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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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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为全国商业之中心,革命运动之客观的条件,他在全中国各大都市中是第一具足的了。所缺乏的是主观上的革命思想与意志。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与意志之故,第一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之资本势力,已经使上海市民“洋奴化”了数十年,尤其是上层阶级,如买办、洋货商、工部局海关职员、基督教青年会,以至于英美留学生出身之大学教授及教会大学之学生等:他们的民族观念,差不多被外国金钱势力毁灭完了;即至下层平民,都免不了崇拜洋人势力和买办地位的心理,不过他们比上层阶级的人们和外人较少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原始排外观念,有时还能够在外人过分的欺压中表现出来。上海纯粹是个商场,从前除教会的奴隶教育外,很少本国的学校自己的文化(所谓自己的文化,是指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美术、文学的教育而言,不是指什么东方文化与国粹),这乃是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之第二原因。

       欧战中,中国工商业得了一点发展的机会,于是上海在买办和洋货商以外,新生了一些纱业家、丝业家、航业家及国货商,和外国资本有了一些小小冲突;同时,德国、俄国的革命,使全中国人的心理起了一个大变化,上海市民自然也非例外,一时革新的潮流弥漫了全中国,革新的青年集中了上海,更集中到文化运动与平民运动。因此,上海市民,在客观上在主观上,都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自“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上海市民遂由洋奴化,渐渐行向革命化了。

       现时上海市民之革命化的现象是怎样呢?二十多万产业工人不但站起来要求生活改善和阶级的组织(工会),并且大规模的参加政治争斗。有很大数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业职工,也渐渐起来做经济的罢工,组织职工会,加入国民党,且不满意于国民党中的右派,他们参加五卅周年纪念运动,其热烈并不在产业工人和学生之下。学生大部分是革命的,虽然有少数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从中消极的怠工或积极的捣乱,终以学生群众倾向革命,他们尚无法破坏学生的战斗总机关——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小商人因外国帝国主义、本国的苛税杂捐及大商企业这三种压迫,也渐渐倾向革命:如不满意于总商会的妥协态度,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牺牲关会与五卅案交涉借款卖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以烟捐向英美烟公司抵借巨款,反对卷烟税,反对军阀破坏闸北自治,反对宅地税,反对省政府停止土布免税,反对闵库增设烟酒令卡,反对省政府增加米捐,反对房捐带征保卫团经费等,都充满了怨愤不平的呼声。至于反对中外官厅护庇烟土,反对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价,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运动。最近浦东塘桥乡,竟因巡警征收门牌费,惹起了数千人的暴动。

       以上各阶级的民众,即是上海市最大多数的民众,都已经脱离洋奴化,而有了政治的觉悟了。

       大商阶级是怎样呢?他们的大部分还留在买办阶级的领域,代表他们的是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上海教育界贵族的江苏省教育会,是上海市两个反动势力的总机关。大商阶级中,近来虽然有了少数反对派倾向,如虞和德、霍守华等,然而他们当中的不同,只是多数派乃纯粹买办阶级性,无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少数派稍带一点民族资产阶级色彩,须有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他们对于工人运动也有不同的态度,多数派绝对仇视工人运动,少数派想拿一点改良政策利用工人,以爱国名义为他们对帝国主义要求利益而牺牲,并且主张工人不必有自己的组织。此次总商会选举,多数派得了完全胜利,他们今后和帝国主义者比虞和德时代更要亲密的合作。

       大商阶级,在上海民众中虽是少数,而实力却颇雄厚,可以做帝国主义及军阀有力的工具,因为他们掌握着财政金融机关和舆论机关,并且有武装队(保卫团)。因此,在上海市民的民族运动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影响一切民众,渐渐回复到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凡是一个革命家,固然不应因抱悲观而至于看不清革命的环境,然亦不应过于乐观而至忽视革命环境中每个危险,更不应由乐观而至于夸大自欺,陷于超过实际可能之推测。大商阶级之妥协,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民众出卖民族利益,这是革命的上海之最大暗礁,在民族运动之长期争斗中,此暗礁时时都会发生危险。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之中心,亦即一切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中心,同时更是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精华所萃聚,亦即英国帝国主义者势力范围之根据地;从前太平革命势力一达上海,英国即举全力与之决死斗,今后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争斗,在上海也须比任何地方有更长期的争斗。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失败,乃是他们在中国之最后失败;中国民族在上海的胜利,也是我们对帝国主义之最后胜利。在这困难的长期争斗中,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有更多更大发展之机会,可是我们也并非幻想能够马上一举而获得最后胜利,不妨得寸思尺的逐渐获得胜利,逐渐革命化,逐渐摇动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之基础;惟必力避大商阶级之危险的暗礁,即“中外合作”之幻想,方不至由现在革命的上海,行向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孙传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上海”,因为洋奴化的上海越大越糟。




            1926年6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六〇期

                                                            署名: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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