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记者的杂评》跋

       在二十二期《红旗》周报上，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妙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它剥夺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者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它所要走的道路，是苏联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所要走的道路。”我读了这一段妙文，十分感觉得史大林派的先生们的头脑实在与众不同！在他们所谓“苏维埃临时政府”统治下的选举制和领导权的阶级性，其实质究竟是怎样，在这里不必讨论；我们必须要问：既然剥夺了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既然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与一个党——共产党的领导，所走的是十月革命道路，这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只能算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那末，要怎样才算是无产阶级专政呢？难道十月革命所走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吗？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读到托同志这篇文章，才知道张闻天这样与众不同的头脑，并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从他们的老师——马奴易斯基那里取来的，马奴易斯基这一“布里丹驴子式的理论”（托同志在今年一月给我们信中批评马氏的话。此信曾登在《无产者》第十期，信中所云对马氏论文之批评一文，即是这篇“狼狈的溃退”），我以为不完全如托同志所说：“狼狈的溃退”和“为了抛弃民主专政的反动公式之面子”。如果他们真是在革命战略之总路线上决定了政权的阶级性，只是为了面子问题，还要保存“工农专政”这一名称，则已大大的减少了问题争论之重要性。革命之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阶级性如果决定了，什么是民主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只是玄学的学院的争论，至于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引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初期，还会有民主主义阶段，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反对派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挟有丝毫怀疑的态度。列宁曾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苏维埃政权时期，更进一层的实现工农专政了。”托洛斯基同志也说：“工农专政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则是分成数部分，民主专政的空壳，只附托在当时苏维埃暂时的拥护克伦斯基与柴来特里的身上；而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果实之获得，只在工人阶级胜利以后，这个民主专政辨证的分化，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没有懂得。”

　　史大林派现在不但辞句上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并且，有些地方的苏维埃还是富农的领导，有些苏维埃区域共产党还不是公开的组织。在将来，如果他们发见了还有在革命高潮中向左盘旋□□□资产阶级统治□□□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党派，他们还试试民主专政这一法宝，而放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适当的时机，这就是他们不肯决然地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真正原因。这一口号之真正危险亦即在此，我们和他们的争点亦即在此，面子和名称还不是重要问题。

　　我在这段文章写好之□，又看见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十三期《红旗》周报上，载有一篇《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在这一文内说：“这一大会将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她将根本摧毁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度，没收地主阶级豪绅军阀的土地归中农贫农雇农与红军兵士……她将废除地主国民党军阀一切……”【注：省略号是原有的】，全文内没有半个字提到资产阶级；富农的土地当然也丝毫不能侵犯。现在国民党政权是地主政权；这些自然都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留了一席地；这就是他们所以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原因。




               独秀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火花》第一卷第七期


注：本篇据抄体。作者写作时间为12月26日。抄者将年份错定为1932年，现据《火花》第一卷第七期出版日期，应为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