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

       由无政府主义到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或者有人说是退了一步，然在实际进行上，实在是进了一步。所以有些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反抗黑暗势力之联合战线上，应该是我们最亲近的好友；在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之联合战线上，更是我们最得力的同盟军；因为工团主义者了解阶级利益调和之不可能，不似伪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派采纳劳资妥协政策。

       惟工团主义尤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之根本理论，我们非是不肯赞成，真是不忍赞成。他们的根本理论有二：

       只做经济争斗，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及政治组织；

       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反对一切政党。

       我们以为人类社会尤其是今日经济组织复杂的社会，想把经济、政治两下绝对的分开，已经不容易，每个经济争斗剧烈起来，都会变成政治争斗；因为工人们经济争斗的对方，资产阶级及资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所以要占有政权，正为拥护有利于他们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制度，不服此等制度的人便是叛徒，便要受他们政权所表现的法律之制裁。工人应该是社会之支配者，如何放弃政治不问；如何不要政权管理政治；如何将社会上最重要的机关——政治组织让给资产阶级永远专有，使他们永远支配社会支配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永远在他们政权支配之下只做经济争斗！

       既然要问政治管理政治，便不能不要政党，这更是很明白的事。况且同一工人阶级里的各分子，他们的阶级意识及革命之决心不能一致，这便是不能拿整个独立自治的工人团体来代替工人政党之唯一的理由。

       以上是理论，以下再就事实说。

       大战后，欧洲资产阶级濒于破产，一时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俄国工人都卷入革命的漩涡，各资本主义的国家即支配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战慄危惧，他们自救的方法是：（一）用武力、宣传、封锁等破坏俄罗斯工人革命事业；（二）组织欺骗工人的国际劳工局，吹出几个改良政策来和缓工人阶级的革命风潮；(三）造谣诬蔑革命的工人政党——国际共产党，说他们利用工人支配工人，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的指导者；（四）在各种工会中实行分裂政策，排斥革命分子尤其是共产派的工人，使工人大的团结分裂为几派。这四个方法同时并行，一九一七年以来的工人革命怒潮居然遏住了；各资本帝国主义的黑暗势力，遂因此得以保持并且复兴起来。这次黑暗势力之保持与复兴，以背叛阶级的第二国际及亚姆斯德丹之黄色职工国际为最有力的工具。他们帮着各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去实行上述四个方法；去帮着宣传劳农俄罗斯的罪恶；去出力讴歌国际劳工局；去造谣诬蔑共产国际，更是他们最得意的技能；去实行驱逐共产派分裂工会，乃是亚姆斯德丹派公开的政策。这班背叛阶级的改良派如此这般的做资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足怪，最奇怪的是无政府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于是时大鼓吹其“反对一切政治”，“反对一切政党”，“反对一切国家与政府”，“反对共产党在工会中活动”；大鼓吹其什么“独立主义”，就是主张纯粹的职工联合会向共产党宣告独立，换句话说，就是工会和共产党不发生关系。照他们的主张，总括起来，是要使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脱离关系，是要使工会和政党脱离关系。他们虽说是反对改良派，而实际上这种行动，却是和改良派取了同样的步调；因此，实际上也和改良派一样帮助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遏住了工人革命的怒潮，让黑暗势力得以安然保持与复兴。工人脱离了政治运动并且脱离了革命的政党，又在高呼独立自治之下，在高呼不要支配不要首领之下，分裂又分裂，自己消灭自己集中的战斗力，那里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能。无政府派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欧洲引导工人向这样错误的道路上走，实在是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所快意的事，而是我们所痛心的事！

       再讲到中国，小农及手工业的社会，本来对于政治及政党不甚关心，这是中国进步迟缓的现象，决不可说是好现象，军阀政治正是根据这个现象而发生而续价存在的。主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此时一定很受人欢迎；然而这种主张越受欢迎，越是中国人的灾难。无政府派在中国鼓吹不问政治不要政党，也和太戈尔在中国反对科学反对物质文明一样，都是拿催眠药给磕睡虫吃。

       况且军阀政府最不愿人民干政，尤其不许工人干政，更不许工人和政党发生关系。最近萧耀南通令汉口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在工人中宣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到正合军阀的口胃，因为他们怕的是工人要问政治加入政党。军阀们不但不要工人干政和加入政党，并且设法截断工人阶级和知识者的关系，例如：今年日本政府允许工人“五一”游行，但以非工人的社会党不加入为条件；中国的军阀官僚们屡次向铁路工人劝戒“勿为学生政党利用”。这是什么意义呢？原来知识这件东西，是人类社会进化之发酵母，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因为失去了经济的权利，便也失去了知识的权利；所以无论何国劳动运动之初期，都少不了知识者之奔走鼓吹和扶助，我们敢说这是没有例外的。军阀们有意或无意窥破这个关键，所以极力破坏工人和知识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但在工人中宣传“勿为人利用”的口号，并且在每次工潮中特别注意和严惩参加运动的知识者，例如：上海因邮差罢工而监禁李启汉，长沙因纱厂工潮而杀黄庞，汉口因铁路罢工而枪毙施洋，这便是他们知道而且实行消灭工人革命之发酵母。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鼓吹工人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并且鼓吹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工人的事由工人自已干，反对一切知识者参加扶助；这简直和军阀是一样声口，这简直是阻止工人参加革命运动，这简直是帮着军阀宣传，这简直是无形中延长黑暗势力的生命。

       在工人心理幼稚的中国，不但对于政治组织（政党）和政治争斗不敢出头做，有许多便是对于经济组织（工会）和经济争斗还有点怕。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劳动运动的人，不事急进，不作高论，暂时专力工会运动和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以养成由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的力量，这样的方法，我们是不能反对的；若从根本上主张工人永远不问政治不要政党，说好点，这种主张是幼稚的左倾；说坏点，便是避去革命的行动，免得和现政治冲突。

       中国工人所受军阀政治的苦痛，别的且不说，黄庞的血，“二七”京汉工人的血还未干，洛阳工人血又在我们眼面前流着，我们怎忍心不去革命，怎忍心不去和现政治冲突！

       有人说工人即得政权也不能解决劳动问题，并引俄国劳农革命为证。我们固然不能造谣瞎说俄国劳动者已经一步登天了，而且因全社会生产力向来幼稚之故，俄国工人物质的生活当然不及英美的工人贵族（一部分技术工），比起其余任何国工人却只好不坏；至于实行八时制及其他教育、游艺等精神上的愉快与夫政治上的自由，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若依据资本帝国主义的英日路透、东方等通信社反俄的宣传，便真相信俄国工人还在失业困苦之中，那便是太无常识了。

       以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肯相信劳农革命的俄罗斯，而却肯相信资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这是万分不应该的事呵！

       我们以极诚恳的情绪来劝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志们，你们的言论行动都应该加意考虑，万勿只顾攻击我们客观上正帮助了黑暗势力而自己还不觉察！你们口头上攻击我们，说我们革命不彻底，你们应该要比我们更彻底些更高明些，然而事实上你们在欧洲取了和改良派同样的步调，在中国更老实和一向反对革命的研究系合作起来，你们果何以自解？




            1924年6月11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九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