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托洛斯基

　　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之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

　　最近广州、汉口相继失陷后，全国工商业的大城市完全落到日军手中，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防御线已宣布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长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军得了长沙，便可将粤汉路完全占领；他得了西安，便可断绝中国和苏俄的交通。所以这二处是他所必争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虽未因汉口失陷而完全崩溃，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这几省。这几省的经济和文化都比长江流域落后，开发这几省来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资的接济，连守住川、云、贵都没有把握。

　　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政府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之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其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他出去的。

　　中国初生的无产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释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史大林不了解上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新的局势，因此做出许多错误；此次失败后，中国局势的变动更要大过多少倍，更加不能乐观。在今天，我们若不能深刻了解未来可能的政治环境，及明白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现实的力量及其政党的状况而依次决定实际可能开步走的工作方针，则惟有睡在亭子间里自夸自慰而已。

　　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各农村各小城市所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如果国民党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让一大部分土地给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长江流域某些省份，在这一统治之下回到反共的旧路是很可能的。这时不但我们，即共产党，不改组及变更党名，连半公开的存在都会成为不可能。

　　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推迟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的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的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

                                                一九三九年×月①




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81年版

又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1948年11月（无版权页）




注：

①     这个日期是原有的。据郑超麟先生说：这封信由独秀写好后交与陈其昌。1939年2月陈其昌回到上海，将信交与格拉斯。原信无上下款及写作日期。（陈其昌将原信译成英文时，填了上下款及写作日期1938年11月3日。）在编陈独秀最后书信集时，郑超麟将写作日期估算为“1939年×月”。现此信英文件在外国已发现。(1995年2月2日，任建树访问郑超麟），又见郑超麟：《史事与回忆》（三）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