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树鹏：“圣言量”今昔

　　在纪念五四运动林林总总的文章中，多有提到陈独秀者，但有一点似乎还说得不很充分，即陈独秀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之一。这不仅因为五四时期他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这一思想还贯串在他许多论著中。

　　陈独秀从青年到晚年，一直坚持反对“圣言量”(或“圣教量”)的立论方法。何谓“圣言量”？即“取前代圣贤之言，以为是非之标准也”。五四时代陈独秀还写道：“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晚年致友人信中又写道：“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及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可以说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八十前的陈独秀版。遗憾的是，无论是八十年前陈独秀的疾言反对，还是二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都不能根绝“圣言量”。

　　许多年来，“圣言量”在我们这里可谓根深蒂固，曾经是许多人思考研究问题的方式，无论对理论问题或是历史和现实问题，都先查马恩列是怎么说的，看一看能否在老祖宗那里找到根据。以导师和领袖的结论为是，把不同于此或有违于此者均斥为非。这就是“圣言量”的现代版。轰动一时的中苏论战，无论是中共还是苏共，都是援引马恩列的论述来指责对方。到了“文化大革命”，人人都手拿一本小红书，“圣言量”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笔者当年在一个广场观看过两派论战，他们起初慷慨激昂辩论，继而打得你死我活，但他们双方的思想武器都是同一本《语录》。

　　今天也绝对不能轻视“圣言量”的流弊。几年前笔者写过一篇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文章，寄给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辈指教，老人在信中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已是学界共识，你何必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呢。我回信说，我引毛泽东的话不是给读者看的，而是给编者看。我是挟“圣言”以使自己的文稿顺利发表。近日在电视记录片《新中国》中看到建议创办深圳特区并亲自筹办的吴南生的几次谈话，他当年就请了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教授好好查一查，看能否在马恩列那里找到创办特区的根据。与其说他是在找根据，不如说是挟“圣言”以自重，堵住反对者的嘴，保证创办特区的事业顺利进行。

　　我所以想起写这篇短文，是因为至今仍有人用陈独秀最反对的“圣言量”方法来论断陈独秀，如说陈独秀此论不合于什么主义，因此是错误的等等。陈独秀的好友章士钊这样评说：“独秀则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三十年代我国有两部书出版，一是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是王森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这两部书近年又都重新出版，都列有陈独秀的专章。郭湛波认为陈先生“思想之敏锐，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陈先生是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他在这五十年思想上的贡献一是旧思想之破坏，如反对孔子，及旧道德，旧文学，旧礼教。一是新思想之介绍及建设，如马克思学说之介绍，文学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理论之建设。”王森然认为，对任何学说独秀必参己见而研究之。他们都认为陈独秀决不盲从，对任何学说都独立思考和研究，看是否经得住实践检验，对马克思的学说也决不循章摘句，而是融会贯通。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仅仅根据圣言经典中的某些结论来评说陈独秀，这究竟是学术的进步还是退步？


     （责任编辑 刘 文）




       来源：《炎黄春秋》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