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一切幻想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战争，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件最实际最严肃的事，如果把它寄托在幻想上面，这是多么危险呀！

　　自对日抗战以来，我们全国上下，拿各种各样幻想的宣传，特别对于国际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努力。这不独减少了实际战斗力，而且撒下了幻想落空时使一般人失望消沉的种子。所谓苏俄出兵，英、日战争，英、美舰队联合，国联制裁，《九国公约》制裁等等幻想，事实上已经随着第一期战争失败，而杳无踪影的过去了。倘吾人若不平心静气毫无成见的洞察国际形势，难免不从旧幻想的根蒂上，再生长出新的幻想来，以造成第二期作战之不幸，这是我们万万不容忽视的事。

　　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处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是德国的国策；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以上便是目前国际形势之骨干。

　　在这样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战争的集团，自然不易形成，虽然他们都在各自寻找与国；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决不会到来的最大原因，各国预想的军备尚未完成，还是其次又其次的原因。他们之间都相互知道彼此的军备同样不充分，只要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是不妨一战的。在此环境中，中国对日抗战，除了向各〔个〕别国家购得军火外，不能有别的幻想，不能幻想国际有某一集团，或某一国家和我们共同对日作战。

　　人们所谓德、意、日侵略阵线，或法西斯特阵线，乃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德、意、日侵略阵线这一个名词，在外延上不合逻辑。德、意、日固然是侵略的国家，如果说英、法、美不是侵略的国家，便等于说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德、意、日三国有了《反共协定》，虽然是一个国际政治集团，而还未成为决定对于另一集团的军事同盟，特别是意大利之眼光四射，动摇不定，最近她因为奥国问题和德国暗斗，开始了和英国的谈判。德国虽然承认了“满洲国”，这并非等于宣布今后对于中日战争取消中立。军阀政治的日本还不是法西斯特国家，这乃铁一般的事实。前年法西斯特派政变失败后，受到广田内阁严重的打击，眼前以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主力的议会，正在金融托拉斯资助之下，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右派各团体，还在向政府要求释放二月十七日防共护国团包围政、民两党总部之法西斯特派领袖；世界上有这样的法西斯特国家吗？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能容许别的政党盘据议会，公开的进行反法西斯特斗争呢？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法西斯党会因侵犯别党总部而被捕，而向他们自己的政府要求释放他们自己的领袖呢？如果以为凡是有了法西斯特运动的国家，便是法西斯特国家，那么全世界能找得几个非法西斯特国家呢？在法国法西斯特的运动和力量都强大过日本，难道法国也是法西斯特国家吗？所以德、意、日法西斯特阵线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

　　至英、法、美、苏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更是子虚乌有之谈。苏联的政制，是独裁而非民主，她和英国始终是貌合神离，英国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表示对苏俄与德、意的斗争两面都不参加；英、法、美虽然同是民主国家，而美国固守着孤立政策以免陷入欧洲的纷纠漩涡，更谈不上和欧洲任何国家的联合阵线。和平吗？在帝国主义制度未倾覆以前，和平是不可想象的事，尤其是克里姆宫的人们，应该懂得这个，因为他们现在还自称为列宁的门徒。不错，英、法、美、苏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于侵略者的和平，她们对于国内人民的反对派（如苏联）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英、法）却是不很和平的。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已经饱受她们这种和平政策的苦教训了；现在中日关系，我们若企图避免战争，而希望和平，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所能得到的只有屈膝后暂时的和平而已！希特勒说：“如果某些强国不援助日本的对方，远东的和平当已成立了。”如此则和平便是侵略者胜利，被侵略者屈服之另一说法。在呼吁和平避免战争的各国，或者将来也会认为这是合理的解决，它们或者更会进一步压迫中国，牺牲中国，跟在日本后面承认既成的事实，以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如此则中国便在全世界一片和平声中断送了！呜呼！和平！和平！天下许多罪恶，假妆之名以行！

　　国联派所号召的集体安全制度，在伦敦政府心目中的飞鸿，与其说是英、法、美、苏的什么阵线，不如说是英、法、德、意四强协定。这样模糊不定的集体安全制度，经过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事变，又以“不决战不妥协”的态度处之，所谓集体安全制度遂至搁浅。于是包尔温不得不继霍尔而下台，继霍尔的艾登仍旧继续“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张伯伦内阁依然走头〔投〕无路，直到最近中日战争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日见英国在远东的特权与利益朝不保夕，迫得张伯伦不得不于决战或妥协二途选择一个：依避免战争的国策，张伯伦只有选择后者，于是艾登不得不辞职，集体安全制度遂由张伯伦宣告破产。所谓民主阵线，和平阵线，更是由海市蜃楼而幻灭了。照现时国际紧张的局面，“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本来是最无出路的如意算盘，依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霍尔及张伯伦的政策，比包尔温及艾登自较为合理，所以张伯伦一宣称“国联不能为任何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吾人不应再作国联仍能保护弱小国家抵抗侵略之想”，和平梦想家所召集的国际反侵略大会，昨日还轰动伦敦，今日便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了！这班梦想家，受过一九一四年的大教训还不够，现在又受到一个小教训，如果还不觉悟，将终于是一个教不醒的蠢材！艾登辞职的消息初传到中国时，我们的梦想家，还认为张伯伦的外交转变政策不会为内阁及国会所通过，会因此引起政潮；不料事实上，反对派工党在国会提出的谴责政府案，已为张伯伦的长篇激昂演说所驳倒，结果下院卒以三三〇票对一六八票而否决了。这是因为张伯伦在演说中所提出的“汝究欲汝祖国卷入战争漩涡内乎”一问题，不独阿特里、格林伍德、艾登等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即在我们的梦想家所谓“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热烈反对侵略运动的英国劳苦人民”，也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因为他们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与张伯伦同调的；剩下的所谓“热烈反侵略运动”只是一句空话而已。除了战争，空话是不能损伤侵略者毫发的。英国的劳工运动，本来是在和平空气中生长起来的，又加以第三国际近几年来和平主义的强调宣传，更是为张伯伦现行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张伯伦的现行政策，不但要拿和德、意妥协来避免欧洲战争，并且还会和日本妥协来停止远东战争。张伯伦这一政策是应该受人谴责的，然而克里姆宫的人们却不配谴责他。张伯伦虽然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物，而却是一个实际政治家，至少不象克里姆宫的蠢材，会幻想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能够制止战争，会幻想喊喊反侵略口号，开开反侵略大会，宣传宣传，就能够不动干戈吓退德、意、日本。希特勒说：“日本的胜利是比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危险要少些。”希特勒可以这样说，英、法、美也还可以这样说，苏联也可以拿这一理由来呼吁和平避免对日战争吗？照英、法、美、苏所力行的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政策，只有让德、意、日本日益坐大，会造成全世界一个更黑暗时期！在这一点，中国放弃和平，对日抗战，不但有民族的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它专门计较自国的利害，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口号掩护之下，眼见中国失败而袖手旁观，这便是革命之背叛者！

　　英意、英德的谈判，如果在牺牲弱小的条件之下顺利的成功，英、法、德、意联合干涉远东停战局面，便会到来。我们万万不可因这一局面又引起新的幻想，认为他们会武装制裁日本，这不独非德、意所愿，亦非英、法所愿；它们干涉的压力，三分用在日本，七分还用在中国，使中国向日本屈服，日本向欧洲让步，以阻止日本势力一直南下，完全独占了中国，完全扫荡了英国在中国南方的特权与利益。

　　如果我们不愿被迫而接受屈服甚至亡国的条件，只有努力支持长期抗战之一途，也只有我们有力量能够支持抗战，不再败退，才能够多少转变张伯伦的政策。此时中日两方面都发出了长期战争的呼声，其实日本财政虽然比我们优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战争。她的赤字公债，战前已超过一百万万元，二年战争又需用一百万万，如果不能从中国攫取大量金钱，到了明年夏秋间，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汇兑率便难以维持了。财政一露破绽，无论日本军阀如何横蛮，也不能不认真考虑战争应否继续的问题。所以她们已经事先准备拿集会出版之自由向国民让步，来建立国民总动员的计划，以应付杉山所谓“较目前形势更劣之局面”。我们中国怎样呢？

　　我们的财政，我们的国民经济，自然更脆弱于日本。我们不能寄托幻想于国际，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我们更应该拿改良政治向国民让步，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再困苦撑持一年以上的战争，以期待敌人的财政先我而崩溃。尤其要建立对各级政府的人民监督制度，才能够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苛税，以扫荡这些破坏国民经济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最大因素。国民经济之崩溃，对于战争的影响，比吃败战更加是致命伤。并且改良政治的实惠，如果真能广及于人民，风声所播，还能以挽回敌人占领地已失将失之人心，使之内向，使之自动的拒绝日货日钞，以加速敌人财政之崩溃。这不都是目前迫不容缓的事吗？

　　在怀疑民主政治的人们，或者会反驳我这一提议也是幻想；那么，外来的力量既不可靠，求之于自己的政治改良又是幻想，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不能拿改良政治来动员财力人力，和安定国民经济，不独战无可战，即忍痛言和，而战后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百孔千疮，又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乐观夸大自慰的宣传，经不得事实的打击；“人民愈穷苦愈革命”更是道地的胡说！




      1938年3月5日《政论》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署名：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