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皖辉：《陈独秀杂文选集》序

       陈独秀是一位饱学之士，文章大家。先生身后留给我们最多的是他的著作，说他著作等身，毫不夸大，单就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著述，粗略地估计，也有两百多万字。《陈独秀杂文选集》就是从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精选精编而成的。付梓之际，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李银德嘱咐我写几句话，我自觉不堪胜任，但还是高兴地领命了，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可以多读点陈独秀，更好地接近陈独秀，更多地了解一代伟人陈独秀。

       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尤其是五四时期，杂文成为一支奇葩。那个时候，最负盛名的有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他们的文章问世之际，便是洛阳纸贵之时。陈独秀又是他生活、战斗、呐喊的那个时代，杂文园地最具影响的领军人物，他非但是公认的思想界一颗闪烁的明星，也是文坛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陈独秀在中国文化上的功业，即如他在政治上的功业一般，照耀着近代中国，深深地影响着近代中国。

       先生的杂文，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这是我首先强烈感受到的。选集选取先生的杂文凡四百三十余篇，从开篇《瓜分中国》到末篇《我们为什么而战》，整个的时间跨度达3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先生为理想而奋斗，为强国而疾呼，遇挫折志不移，经磨难不弯腰。诚如先生1935年秋，在南京监狱中，书赠刘海粟的那副对联所云：“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作为学生与挚友，又同为“义门陈氏”的陈仲凡，曾这样评说陈独秀的学问和志向：“先生之学关世运，先生之志济群生。”何以如此？独秀先生于1933年4月20日在自撰的辩诉状中说：“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阶级、无剥削，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决非予等之空想。”正是这一宗旨，先生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身临逆境，始终不忘自己所肩负的革命的、战斗的、前行的使命。

       选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先生这个时期的政论性杂文。而这些政治性杂文，有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全面深刻地剖析当时中国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有的针对国家的前途命运、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有的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唤起民族的觉醒和激发人民的反抗精神；有的是对反动派、腐朽政治制度的无情鞭挞，为建立科学的文明的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高声呐喊；有的是对有志有为青年的谆谆教诲，引导他们扛起革命的大旗，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一言以蔽之，这些政治杂文，无不是先生新思想的载体，政治观的阐发；无不是先生激情的喷射，战斗足迹的记录。
   
       从选集中的这些政治杂文中，我们大可以读出作者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之心，那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远大政治理想。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湖南省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和营救》一文。在谈到陈独秀时，毛泽东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文章赞扬先生之余，还从心中发出：“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此前，1918年9月19日，抵北京的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结识了陈独秀。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回忆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足见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亦足见，先生的文章，先生的新思想，先生的革命行动，在全社会，在革命的青年中，造成了何等大的影响！

       先生的杂文，富有战斗性、哲理性。先生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先生在上海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却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3日，北京学生团上街演说，军警捕去学生170余人，翌日，又有700多学生被捕。连日有这么多的青年学生遭捕，陈独秀愤慨之至，奋笔写下《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文章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篇杂文虽说不满百字，却言简意赅，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富有战斗性，富有哲理性。先生那澎湃的革命激情，那对革命青年的关切之心，那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跃然纸上。

       先生是一位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人物，他把社会当作研究室，探索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提出了“出监狱就入研究室”的精神，自己毕生遵循并切切实实地实践。先生在世时，中外反动派都痛恨他，一生不仅经历过一次劫难，八次被通缉，而且遭四次被捕。第一次是1919年6月，在北京因起草并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便衣警察捕去，关押98天后，经营救出狱。第二次被捕是1921年10月，在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由于营救得力和查无实据，关了3天被保释。第三次被捕是1922年8月，上海法租界当局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嫌疑把先生逮捕。由于北京《晨报》及时刊出10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的营救宣言，被保释放。第四次被捕是在1932年10月，国民党当局把先  生看作是“共党首脑”进行公审。先生在狱中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豪言壮语，表现出威武不屈的气概。先生每一次走出捕房、监狱，就跨入社会这个大研究室，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艰难地探索。认真地读一读《研究室与监狱》这篇文章，确实使人感到：文如其人，斯人就是陈独秀！

       先生一向把杂文当作战斗的武器，因而他的杂文像投枪，像匕首。1919年1月19日，先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除三害》一文，公然骂了徐树铮、张作霖、倪嗣冲后，便细细评论了中国的“三害”：第一是“军人害”，第二是“官僚害”，第三是“政客害”。说中国的军人“威吓长官、欺压平民、包贩烟土、包贩私盐，只要洋枪在手，便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无恶不作。”说中国式的官僚“一生的志愿，长在谋官做刮地皮，逢迎权贵，欺压平民。国法是什么，官规是什么，地方的利弊是什么，人民的苦乐是什么，一概不问；一心只想发点财，回家享福。”说大多数的政客“都是鬼鬼祟祟的单独行动，东去运动督军，西去联络名流，忙着开什么和平会，把疏通一切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当作将来自己做总理，做总长，做次长，做省长，做道尹，做县知事，当厘金差事的手段。把这班政客烧成了灰，用五千倍的显微镜，也寻不出一粒为国为民的分子来。”先生断言：“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据理评说，深及骨髓，讽刺辛辣，痛快淋漓！

       在《贫民的哭声》一文中，先生公然为贫民张目，为贫民说话，为贫民撑腰。文章写道：“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替人民办了什么事？呵！呵！我知道了：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察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现在的时代，还无人敢说政府官吏没什么用处，可惜他们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先生在文章的最后，为受压迫受剥削的贫民出了一口恶气，并代表贫民阶层，向丑恶的旧社会发出吼声：“我想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就要叫他们听见，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先生性格张扬，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先生的杂文，富有人民性、教育性。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二卷六期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他主张：“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此揭开了五四新文艺运动的序幕。也正是本着自己所确立的这一宗旨，先生为文总是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释人民之所惑，解人民之所难。民以食为天。先生关注人民的吃饭问题：“常言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将他止住。’我看人要吃饭，也无法将他止住。”所以，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吃饭的问题，是“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先生不避俗语，用明白晓畅、鲜活生动的语言，告诉人民要爱国，要做“强国的百姓”。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把魔爪伸向中国，把中国当成一块肥肉，都要来咬一口、切一块。先生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杂文《瓜分中国》，文中写道：“那晓得中国官，最怕俄国活象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各国人看见中国这样容易欺负，都道中国是一定保不住的了，与其把这个肥羊尾子，让俄国独得，不如趁早我们也都来分一点儿罢。因此各国驻扎北京的钦差，私下里商议起来，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依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即便是不识字的人，听到这样的话，也会明白其理，也知爱国之重要。先生在《说国家》一文中，讲明怎么样才算得是个国家，他说：第一，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第二，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先生这么一说，国家的概念就再也清楚不过的了。

       先生注重创造，他说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在创造精神的推动下，先生坚持用通俗质朴的语言，向世人传播着人生的哲理，唤起人民的觉悟，自觉从愚昧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在《人生真义》一文中，先生明明白白地说：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社会是个人集成的，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在《有鬼论质疑》一文中，先生说：“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而何以今之言鬼者，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耶？”先生以鬼之不存在，向人民宣传无神论、唯物史观，引导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不正是先生为人民着想，为社会进步着想么！总之，读一读《陈独秀杂文选集》，是很能让我们长见识的。我们大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陈独秀的新思想、新观念，了解先生为什么会成为“思想界的明星”，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为什么在全国有那么高的声望，那么大的影响，有那么多的人仰慕他，追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