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

       大家意见不同，甚至于利害不同，据理争辩或据事攻击都是可以的，造谣中伤是不可以的。但是世界上往往有一种人为了一种政治的作用或自觉的不自觉的由于阶级的利害关系，急于要攻击他们的敌人，而一时又寻不着敌人错处，于是遂不得不出于造谣中伤之一法。

       现在有一班人对于我们大肆其造谣中伤的手段，也是出于上述的心理。攻击我们底人们，若能指出我们实在的错误，我们是应该感谢的；或者是指出疑似的错误，我们也应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答复他们。可是他们现在所攻击我们的纯粹是造谣中伤，而且出乎情理之外的造谣中伤，令我们不得不对于他们造谣中伤之原因与心理加以解释。

       他们的谣言有重要两点：

     （一）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这个谣言远在二三年前，造谣言的人，本是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岑辈和几个所谓无政府派，王、谌二君虽然不承认曾造此谣言，而无政府派的宋仙却有一封致郑州工人的信可以作证。我前年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时，华探杨某曾于年前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谣言，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同时，他们并在《四民日报》（复辟党和无政府党合办的报）上，大造其谣言，说我假借工人名义向俄罗斯骗钱。最近又有国民党右派分子马素，在上海南方大学演说，也公然攻击我们，大意是说我们为了俄国的金钱才相信主义。我们现在的答辩是：第一，我们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来未和苏俄发生直接关系；第二，第三国际本部自己的用费全靠五六十国的支部供给，断不能够有巨款津贴到很小的中国支部；第三，无论是苏俄或是第三国际，主持的人不但不是瞎子、聋子、痴子，其综窍名实，并非糊涂的官僚之类，而且常有代表在中国，中国党人决没有事前借名骗钱，事后脱卸责任的可能；第四，我们在国内国外所代募的京汉工人抚恤款均交由救济委员会支配，比由该会付原捐款人以收条，所有收支详数，该会不久必有一个负责的报告；第五，我们若不是为自己的信仰所驱使，若是为金钱所驱使，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弄钱的道路很多，并不须十分不要脸的去骗，舍此不图，而却要假借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所压迫所厌恶的主义去骗素称纪律严肃的第三国际或苏俄的钱，未免南辕北辙了；第六，或谓苏俄为外交上的鼓吹收买我们，大家须知道苏俄若取以金钱帮助外交的政策，只需贿买外交当局及大的新闻已足，收买我们无权无位的党人有何用处，并且苏俄对华外交，是遵守列宁“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与不取”的政策，他们拿种种权利与特权挟一个空洞的承认，实用不着我们为了帮助鼓吹（……)

     （二）说我们勾结吴佩孚陷害工人。从前章炳麟说黄花岗之役，是黄兴勾结张鸣岐，受了数十万贿金，送革命党人至广东，以便一网打尽。天下事无独有偶，现在又有人自由造谣说曹、吴惨杀京汉工人，在汉口逮捕工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陷害的。我们的答辩是：第一，试问我们为什么要陷害工人？第二，京汉惨杀案中我们的施洋同志也在其内，汉口被捕人中我们的刘芬、许白豪同志也在其内，而且株连到北京同志张国焘数人，岂有我们自己陷害自己之理？第三，我们反对吴佩孚，远在直奉战争后，到了京汉工人“二七”惨剧及汉口党案发生，我们攻击曹锟、吴佩孚，比中国任何人都厉害，别的不说，单在本报上就可以随便寻出这类材料，试问有没有这样勾结吴佩孚的可能？第四，现在保定狱中的京汉工人都出来了，请问当日罢工情形，是由于工人因开会受压迫而动了公愤，或是由于我们煽动陷害？若说我们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和援助罢工的工人是陷害工人，我们便没有答辩的必要了。

       这两个谣言若是真的，我们便应该枪毙，岂但是区区名誉问题！因为他们所造谣言这样不近情理，我们向来以为没有和他们辩论的必要；可是现在有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上海一两家反动派的日报，利用这些出乎情理之外的谣言，来做帝国主义者在华报纸攻击我们底应声虫，因此我们不得不答辩一下。

       各资本帝国主义者，无论欧洲、美洲或在亚洲，本来都是利用许多工具，造出许多谣言，中伤他们的敌人——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中国的政策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在中国，他们不但要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并且还要造谣攻击国民主义者，因为国民主义者在中国有了势力，也是他们的不利，国内一班反动分子，遂于有意或无意中做了他们的工具。造谣中伤我们底人们，即或自己不肯承认是有意做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意的做了帝国主义者之工具了，因为他们造谣攻击我们，帝国主义者是要举起双手赞成的。

       并且造谣中伤我们的人们，还有几种特别心理：（一）他们以为攻击共产党，必能博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资本家各方面的同情，于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大有利益；至少也可以免得过激嫌疑遇着压迫，他们在天津欢迎孙中山时散传单攻击我们，虽然一时疑被外国巡捕误会捉去，随即讯明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人而释放了，这便是一个证明。（二）他们以为骗钱在中国社会是最足以动人猜疑的事，陷害工人是工人阶级所痛恨的事，这两种谣言一传布，我们在工人中在一般民众中便不能活动了。（三）他们以为我们伏在各种黑暗势力压迫之下，任他们如何自由造谣中伤我们，我们也不能够象他们时常公开的拿延请大律师向资本帝国主义的法庭控告来威吓攻击他们底人。

       至于他们所以要造谣中伤我们之各别原因，我们也要指明出来。马素这等人，全身都装满了大美国的空气，一回到中国来，眼见孙中山及国民党居然冒了赤化嫌疑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废止不平等条约，他自然要气得发昏，自然要借着中伤我们的谣言来骂着出出怨气。反革命的无政府派，他们无论在欧美或中国，都是帮着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等反对共产主义者，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即是公开的向黑暗势力告密，张德惠造谣攻击我们，是因为他侵吞京汉工人抚恤费数百元受我们责问之反响。郭寄生、王光辉是要欢迎官僚的国际劳工局代表亨利老爷的，他们造谣中伤我们，更是他们的义务。

       最近看见郭寄生、王光辉在上海报上登给我们的启事，没有资本家给我们钱登告白打官司，现在我们只好顺便这里答复几句：他们启事中所指何事，我们不大明白，实在无从答复；惟他们劝我们洗心，我们以为我们若自问没有和杀害黄庞的赵恒惕、宾步程妥协及为南洋烟草公司利用这等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实，便心安理得，另外用不着洗心！




              1925年1月7日《向导》周报第九十八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