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与北方政局

       国民军（专指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一军，下同）关系北方政局之重大，这是人人所感觉得到的。国民军在军事上之成败及其政治主张之良否，关系北方政局甚至于关系全中国政治之隆污都很重大，这也应该是懂得实际政治的人所不能否认的。

       中国最固定的军阀只有奉、直、皖三系，其他都还未完全形成军阀。国民军乃是由直系军阀中蜕化出来的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在今日以前也还未曾形成军阀。何以称他是较进步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比奉、直、皖及其他北方任何军队都有训练，有纪律，不扰害人民；无论李景林如何宣传国民军共产赤化，而天津市民都亲身感受得奉军或国民军孰为可怕。何以称他是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无论在张家口，在北京，在天津，都相当的尊重人民之自由，和奉、直、皖等军阀对待人民之态度显然不同。何以说国民军未曾形成军阀？这是因为他不像奉、直、皖各系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结了深固的关系，也不象他们那样压迫民众运动。

       在奉、直、皖三系军阀循环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利用这班军阀做工具，无忌惮的剥削中国民众，压迫中国民众，现今在军阀中居然蜕化出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而不接近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使军阀势力之自身显露出最后崩溃的征兆，使帝国主义者发生恐怖的心理，国民军这种在客观上的破坏作用，在中国政治进化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可是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也只能认他是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不能认为民众的军事势力。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不但在实力上还很幼稚，在政治观念上更是幼稚模糊而且动摇，若没有民众的鞭策与援助迫之左倾，时时都有向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甚至退回老家之可能。

       反奉战争之初起，国民军即感觉自己一派之实力不足以敌奉、直二派，广州国民政府之势力尚未即能达到北方，于是遂采取了向右联段政策，置北京市民驱逐段祺瑞建设人民政府之要求而不顾；及郭松龄败亡，□日奉吴联合成，四方反赤声起，差不多是全世界反动势力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更感孤危，遂致冯玉祥下野，更向右一步，采取了联吴政策，改造贾内阁，容纳吴派颜惠庆、卢信等入阁；及至天津撤兵，奉、直军仍向北京进攻，逼得国民军一直向右，采取了逐段释曹迎吴的政策（此次国民军逐段，虽然在客观上是民众所赞成的；而在国民军的主观上，是为曹、吴的要求而逐段，不是为民众的要求而逐段，所以他此次逐段是右倾政策不是左倾）。释曹已经不妥，何况更公然布告大称其“总统曹公”！幸而吴佩孚拒绝与国民军合作，国民军不得不退出北京，否则他如果更进一步拥护贿选的总统复位，拥护贿选的议员复职，那末，不但不是接近民众的，而且是背叛民众的，他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寿终正寝了！因为全国民众对于贿选的总统与贿选的议员，始终是深恶痛绝的。

       国民军孤立无援的受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军阀之联合进攻，他退出天津，又退出北京，这都不算失败；他因为避免失败，采取日益右倾的政策，丧失民众的同情，这才真是失败！

       国民军退回了南口以北，其经济上虽然很难支持，在实力上仍大部分保存着，他若不再向右完全投降吴佩孚，在北方仍旧是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未来的隐患。在北京方面，段祺瑞毫无实力，当然不能在“军党政治”时代保持政权，此时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的只是奉、直两党。奉党在北京已占绝对优势，这不但表现奉、直两党的势力失了均衡，同时就是在他们背后英、日两帝国主义的势力失了均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奉党这种破坏均势的得意举动，便是□来第四次奉、直冲突之种子；可是在国民军未完全消灭或未与奉、直某一方切实合作以前，帝国主义者是要努力使奉、直两党在北京暂时合作的。日本虽然使其工具在北京占优势，而亦不敢完全排除直党，英国虽未能使其工具拿到北京，他也有方法使奉党不得不和直党暂时合作，所以国民军一退出北京，上海《字林报》北京电即说：“有数国公使均以为张、吴若非如旧结合，俾产生新政府，能履行义务订立约章，则不与承认。”

       张、吴结合之新政府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法统问题。法统有两个：一是宪法，一是约法。吴佩孚若坚持拥护宪法，不得不因而拥护制宪的贿选国会和布宪的贿选总统，则必为其第二次失败之张本。□护约法吗？在法律的根据上，已无法解决由约法相因而至的国会问题。若认贿选议员为无罪，则有何理由废弃他们所议决公布的宪法？若认贿选议员为有罪，则大多数除名，国会如何能开会？若召集新国会，则除躬自违法外，试问由何人依据何法解散旧国会？现时全国民众所要的是能代表各阶级各职业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而不是代表军阀官僚的国会；在事实上，也只有召集国民会议一法，才可救国会问题的法律之穷。可是国民会议之实现，只有广州国民政府或国民军得了胜利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国民军如果将来能够恢复在北方的势力，他对于此问题，是向左站在民众方面，宁可与军阀决裂，而不能不坚持自己独立的政策，主张国民会议呢；还是仍旧向右站在附属军阀的地位，主张护法？这是全国民众将来对于国民军之最后试题。




            1926年4月23日《向导》周报第一五〇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