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国民党

       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此处所称中国国民党，乃包括自同盟会一直到现在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何以如此，根本上自然有当时社会的经济原因；而专就革命党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三个重大的错误，也是失败之原因。

       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这种感情的煽动，自然也是革命运动之重要工具；然而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那有不失败之理！当时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是对外收回权利（矿山、铁路等），是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革命党人忽略了这种适合国民革命之真实的物质要求，而专事感情的排满运动，当时的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满清虐政之直觉，以为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因此清室一退位，革命党便失了革命运动的机能，不但首先叛党之章炳麟、刘师培公然宣言只知排满不知共和，大部分革命党人都减少了革命的热忱，即革命的领袖们也真无法解释一般民众“反对清室退位后继续战争”的谬误心理，因为当时只有排满的呼声占领了全社会。而且在这单调的呼声中，竟将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即反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掩住了，使帝国主义者安然以巨款援助袁世凯解散革命的势力。当时党人的理论，未尝不是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然而这种转弯的想像，不如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号召民众，当时直接鼓动民众革命情绪的只是推倒满清，所以“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在当时民众心理上，竟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后来袁世凯死，护国运动便应中止；徐世昌逃，孙中山便应下野，都是同样的逻辑。这个逻辑诚然合理，确是不错，只是错在“排满”、“讨袁”、“讨徐”、“护国”、“护法”一直到现在的“讨曹”、“讨吴”、“反直”、“北伐”等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有了这等口号，自然结果到那样合理的逻辑。可是中国革命运动，正是被这合理的逻辑葬送了，也就是被那些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葬送了！

       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革命自然应有军事行动，然而在没有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以前，即贸然做军事行动，且专力于军事行动，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没有民众的宣传，则军队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生关系，并不能得着民众的了解及军事上、建设上的援助；没有党的训练，当然无法由党的主义、党的政策来支配战时的军事行动及战后的政治建设不违背革命的意义。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自始即失之过早，辛亥革命也因此而早熟而失败了；至于民众宣传方面：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排满的鼓动，兵事起后，连这一小部分的鼓动都停止了，唯一的机关报——《民报》，竟未曾在民党占领的地方继续出版过一次；党人自办的宣传革命的《民立报》，兵事起后，撰述权竟委诸反同盟会的章士钊之手；军事行动普遍了南方十二省、北方二省，竟无一个正式的宣传机关（《民权报》是天仇个人的关系）。因为官厅禁止出版么？当然不是。因为党中无力供给出版经费么？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党中只看见军事行动在革命上有价值，办报不过是无聊文人混饭吃的把戏，一万张报内也寻不出一兵一弹来，有何用处？从前在《民报》上《民立报》上做宣传工作的党员，兵事起后，都去做了大官，做了伟人，那还肯低头小就来充当什么新闻记者！只专力军事行动不做民众宣传这一点，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是国民党至今还没有社会的基础之原因。

       即于党的训练方面：当时的右派（首领是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附和官僚派“革命军兴革命党清”之说，固属荒谬；而左派首领孙中山、胡汉民、陈其美等又何尝想起召集一个全国党的会议。兵事起后，站在政府方面，开过多少军事、财政会议；而未曾站在党的方面，开过一次会议，决定党的政治主张，来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团结党员，使之一致行动。既然没有了党的政治主张与纪律训练，党员的个人行动及背党行为自然要层出不穷：第一个背叛者便是章炳麟，公然通电毁谤党魁，力主政府北迁，推举袁世凯，非袁无人能统治中国；第二个背叛者便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多数党员，不遵党魁命令，议决政府北迁；第三个背叛者便是刘揆一，为了想做袁世凯政府的工商总长，宣布脱党；自此以后，相继叛党者，若孙毓筠，若胡瑛等，不计其数，几乎可以说是同盟会之袁党化。革命党这种失败，比较军事上政治上任何失败都重大，而且可耻。然而当时党中并不曾把这种可耻的失败看得象军事上政治上失败那样要紧。只专力军事行动而不注意党的训练，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即现在的国民党仍然不曾抛弃这种旧观念。

       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国民党自始就有左右派的痕迹，其原因乃由于地方的经济组织影响到两派政策之不同：左派首领孙中山等，生长在广东海岸外国新式产业发达的地方，所以产生了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右派首领黄兴等，生长在湖南内地农业社会里，所以抱定了简单的排满理想。这两派革命的宣传，自始也就不同：广东派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等，在《民报》上便有一些关于民权、民生的理论；而湖南派的陈天华、杨笃生等，却只有激烈的很流行的排满小册子——《猛回头》、《新湖南》。自从清室退位，右派的理想已实现，遂渐渐表示妥协的倾向：第一步妥协是黄兴在南京政府即开始与旧官僚及大绅士合作；第二步妥协是包围孙中山，让权袁世凯并政府北迁；第三步妥协是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筹商国是，协定什么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美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第四步妥协是解散同盟会与几个非革命的政团合组国民党；第五步妥协是向袁世凯要求组织袁派阁员都临时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内阁。经过这些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的党也消灭了！这些妥协的责任，大部分固应归之右派，而左派诸领袖，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也是一个问题。直到民国二年，国民党完全失败，孙中山才公然指责党员不服从他的主张，才断然和黄兴派分裂，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运动。

       在这继续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政策，是否因袭旧的政策——采用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等——仍然是一个问题；左派自身是否也有妥协的错误——郑重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履行条约义务等——这又是一个问题。

       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24年10月8日《向导》周报第八十六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