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陈独秀与苏曼殊

       陈独秀和苏曼殊相识于日本，正所谓风华少年。他们意趣相投，以文相识。苏曼殊其生也短，交友遍于国中，而知己者算来也是屈指可数，陈独秀乃当之无愧。苏曼殊的颓废、浪漫、好学，以及率性而为的诗人气质，给陈独秀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以至晚年念及，都有动情之处。




       师从陈独秀学诗


       20世纪初，中国国势贫弱，那一代热血青年担当起民族的脊梁，有意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孜孜寻求民族自强的复兴之路。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一衣带水的日本，在这里建立各种革命团体。1902年冬，陈独秀与苏曼殊等在日本成立青年会，便是抱定推翻满清的革命宗旨。这年，陈独秀24岁，苏曼殊19岁。他们由此相识并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世纪初的历史星空上，熠熠闪烁着许多耀眼的政治明星，陈独秀与苏曼殊尤为璀璨夺目。


       陈独秀曾信奉康有为、梁启超，后又成为康、梁反对派，与生俱来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使之把所有激情都投之于政治，是个天生的革命家。苏曼殊是个具有中日混血的文学家，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诸文，其短暂的一生交游广阔，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鲁迅、柳亚子、蒋介石等人都是他的朋友。


       苏曼殊结交的众多朋友中，唯有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1935年，柳亚子曾在一首七绝中写道：“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曼殊朋友定谁贤。”作为苏曼殊朋友的柳亚子已经说得十分明白，苏曼殊的三个朋友中，陈独秀是最贤的。


       次年3月，陈独秀因不满清政府派来的学监姚某的管制，和邹容、张继等强行将辫子剪掉，这下可捅了娄子，日本警视厅对陈独秀等发出通缉令。躲过敌人的追捕，他由日本回到中国。回国后，他又在安庆藏书楼发表辞情激昂的演说，倡议建立国民同盟会，旨在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他因此而声誉鹊起，有“皖城名士”的美称。


       他应章士钊之邀来到上海，共同创办《国民日日报》，这是继《苏报》后又一份鼓吹革命、号召排满的激进报纸。不久，苏曼殊也辗转来到上海，找到《国民日日报》，并与陈独秀住在一起，两人情趣相投，都以救国救民为神圣的职责。章士钊、陈独秀都十分喜爱苏曼殊，还在他未来上海之前，便发表了他的两首诗：


                               一

                     踏海鲁连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这首诗突出地表现出诗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以鲁连、荆轲为楷模，对清朝统治者深恶痛绝，自许将为人民大众复仇雪恨。



《曼殊全集》书影


       说起苏曼殊作诗，他和陈独秀还有一段师生之谊。苏曼殊出生于日本横滨，5岁回广东原籍，12岁去上海姑母家，16岁又回日本横滨，尽管他聪慧伶俐、洋溢诗情，但是，耳濡目染的语言环境，使他不谙韵律，作不出一首好诗。在日本时，他曾师从章太炎学诗，却因时间短促而作罢。


       陈独秀是个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上，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胡适便说陈独秀“对于旧文学极有根底。……诗学宋，有大胆之变化”。李大钊则称他为诗坛之“大匠”。陈独秀谈起这段往事时说：“曼殊自幼没有好好读书，但他是个绝顶聪明人，是个天才。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连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


       此时，苏曼殊的《鸣呼广东人》和《女杰郭耳缦》等，也为《国民日日报》所发表。他的诗文很受读者喜爱，于是，他用汉语写作的信心便日益坚定。




       合译《悲惨世界》


       苏曼殊酷爱法国文学，尤其是小仲马的《茶花女》，可谓百读不厌。当时国内已流行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他读过后并不满意，计划着重新翻译《茶花女》。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许多人都在翘首盼望新译本《茶花女》的问世。


       陈独秀也读过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亦和苏曼殊有同感。但是，他认为在法国文学中，唯有雨果的《悲惨世界》最具有时代特征，他劝苏曼殊与其译小仲马，不如译雨果，那样将更具有社会意义。同时，他还表示愿意助其一臂之力。苏曼殊应允了陈独秀，开始翻译《悲惨世界》，并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



苏曼殊与友人（后排左一为苏曼殊，左四为柳亚子）


       陈独秀参与了这项工作。多少年后，他们的朋友柳亚子曾回忆，陈独秀于苏曼殊的“字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极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的汉文才力可讲为仲甫所启发。……此后，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所以，苏曼殊称“他是畏友陈仲子”。


       他们所译的《惨社会》即《悲惨世界》，曾有首译雨果（旧译嚣俄）作品之称，但是，译文常常是乱添乱造，很不忠实于原著。尤其是译文自第七回起，又凭空编造了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取名明白，字男德，谐音难得明白，其他一些人物如范桶（饭桶），吴齿，字小人（无耻小人），满州苟（满州狗）等，都明白无遗地表示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应该说《惨社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译作，因为它只借用了雨果原著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并将它们安置于晚清的社会生活实际之中，从而集中凸现了苏、陈的爱憎分明的思想情绪。


       他们借书中主人公男德之口，说出这样的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哪注定应该是那一个人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无怪乎章士钊读后，自然想到陈独秀“所怀思想，尽与此相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男德的身上已深深地铭刻着苏曼殊、陈独秀的思想印记。


     《惨社会》一直在《国民日日报》连载，到刊载至第十一回的大半时，《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借故离开报社，译作也半途停了下来。镜今书局的老板陈兢全看好这本书，很想出单行本，他对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若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于是，陈独秀便担任起译作的整理和润色，并从第11回译至14回。1904年，镜今书局出单行本时，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谷（曼殊）、陈由己。陈由己乃陈独秀笔名。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馆再版。


       1918年，苏曼殊逝世，上海泰东图书局在翻印此书时，为突出纪念苏曼殊，竟然删去嚣俄和陈由己的名字，变成了苏曼殊大师遗著，书名又改回《惨社会》。1925年，泰东书局再版时，又将书名恢复为《惨世界》。




       行云流水一孤僧


       苏曼殊之所以撂下未译完的书离开报社，究其原因，是不满意报社的烦人事务和无聊的权利争执。他是个富有个性的文人，不屑于争权夺利，不愿受人制约和管束，向来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此点与陈独秀极为投契，既然《国民日日报》不是他理想中的精神家园，那么，他只有去重新寻觅洁净的心灵栖息地，尽管陈独秀一再挽留，他还是执意要天南地北、周历四方。临行前，他给陈独秀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


                     契阔死生君莫问，

                     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

                     纵有欢畅已似冰。


       苏曼殊带着无尽的伤感，开始新的孤独的漫游生活。他在香港短暂停留后，又去惠州落发为僧，接着游历暹罗、锡兰，后又经长沙到南京。


       1906年夏，他应刘师培之邀来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在这里又意外地遇见陈独秀，两人欢洽一处，并于暑假同去日本。这次日本之行，引来了一段饶有兴味的故事。当他们由日本乘船回国时，闲来无聊，便海阔天空地扯起《山海经》。苏曼殊津津乐道，炫耀起已在日本又结交一中意女友。陈独秀知道他的急燥性情，有意挑逗他，故而充耳不闻，佯装不信，他一再解说，陈独秀还是摇头，他真的急了，突突地跑进舱内，捧出日本女友的众多发饰给陈独秀看：“仲甫，这可是真的呀！”说着便失声痛哭，并把发饰全部抛向大海。



剃度出家的苏曼殊


       30年后，陈独秀向友人述及此事时，还忍俊不禁，讪讪发笑，并能完完整整地背诵出当时所作《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


                     身随香船朝朝远，

                     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沈逝水，

                     恼人新月故湾湾。


       这期间，陈独秀、章太炎、刘师培和苏曼殊等人积极筹组亚洲和亲会，要把各国革命团体联成一体，以使亚洲各国都得以独立、享有主权。然而，对于苏曼殊来说，他的最大的收获是完成《梵文典》的撰述。梵文是古代印度的语言文字，很少有人能够读懂。苏曼殊还是在游历暹罗时，师从一位名叫乔悉磨的长老所学，并由此进入印度古典文学和佛学的新天地。他的《梵文典》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朋友们纷纷致贺，章太炎、刘师培都为之作序，陈独秀亦作诗一首志贺：


                     千年绝学从今起，

                     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

                     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生茧缚乌难白，

                     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

                     雪山深处见先生。


       1909年1月至8月，他们同住东京清寿馆。此时，苏曼殊正与乐伎百助眉史相识相爱，可是，自从他芒鞋破钵，皈依佛门后，便常常在灵与肉、佛与魔的冲突中挣扎苦斗，陷入难以言喻的矛盾之中。“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重听八云筝。”“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凄苦无奈的心境，只有向老友袒露，《本事诗》十首，便是他向陈独秀和盘托出的泣血之作。


       苏曼殊如此多愁善感，欲爱不能，欲罢不忍，心灵上的痛感，只能自己默默担当承受。陈独秀和诗十首，开导苏曼殊应勇敢地面对爱情，“一拄一弦亲手托，化身愿作乐中筝”，“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这是陈独秀的劝慰，更是陈独秀对于爱情的富有哲理的深层次的思考。




       此去凭君珍重看


       这年9、10月间，他们都从日本回国。陈独秀因长兄病逝而去了沈阳。苏曼殊则到上海小住几日后，去了杭州。当陈独秀料理完兄长的丧事，再到杭州时，苏曼殊又去了爪哇，两人未得相遇。陈独秀因此而感慨系之，怀念起昔日与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并为之作诗《存殁六绝句》，回忆同那些已故和健在的朋友共同经历的沧桑岁月，其中便有思念苏曼殊的绝句一首：


                     曼殊善画工虚写，

                     循叔耽玄有异闻。

                     南国投荒期皓首，

                     东风吹泪落孤坟。

                  （存为广州曼上人，

                     殁为同邑葛循叔。）


       陈独秀在这首绝句中，思念健在的苏曼殊和已故的葛循叔。上人为僧人的敬称，所谓“广州曼上人”即“广州苏曼殊和尚”。“曼殊善画工虚写”，“南国投荒期皓首”，他称赞苏曼殊的画虚实相生、淡浓相间，有着朦胧含蓄的艺术境界，同时又为苏曼殊当年虽游南亚诸国，而最终未往印度朝圣所慨叹遗憾。他将《存殁六绝句》抄寄给苏曼殊。《存殁六绝句》曾响绝当时，以至50年代，周恩来与章士钊相聚忆及往事时，仍能一字不误地吟哦背诵。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举国哗然。孙中山当机决定兴兵讨袁，并召安徽都督柏文蔚等来上海共商大计，陈独秀时为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先发制人，继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后，又免去柏文蔚的安徽都督，陈独秀也随之辞职。7月，孙中山再次兴师讨袁，柏文蔚积极响应，在安徽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再任秘书长。此时，陈独秀和苏曼殊在上海相会，一个要去日本江户省亲，一个要去安庆投身讨袁革命。两人在黄浦江畔互道珍重、握手作别。苏曼殊诗赠陈独秀《东行别仲兄》：


                     江城如画一倾杯，

                     乍合仍离倍可哀。

                     此去孤舟明月夜，

                     排云谁与望楼台。


       去路迢迢，前程难料。陈独秀将与挚友别离，心中满怀依依惜别之情，当即作诗赠苏曼殊《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


                     春申浦上离歌急，

                     扬子江头春色长。

                     此去凭君珍重看，

                     海中又见几株桑。


       “扬子江头春色长”，陈独秀对所投身的事业，充满战斗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念。“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他叮嘱苏曼殊，到了日本后，不要忽视世事风云的变化。


       二次革命的烈焰刚刚燃烧，便被袁世凯扑灭，袁的爪牙倪嗣冲任皖督民政长后，便对陈独秀发出通缉令，陈独秀不得不出走安庆来到上海。次年7月，他又来到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此时，苏曼殊正有着文学创作的冲动，尝试写作短篇小说《绛纱记》。这篇小说发表在《甲寅》上，这时，《甲寅》已随章士钊和陈独秀迁到上海，而苏曼殊仍在日本。章士钊和陈独秀都为《绛纱记》作了序。


     《绛纱记》叙述四对恋人的感人故事，即昙鸾和麦五姑，薛梦珠和谢秋云，罗霏玉和卢爱玛，玉鸾和他的未婚夫。小说宣扬爱情至上的思想，并以悲剧作为小说的结局，昙鸾、秋云和玉鸾遁入空门，麦五姑病死，罗霏玉自杀，薛梦珠则坐化成佛。


       章士钊和陈独秀都认为，苏曼殊的小说深受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影响，不愧为一个杰出的作家。陈独秀的序说，苏曼殊所描写的这个故事，合理地安排了死与生在这篇小说的位置，从而提出了死与爱，究竟什么是人生的最终结果的问题。




       恐后此终无再见之日


       苏曼殊由日本回到上海，已是疾病缠身、虚弱不堪。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新青年》。苏曼殊患有多种疾病，神经衰弱、胸痛、痔疮、痢疾和肠胃病的煎熬，已使他痛苦不堪。他疲乏至极，似有不祥的预感，在致友人的信中甚至伤感地说：“人事固多变，恐后此终无再见之日。”


       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爱心的人，生命之火便是为永恒的爱情而燃烧。他在病中完成第三篇短篇小说《碎簪记》，陈独秀将它在《新青年》上连载三期，这依然是篇凄婉悱恻的爱情小说。陈独秀为之作后序，认为苏曼殊叙述的爱情悲剧，是“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社会恶习”对于“个人意志之自由”沉重压迫的必然结局。“今曼殊造《碎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邪？”陈独秀毕竟有政治眼光，从苏曼殊所营造的悲剧氛围中，看出社会压抑、摧残个性的悲哀与反动，并以此呼唤人性的复苏，张扬个性的解放。



苏曼殊画作


       1917年1月，陈独秀去北大任文科学长。苏曼殊的朋友们也多是仆仆风尘，或为生计、或为事业而奔波，难以关照病恹恹的他。苏曼殊倒也悠闲自在，闲来无事，常去陈独秀和刘半农家走走，他们的夫人高君曼和陆灵素都知道苏曼殊爱吃甜食，每次来时，都要精心制作八宝饭款待他。


       转眼到了5月，苏曼殊的病情不见好转，以至卧床不起，愈发憔悴。他苦捱苦熬，不到一年，死亡之神终于降临，1918年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苏曼殊走了，带着惆怅和哀怨，永远地离开这个纷杂喧嚣的世界。


       老友陈独秀发出深沉悲切的哀叹：“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在清末民初那个风雨如晦的历史环境中，苏曼殊孤傲、忧愤的个性，决然不能为社会所容纳。于是，他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常常狂言奇行，甚至刻意摧残自己的身体，是社会的恶势力逼迫他走上佯狂弃世之途，是那个时代吞噬了他才华横溢的年轻生命。




       责任编辑：胡仰曦




       来源：《传记文学》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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