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

       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服从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近来英美人士极口称赞这位基督将军的军队如何优良，青年政治家基督教徒王正廷等如何为冯玉祥奔走联络，这都是新工具登场的广告。

       这次英美更换新工具，乃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势力均衡（英美不能完全打倒日本在华势力，日本对英美亦然）和中国军阀势力均衡（直不能完全平奉，奉亦不能完全平直）之故；他们的阴谋，乃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即政变中所传天津会议），并由此会议产生一个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各派军阀（或加入一二财阀？）首领合作之委员制的政府。

       我们百口断定这种结局，不但决不能解决中国的纠纷，而且必然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结合起来更加紧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之枷锁；随后他们当中又必然互相争斗起来，加中国人民以空前的屠杀与践踏。

       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呵！自鸦片战争到临城案件，中国的经济权政治权都渐渐落在帝国主义的列强手里，我们如何能妄想任何军阀的政治行动不受列强的操纵？我们如何妄想他们给我们吃的任何东西不是毒药而是滋养品？

       在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中国人民呵！我们不扫荡一切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决无实现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袁世凯死了，我们希望段祺瑞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可是失望了；段祺瑞、徐世昌都倒了，我们又希望吴佩孚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可是结果又失望了；现在曹、吴又倒了，我们若仍希望基督将军出来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仍然是要失望！而且不但失望，譬如毒疮，不施以剧烈的外科手术，弥缝一次，溃烂必更甚一次。

       我们与其年年坐着失望，任他溃烂，不如奋起以自力创造和平安定的局面；我们所要的和平安定的局面，决不是什么“排满”、“讨袁”、“讨徐”、“讨段”、“反直”、“讨曹吴”、“讨冯玉祥”可以得着，只有扫荡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可以得着！




         1924年10月29日《向导》周报第八十九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