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树：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

       1983年4月29日凌晨，我从汉口来到安庆，张君同志（现已辞世，我至今还怀念这位纯朴正直热心于陈独秀研究的女同志）接我到一家宾馆住宿。我这次来的目的之一是访问陈松年先生，但万没想到第二天的上午，陈先生就来宾馆看我，使我既惊喜又措手不及。那时我对陈独秀尚知之甚少，因此在访问时，提问题也提不到点子上，甚至连记录纸都没准备，陈先生就谈起来了。我临时记在带在身上的一个豆腐干大的小本子上，心想以后反正还会再来的，那时再详谈细说。可没想到等我第二次去安庆时，陈先生已住进了合肥医院。我在研究陈独秀的过程中，因为自己没抓紧时间，发生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憾事，没能再次访问先生是其中之一大憾事，现仅将陈先生的那次谈话记录略加整理披露于下：

       他离家后，家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我知道有这个老子，他也知道有我这个儿子。我第一次（1933年）见到他是在南京的监狱。当时我禁不住哭了，他狠狠地说：“没出息！”这是我记得的父亲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我看到父亲的黑眼珠特别亮，发牌气时更亮。

       狱室的外面是个小院子，有五、六平方米，是看守待的地方。可以种些小花。他的房间有七、八平方米。探访他的人，由看守先拿名片递给他，问他会不会？他说会就会，他说不会就不会。也不办什么手续。后来紧了，探访的人一定要先生在本上登记什么关系，而且要等里面的客人出来才可进去。上午去的，可以待到下午，但不能过五点。他在狱可以看书看报。墙上挂有章士钊给他写的条幅。我说减刑不错，他哈哈大笑，他反应很快，不管高兴不高兴。说：“我要出去，很快就可以出去；不出去，八年十年也出不去。”他个性率直，不转弯，不像个知识份子。

       午餐，两菜一汤，他只要一个连菜的汤。有胃病吃的是黑面包，吸雪加烟。吃东西狼吞虎咽，不像个文人，像个大老粗，更不像有胃病的人。

       在重庆住院看病，讲是心脏扩大，最后还是高血压病死的。他去世时，我在边上，打最后一针时，医生明知没用还在打，医生的手在发抖。邓仲纯一直在旁边。

       埋葬时，段锡朋先说不来，后来请示蒋介石后，来了，余飞等四人来了，向遗体行礼，还放了些鞭炮。那时我在国立九中当教员。父亲至死没向我提任何要求。

       我母亲既不怨丈夫，也不怨儿子。她识些字。

       君曼在南京东厂街，住乾打雷草屋，带着两个孩子。高语罕说潘兰珍不错，直到陈被捕才知道他就是陈独秀，可一直跟他。

       濮清泉的母亲与我的祖母是姊妹。



                                                    2008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