为逐家接洽印刷所；胡适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与陈独秀联手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最开始即来自汪孟邹锲而不舍地催稿；陈独秀后来与群益书社闹翻，自办《新青年》，据汪原放回忆，“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4]57；等等。由此可知，汪孟邹始终视《新青年》的创办与维持为己事，为此倾注大量心血。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新青年》发轫后，随着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迅速弥漫全国，形成不可阻挡的汹涌势头，各种进步社团及刊物在北京大学纷纷建立与创办起来。汪孟邹及其亚东成为当时少有的全面代派发行新杂志的书店。这一方面是“生意”，亚东由此可获得较可观的发行利润；另一方面也是“启蒙”，正如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说：“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5]当时站在新文化运动旗帜下的新书店并不多见，李小峰在《新潮社的始末》一文中回忆：“《新潮》同《新青年》一样，被一般守旧派视同洪水猛兽，一般书店就是知道也不敢代销；因此只有原来发行《新青年》的几家书店经销，如上海的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等。”换言之，自新文化运动伊始，亚东就是当时少有的勇立潮头者，其借助自身的出版传播之力，不遗余力地为新文化运动鼓与呼。陈独秀等顺利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使其蓬勃发展，汪孟邹及其亚东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


       汪孟邹给予陈独秀出版上的支持是多层面的，也是终其一生的。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此事陈独秀交由汪孟邹操办。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之用，并承担了它的发行任务（亚东对外称只是代售处之一）。事实上，汪孟邹及亚东对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支持，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1920年5月到7月，因陈独秀的担保，汪孟邹曾将亚东的书赊给毛泽东等人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和恽代英等人在武昌创设的利群书社（成立时定名为利群书局）进行销售，亚东的万年青（账簿）对此均有原始记录。汪孟邹生前交代说：“这里欠了多少，不必再算账。不过这是资料、史料，将来或者有用处。”换言之，汪孟邹对陈独秀交代的为中共出力的出版事务，全力以赴，甚至不计亏蚀。


       亚东还将陈独秀散见在各报刊上的文章结集成《独秀文存》出版，使之成为一种广为通行的本子。单就文献保存这方面来说，亚东就功莫大焉。汪原放在谈到编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二集》（因时局及内容敏感原因，最后未能出版，书稿保存下来）时提出，一些文章已难以找到，“在目录上，哪些文章没有找到，他都一一注明，要我们想办法找一找，他自己也在找，找到，就拿来。他有时来，会带一些他找到的文章来，有的是剪下来的，注有时日等等”[3]77-78。亚东出版《独秀文存》，是第一次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说文论进行结集，这一书籍化过程不仅使得许多有价值的零散资料得以保存，同时也对其关于新思想的文章起到了固定、系统化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抗战时期，亚东还为陈独秀出版了不少关于抗战的小册子，如《抗日战争之意义》《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我们断然有救》《民族野心》《告日本社会主义者》等，广泛地宣传其抗日主张。事实上，陈独秀晚年及其革命同志的书籍，亚东亦是其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这既是对其革命思想的宣传，也是通过出版的稿费给予其物质支持。




       二、汪孟邹不计回报地为陈独秀提供经济上的保障


       陈独秀一生从事革命，其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好友偶有接济，主要依靠的是汪孟邹及其亚东。


       就公的方面而言，亚东主动为陈独秀出版书籍并给予稿费。亚东是陈独秀“卖文”最重要的买家，亚东主动为陈独秀出版各类书籍，而且以高标准支付稿酬。1933年10月11日，陈独秀收到亚东寄去的一纸账单，可以看到亚东给陈独秀的版税高达15％。


       就私的方面而言，汪孟邹个人给予了陈独秀大量无私的经济资助。汪原放回忆，大叔汪孟邹跟他说：“仲甫真是一个硬汉，他从来不开口要钱。我看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要拿一点钱罢？’他点点头。他拿了一元、两元，再坐一会，回去了。”[3] 94-95那个时候，陈独秀仅在亚东出版了《新体英文教科书》，并不畅销，原计划分四册出版，销量不好，后来都没有出完。亚东尽管生意清淡，汪孟邹维持得异常辛苦，对陈独秀却不时予以接济，同时还包括接济其家人眷属。1914年，陈独秀赴日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其妻高君曼独自留在上海，由汪孟邹为之照顾。陈独秀之子延年、乔年亦每月到亚东拿学费，每人每月五元。1924年秋，陈独秀和高君曼感情破裂，提出离婚。经汪孟邹调解，陈独秀与高君曼没离婚，高君曼和两个孩子迁居南京，由亚东每月汇去30元生活费[6]。事实上，此时陈独秀并无多少稿费存在亚东，但汪孟邹总是默默为其垫付各种开支。陈独秀后来表示，“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了，心里很难过”[3]171。为此，陈独秀嘱咐汪原放：“务请抄一细账赐知。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胡里胡涂，望兄一矫正之。” [3]172 其实，汪孟邹并不是对账目糊涂的人，其对钱财的进度与使用甚至可说是异常精细。哪怕自身经济困顿不良，只要觉察到陈独秀有需要，即随时予以支持。明明是精细异常之人，对于予以陈独秀的支持却不计账目，“胡里胡涂”折射出的是，汪孟邹对陈独秀经济上的支持从来都是不计回报的。由此可以看出，汪孟邹对于陈独秀是怎样一种无条件的支持。




       三、 汪孟邹予以陈独秀手足般的友谊与安全救援


       汪孟邹是陈独秀自二十几岁起即知根知底的老友，终其一生给予其情同手足般的友谊滋养。据汪原放说：“依我看，仲翁（陈独秀）和他（汪孟邹）是无所不谈的。”[3]140无论何时，陈独秀只要在上海，即常去亚东，汪孟邹的日记中也常见“今日又与仲甫闲谈一切”“今日又与仲甫讨论”[3]94字样。汪孟邹与陈独秀之间密切深厚的友谊体现在诸多细节上。1923年12月9日，汪孟邹的日记写道：“希吕、昌之去看梅兰芳戏，而仲甫独在编辑所做文，未免寂寞，我因陪他，至晚饭后方回馆中。”[3]89为免老友一人寂寞，汪孟邹放弃娱乐作陪，两位老友之间的友谊之细腻与温厚可见一斑。


       陈独秀一生从事革命，牢狱之灾乃至生命危险难以避免，汪孟邹一生为其悬忧，为其奔走。1919年6月，陈独秀等人试图对北京政权进行根本性改造，为此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到前门外散发以至被捕。汪孟邹十分担心，“仲翁……前途如何，实令炼（汪孟邹指代自己）时刻不安也”[7]293。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抵达上海后即寄住在亚东，后来才搬到老渔阳里二号寓所。1921年10月4日晚，陈独秀在该寓所被法国巡捕房逮捕。汪原放回忆说，汪孟邹第一时间知道消息，“吓坏了，立刻起床，……第二天，我们到店，我的大叔道：‘昨夜和子沛、子寿又一道去找过行严（章士钊），再看今天的情形怎么样。真急人哩！’”“后来我的大叔从外面回来，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好了！好了！险呵！险呵！仲甫已经出来了！……’”[3]54汪原放的生动回忆再现了汪孟邹为营救陈独秀的紧张与竭尽全力。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再次被捕，陈独秀此次入狱直至1937年才被释放。陈独秀在狱中与外界的联系，以及所需的药品、食物、书籍，均由亚东帮助解决。陈独秀在狱中所写的《金粉泪》组诗（56首）亦由汪孟邹探监时携出，辗转秘藏，颇为不易。“这个册页，有一个时期，很不容易收藏，只有东藏西藏的，有时连自己也记不得是藏在哪里了。” [3]177幸运的是它并未遗落。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陈独秀前往武汉，临行前夕即以“实庵”笔名给化名“耕野”的汪孟邹去信。换言之，老友汪孟邹是其第一时间告知自己行踪及通信方式的人。此后，陈独秀淹留川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汪孟邹通信[7]444。可惜这些信件均未保留下来。幸而该时段汪孟邹致胡适的两封信得以保留下来，汪孟邹对陈独秀生存境况之关切及其为之设法改善的恳切跃然纸上：“近得他（陈独秀）来讯，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已至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或向知友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知行（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虑。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7]444-445后因陈独秀不愿前往美国，汪孟邹向胡适提出的此方案未能实现，然而汪孟邹对老友陈独秀情同手足的情感与关切，读来令人感动。




       四、汪孟邹终身追随陈独秀并予以政治支持


       从科学图书社开始，汪孟邹在政治倾向上即始终追随陈独秀，并为其提供各种可能的支持。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创办《安徽俗话报》时，科学图书社即成为芜湖革命活动的基地，一度还是安徽革命者的“会议机关”。1905年夏，陈独秀、吴樾、赵伯先（赵声）等人密谋策划暗杀清廷官吏，想以此“震动已死的人心，唤醒同胞的弥天大梦”，反对君主立宪，密谋之地就在科学图书社。汪孟邹作为科学图书社的主人，对此无疑是知晓并提供支持的。


       汪孟邹创办亚东时，尽管经营困难，自顾不暇，仍然常常设法帮助柏文蔚、陈独秀等“倒袁”调款。陈独秀等人筹建中国共产党，亚东更是作为陈独秀的对外个人联络点。当时，凡有人要见陈独秀，汪孟邹总是替人约好见面时间在亚东会面。1920年2—4月，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人南下宣传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多次在亚东会见他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成立时，汪原放说：“亚东五马路的发行所是陈独秀几乎每天要来的地方。他一上楼，就坐在那张红木八仙桌旁，和我叔叔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8]陈独秀对外的联络地点一直设在亚东，1926年时汪孟邹甚至感叹道：“近来，我们的门槛都给人踏坏了！要看仲甫的人真多呵！”[3]105由此可知，汪孟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发展贡献了不菲的心血和智慧。此可略举一例证之。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选举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仲翁（陈独秀）今天谈起人民政府，人选实在很难。我（汪孟邹）提起赵南公，他觉得很好”[3]111。查赵南公年谱，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赵南公参加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并成功竞选上海市政府委员[9]。据此可知，汪孟邹对党的事业是不无建言的。陈独秀无事不告知汪孟邹，除了老友之间的莫逆，还因为汪孟邹对革命活动有着深刻的同情、理解，以及不乏智慧的见解。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此后，汪孟邹仍一如既往地给予陈独秀诸多帮助。比如，亚东尽力购买了不少陈独秀及其革命同道的书稿，设法用稿费接济他们的生活。汪孟邹自己也说，“有许多朋友，从‘五四’时便认得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回上海来了，有的生活很苦，时常来借一点钱。可是到后来，会拿一本稿子来还账，所以收稿，有时不免要带一点感情的作用”[3]231 。又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至上海的交通中断，郑超麟出狱后无法回沪，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安排，让其在自己老家安徽绩溪避难，住在侄女汪慎如家。[10]郑超麟指出，凡与陈独秀关系很密切的人，包括瞿秋白在内，同汪孟邹都有来往。[11]由此可知，陈独秀与汪孟邹之间的深刻信任与政治信仰上的始终同步。




       五、结语


       陈独秀对汪孟邹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巨大帮助，陈独秀甚至被认为是亚东的灵魂。与此同时，汪孟邹作为一个革命的同情者，一生追随陈独秀，不计回报地为其提供多维度、全方位的支持。换言之，他们各自都为对方的人生事业提供了最大的帮助。这一切建基于他们之间密切深厚的友谊：相知日深，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终生不渝。


       陈独秀、汪孟邹相识、相知于少年时代，性情相契是一方面，共同怀抱的“强烈的革新感情”（陈独秀语）则是他们友谊的灵魂。对于汪孟邹，我们多从一位出版家的角度去认识他，实际上汪孟邹一生怀抱“强烈的革新感情”，其所以选择新书业，即在于新书业是最能安放、也是最能实现其革新理想的所在。书业之外，无论是社会事务抑或个人具体的生活实践场域，汪孟邹之“强烈的革新精神”亦清晰可见。“强烈的革新感情”是汪孟邹一生的精神底色，也是其一生做人做事的立足点与原动力。也正因为此，汪孟邹一生无条件地支持着革命家陈独秀。此外，汪孟邹与陈独秀的相识还有一个特殊的桥梁，即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汪希颜“性过常人，才气纵横”[12]，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与陈独秀认识并结成莫逆，可惜汪希颜英年早逝。郑超麟说：“三人（陈独秀、章士钊、汪希颜）感情很好，惜汪早死，否则也是中国文化界一个有贡献的人。陈、章二人对汪希颜的弟弟汪孟邹有生死之交情，就是由此而来的。”[13]因此，在陈、汪之间的友谊中，也许还包含着对好友哥哥真挚情谊的投射。汪孟邹对陈独秀的追随与服膺，从某种意义上也包含着其对“才气纵横”之胞兄的无条件支持。


       汪孟邹对陈独秀的支持意义重大，是陈独秀掀起新文化运动狂飙的重要出版力量，也是陈独秀得以没有经济和家庭后顾之忧的“大施主”；与此同时，亚东这样一处重要的对外联络基地，也为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安全的空间。无论是就新文化运动而言，还是就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而言，其背后都有着汪孟邹及其亚东的默默付出和重要贡献。同时，这也是近代出版与革命深刻交织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  汪无功. 序一[M]//汪无奇. 亚东六录. 合肥：黄山出版社，2013：2.


       [2]  陈独秀.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2.


       [3]  汪原放.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4]  汪原放. 回忆亚东图书馆[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5]  达恩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M]. 叶桐，顾杭，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6]  王光远. 陈独秀年谱（1879—1942）[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76.


       [7]  胡适.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7）[M]. 合肥：黄山书社，1994.


       [8]  汪原放. 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M]//丁晓平. 陈独秀印象.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23.


       [9]  咸立强. 中国出版家赵南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30.


       [10]  汪无功. 郑超麟在绩溪——怀念郑超麟、吴静如老师[M]//汪无奇. 亚东六录.合肥：黄山书社，2013：215-217.


       [11]  郑超麟. 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M]//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 出版史料：第2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86-88.


       [12]  沈寂. 汪孟邹与陈独秀[M]//沈寂. 陈独秀研究：第1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365.


       [13]  汪无功. 我的祖父汪希颜[M]//汪无奇. 亚东六录，合肥：黄山书社，2013：136.






       来源：《出版与印刷》2022年第3期


       作者：林英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