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飞 范婷：陈独秀与高一涵

       陈独秀一生酷爱写作，“除却文章无嗜好”，他在63年的人生岁月中，给后人留下了数百万字极具价值的文章著述；他自幼轻钱财，重感情，知己满天下，“世无朋友更凄凉”。以文章为媒介，陈独秀与皖籍同乡、著名学者高一涵由相识到相知，在岁月的磨砺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一


       1913年9月1日，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重兵围攻下，南京失守，孙中山发起的讨袁“二次革命”宣告失败。10月21日，袁世凯的爪牙、时任安徽都督的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有20人，陈独秀赫然被列为第一名“要犯”。在反动军警的严密搜捕下，陈独秀在安徽无法藏身，遂潜往上海，后于1914年7月东渡日本。

       到达日本后，陈独秀进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老友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甲寅》杂志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陈独秀外，还有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苏曼殊以及在明治大学学习的高一涵等人。也正是由于编辑《甲寅》杂志的机缘，陈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高一涵，两人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倾心交往。

       高一涵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1885年2月生，安徽六安人。他8岁入私塾读书，13岁即能诗善文。中学肄业后，考入安庆安徽高等学堂，陈独秀曾在该校任教，因此他与陈独秀又有师生之谊。1913年，为了进一步探索富民强国之道，高一涵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在这期间，他与“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著名革命家章士钊结识，思想进步的高一涵被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的《甲寅》月刊所吸引，遂加盟《甲寅》杂志，成为章士钊麾下的主要编辑之一。

       在章士钊的介绍下，陈独秀与高一涵在《甲寅》编辑部里相识。陈独秀与高一涵两人很早就听说过对方，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文章，只恨无缘一见。此次相见，陈独秀一口浓重的安庆口音，让与其有师生之谊的安徽老乡高一涵倍感亲切，他那乐观大度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的分析，更让高一涵深为叹服。而英姿飒爽、思想激进、对政治问题很有见地的高一涵也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与高一涵初次相识时，陈独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在内存活”， 而高一涵亦“为穷所迫，常断炊”，于是，两人便相约共同投稿，以每月的十几元稿费勉强度日。患难见真情，陈独秀与高一涵在日本的这段艰苦生活，以及两人由此结下的真挚友谊，为他们以后携手编辑《新青年》、领导五四运动打下了基础。

       1914年11月10日，《甲寅》第 I 卷第4号出版之后，章士钊离开日本返回上海，《甲寅》杂志社也随之迁回国内。随后，在日本就萌发“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念头的陈独秀，亦于1915年6月回国抵沪，开始积极筹办自己的“杂志”。陈独秀首先便想到了高一涵，诚心诚意向他约稿。

       接到陈独秀的稿约后，高一涵奋笔疾书，先后写出了《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旧宿论》、《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自治与自由》，以及译文《戴雪英国言论之权利论》等文章，陆续刊发于1915年9月15日开始发行的《青年杂志》创刊号至第6号。这使得高一涵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青年杂志》的第二号人物。

       作为《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高一涵还将李大钊的不朽名作《青春》推荐给了陈独秀。在接到大气磅礴的《青春》之后，陈独秀立即安排在《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上发表，并从这一期起，将《青年杂志》改名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青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虽然有许多其他原因，但刊发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也是促其改名的一个重要因素。改名后的《新青年》杂志先是倡导文学革命，发表白话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继而又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这里面也有高一涵的一份功劳。



                                      二


       1917年8月，经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介绍，高一涵进入北京大学，先后担任北大丛书编译委员会委员、讲师、教授，还兼任北京中国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高一涵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基地“一校一刊”的核心人物：“一校”即指北大，高一涵时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一刊”为《新青年》杂志，高一涵是《新青年》六大主编之一。

     《新青年》创刊初期，高一涵以其深厚的西方政治学素养和文法精密、论理严谨的古文，笔锋触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等诸多方面，主张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连续发表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文章，“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成为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同陈独秀一样，他不仅极力宣扬民主启蒙思想，而且也积极投身到实际活动中，试图以此唤起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在这期间，高一涵还与陈独秀一道，参加了北京大学内部新派力量与守旧派势力的斗争。

     《新青年》始创时，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等编者及主要撰稿人曾有“不谈政治”的约定。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1918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仅强调“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而回避时事政治是不行的。因为个人的思想修养无时无刻不受到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而且，一战结束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迅速，《新青年》作为出版周期较长的大型文化月刊已显得不够灵活，不能满足形势发展需要，于是，陈独秀开始设想编辑一个专门评论政治问题的刊物。这一想法得到了以研究法政为主攻方向的高一涵的理解和支持，并共同酝酿创办一份“政治辩论论坛”性质的小型杂志。

       1918年11月下旬，一生标榜不愿谈政治的胡适因母亲去世，返回了安徽老家，陈独秀与高一涵等一些有谈政治愿望的朋友便利用他不在北京的机会，于11月27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与会。大家“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每周评论》为周刊，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编辑部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初定于1918年12月22日出首期。

     《每周评论》创刊后，陈独秀的思想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轨道转移，但高一涵的思想却仍停留在社会民主主义阶段。陈独秀认为：“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要民众用“直接行动”达到目的，将民众运动视为夺取或摧毁现行政治制度的手段。高一涵则反对暴力革命，坚持走宪政民主的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挽救中国社会的危机，他认为“……中国的问题，非从法律上改革不可”。尽管与陈独秀出现一些思想上的分歧，但高一涵理解和支持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的态度始终没有动摇过。从《每周评论》创刊开始，一直到被反动政府查封结束，高一涵一共发表了12篇文章和33篇随想。不仅如此，他还以巨大的热情积极投身于陈独秀领导和号召的革命实践活动中。由此，二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运动发生后的第三天，高一涵就在陈独秀的提议下，写下了《市民运动的研究》一文。文章认为，五月四日，北京发生的“完全是市民的运动，并不单是学生运动。这件事顺着世界新潮流而起，绝不可轻易看过”，他甚至强调：市民运动“是国家兴旺的气象”。高一涵的文章对于号召人们起来参与“五四运动”，扩大“五四运动”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运动的发展，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提出了5条具体的要求，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表达了其“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宣言》写好后，陈独秀交由胡适译为英文，并在6月8日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专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第二天，陈独秀与高一涵等人亲自到北京新世界游乐场、城南游艺场等处广为散发。

       6月11日晚10时，当陈独秀再次在新世界娱乐场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时，被北洋军阀政府的便衣警察当场逮捕，押往外右五区警署。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陈的住宅，破门而入，当即搜去信札多件。

       忽闻陈独秀被捕，高一涵大吃一惊。他迅速联系胡适等一大批著名皖籍人士，为营救陈独秀积极奔走。最终，慑于舆论的压力，在高一涵等一大批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的营救下，经受了83天牢狱之灾的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陈独秀被保出狱时，保释书上曾有“不得擅自离京”一条。但1920年1月29日，接到章士钊等筹办西南大学发来的邀请函，生性倔强的陈独秀毅然决定秘密前往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等政治主张，使得湖北官吏极为惊骇，明令其停止讲演。无奈之下，陈独秀乘车返回北京。

       此时，京师警察厅已侦知陈独秀潜出北京多日，决定在陈独秀返京时，将其逮捕囚禁。高一涵和李大钊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静候在北京西车站，将他秘密送到北京大学的同事、《新青年》撰稿人之一、同陈独秀关系也相当密切的王星拱教授家，以暂避风头。2月中旬，李大钊与高一涵、王星拱等人商定：陈独秀和李大钊化装成下乡讨债的商人，出朝阳门去天津。李大钊让陈独秀头戴毡帽，穿上王星拱家厨子布满油渍的背心，躲在车里。说河北话的李大钊则坐在车把上，携着几本账簿，像个外出讨年关账的生意人。两人一路平安地出了北京城。随后，陈独秀从天津乘船到了上海，《新青年》编辑部随之从箭杆胡同9号迁回上海。就在这次离京路上，李大钊与陈独秀相互约定，南呼北应，共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上海、北京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稍后，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诞生，陈独秀出任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高一涵参加了这次营救陈独秀的行动，心情很激动，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甚至在陈独秀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跌至其人生的最低谷时，他还为参与营救陈独秀而感到自豪。而陈独秀对高一涵的这次救命之恩也念念不忘，无论是身居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高位，还是落寞寄居四川江津，都常常提及此事。那时，陈独秀与高一涵由于种种原因相隔甚远，不能相见，但每忆及此，一生珍视亲情和友情的陈独秀都会热泪纵横，对挚友的挂念与感激之情，尽显无遗。



                                      四


       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际，高一涵并未介入李大钊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但是，他的思想已经明显受到陈独秀的影响。1921年，为了从事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有密切关系的欧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搜集欧洲政治思想史资料，高一涵再次去了日本。也就是在这一年，高一涵专门写了一篇《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的文章，同时参加了《新青年》举办的“社会主义讨论”，还于这年5月14日应清华学校政治学研究会的邀请，做了《共产主义之历史》的学术演讲。

       1926年，高一涵在赴武昌途中由李大钊和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大钊的动员下去武汉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准备参加武汉的革命工作。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身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工作相当繁忙。见到老友高一涵后，陈独秀异常高兴。鉴于其在政治学方面的较高造诣，陈独秀安排高一涵担任国民革命政府设在武昌的中山大学的教授，并兼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还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高一涵便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不懈奋斗。

       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陈独秀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被迫转入地下。鉴于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高一涵无奈之余，跟中国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由武汉到上海避居，先后在上海法政大学和吴湖中国公学担任教授，并出任新建立的社会科学院院长。1931年，他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5年又被任命为驻武汉的两湖监察使，1940年转赴兰州出任甘、宁、青监察使。

       晚年陈独秀穷困潦倒依然笔耕不辍，他倾其主要精力，历经数载，写成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对此，高一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同样醉心于学术的高一涵也不甘落后，他先后完成了《政治学大纲》、《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金城集》等著作，并翻译了美国的《杜威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书籍。1942年5月26日，陈独秀因病在四川江津鹤山坪逝世。噩耗传来，高一涵禁不住老泪纵横：“仲甫啊，仲甫，你怎么能先我而去呢……”过度悲伤使得高一涵声音哽咽，闻者无不落泪。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一涵回到武汉，复任两湖监察使，他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董必武、周新民等共产党人。解放战争后期，他逐渐脱离了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隐居南京，后与中共秘密组织联系，同朱子帆、沈子修等民主人士一道，为迎接南京的解放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高一涵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和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并担任江苏省民盟副主任委员。稍后，他还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高一涵因病在南京去世，被安葬于雨花台公墓，终年84岁。

       陈独秀与高一涵从以文相识到相知，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演绎了这样一段友谊佳话。






来源：《党史纵览》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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