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佳人空谷意 烈士暮年心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整理编印的《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我得到其第六种《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收陈独秀致台静农手札102封，又陈氏手书诗文稿及书艺等一卷，原迹影印，至为精美，我有个人特别原因觉得珍重。

　　台静农先生有《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一文（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二期。以下简称《酒旗》）回忆道：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仲甫先生被释出狱，9月由南京到武汉，次年7月到重庆，转至江津定居。江津是一沿江县城，城外德感坝有一临时中学，皆是安徽流亡子弟，以是安徽人甚多。而先生的老友邓初（仲纯）医师已先在此开设一医院，他又是我在青岛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家父也因事在江津，我家却住在下流白沙镇。这一年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主持其事者老舍兄约我作鲁迅先生生平报告，次日我即搭船先到江津，下午入城，即去仲纯的医院，仲纯大嚷“静农到了”。原来仲甫先生同家父还有几位乡前辈都在他家，仲甫先生听家父说我这一天会由重庆来，他也就在这儿等我。这使我意外的惊喜，当他一到江津城，我就想见到他，弥补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学生，现在他竟在等着见我，使我既感动又惊异。而仲甫先生却从容谈笑，对我如同老朋友一样，刚入坐，他同我说：“我同你看柏先生去”，不管别人，他就带我走了。


　　静农先生是1922年才到北京，初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继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而陈独秀先生已于1920年离北京去上海，所以静农先生说“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学生”。所谓设在江津的临时中学，校名是“国立第九中学”。抗战前，中学最高的只有省立而无国立（国立大学的附属中学另是一事），抗战开始后才有十几个国立中学，都设在战时后方几省，是专门收容沦陷区和战区各省的流亡中学生的，分别按省籍来收容，校名上并无“临时”字样，性质实是临时的，所以抗战后都没有了。收容安徽学生的有两所，一在湘西，起先叫做国立安徽二中，一在江津，起先叫做国立安徽一中，后来去掉省名，统一排列为八中和九中。这些国立中学，校舍设备虽然简陋，但体制高，规模大，教职员名额多，专收某一省学生的，自校长至教职员也都是这一省人，教职员中间或有他省人也是很个别的。所以，九中设在江津，安徽人在江津的就很多，都是九中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九中学生的家长，以及流亡入川之后因同乡关系投亲靠友或辗转介绍而来的。陈独秀与九中并无关系，其所以定居江津，大概也是因为这里有几个同乡老友之故。静农先生所说的邓初（仲纯）医师，是我的姑丈，安徽省怀宁县（今为安庆市）人，是陈独秀的小同乡，又是世交，自少年在一起长大的。抗战前，邓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校医，静农先生在该校中文系任教，他们是那时结为好友的。静农先生抗战初流亡入川，以沦陷区大学教授的身分，被安置在国立编译馆（非正式人员），该馆战时馆址起先在江津县白沙镇，静农先生即在白沙定居。（后来编译馆迁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办起来，静农先生应聘至该院任教，一直留在白沙至抗战胜利后出川，此是后话。）白沙镇虽属于江津县，但从重庆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天不亮开船，至江津县城已是下午，再到白沙又约需四小时，所以江津县城与白沙之间的经常联系只靠通信。这就是陈独秀致台静农这102封信的由来。

　　《酒旗》中说，他在江津县城初见陈独秀，是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之次日，那么就是1938年10月20日；如果纪念会不一定恰恰在10月19日举行，相差也不会太多。这么推算起来，有意思的是，我与静农先生都是在江津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我见到陈独秀大致只在静农先生之后一两个月。

　　1938年夏，我随母亲由安徽逃难至桂林；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长沙大火，桂林震动，我又随母亲取道柳州、贵阳逃到重庆。到重庆后，听说国立九中在江津招收安徽流亡中学生等情况，也就决定去江津。当时已知邓仲纯姑丈在江津开延年医院。尤其是知道我的四伯父方孝远先生已在江津，我们可以先在他家有个落脚之处，再从容租屋安家。大约1938年12月末，那天下午，我们母子从重庆到达江津县城，直奔国家公馆内四伯父寓处。这家姓国，宅院甚大，当地人称为国家公馆，外省流亡来的人士颇有几家租住其中。我们一进门，见四伯父正陪一位客人闲谈。四伯父命我：“叫‘陈老伯’。这是陈仲甫老伯。”又向客人介绍我们母子道：“这是舍弟妇和舍侄，就是孝岳的夫人和儿子。”陈独秀“哦”的一声，连忙表示知道我母亲的身分。我大吃一惊，真是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不料这么平平常常地得见。我那时只是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但已经读过《独秀文存》，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轮廓，还在热心读马克思主义之书，知道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共党史上的陈独秀的大概。不仅如此，我还自幼习闻陈独秀家与我们家是几世通家之好，陈独秀的父亲陈昔凡先生与我的伯祖父方伦叔先生，我的祖父方君先生，以及邓绳候先生，都是安徽学界文林同辈交游；陈独秀与我的几位伯父、我的父亲以及邓绳候先生的儿子邓初（仲纯）、邓以蛰（叔存）又是同辈交游；我的六伯父方孝旭先生的夫人（方玮德之母）是陈独秀的表妹；我的父亲与我母亲在北京举行新式婚礼时，因为邀请了新派两大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作为贵宾参加，致使我的外祖父旧派学者马通伯先生愤而拒绝出席，只好由我的一个舅父代作女方家长。我带着这么丰富的“信息”一见这位历史性国际性的人物，眼前竟是这么平平常常的老人，简直可以说很“土气”。他的满口怀宁方言，土腔土调，一点也没有改，更不像个一世走南闯北的人。原来他当时也租住在国家公馆，与我的四伯父在同一个小院内，似乎他居的是北屋，我的四伯父是西屋。我们还暂时落脚在四伯父寓中那些天，我每天都注意观察陈独秀一早在他所租的房间当中一个厅堂上散步的情形：他穿一件灰布面的长袍，两手笼袖，在厅堂上来回走，先是缓步，走着走着快起来，后来就成了跑来跑去，每次都是这样。他自然不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中学生，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我却注意到他同人说话时，间或目光一闪，锋利逼人，同他当时的“土老头”的整个形象不大一样。我亲见的陈独秀，留在印象中的仅此而已。后来我向路翎谈过，他在他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下卷第七章写蒋少祖会见陈独秀一场，反复写陈“在房间里疾速地徘徊，从这个壁角跑到那个壁角”，又写，陈眼光中忽而有“一种热燥的烈性的东西”，都是吸收了我的讲述。（整个那一场，以及其他细节与描写，则是路翎自己结构和想象的。）现在看《酒旗》中也说：

　　他谈笑自然，举止从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时目光射人，则令人想象到《新青年》时代文章的叱咤锋利。


　　对于目光间或射人这一点，与我印象相同；至于举止从容，大多数时间也确是如此，我只见过他在早起踱步时总是不自觉地由踱转成奔跑而已，路翎的小说中写成他对客谈话时也如此，那不是我说的。

　　不久，我们母子另行租屋安家，我进了国立九中，校址在江津县城的江对岸的德感坝，我平日住校，星期日才过江回家，去四伯父寓居不多，似乎再没有怎么见过陈独秀。现在看他致台静农第一封信，写于1939年5月12日，寄信人地址已写“江津黄荆街83号”，那是邓仲纯姑丈所开的延年医院（同时也是住家）的地址（陈氏后来凡寄自江津县城的信，基本上都寄自此址）。那时我还在江津，姑丈家我有时也去，竟不知道陈氏是何时从国家公馆迁居黄荆街的。1939年秋后，我离开江津。1942年5月27日陈氏在江津县鹤山坪逝世的消息，我是在重庆南温泉看报（大约是《大公报》）知道的。报上的消息，登得很不显著，说是送葬者只有寥寥十来个人，墓碑上刻的是“怀宁陈仲甫先生之墓”，记者显然是同情地透露出哀其身后凄凉的意思。

　　1944年冬，我应聘到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书，得以拜识心仪已久的台静农先生。他约略谈过他在编译馆，陈独秀在江津县城时他们的交往，给我看过陈氏晚年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是静农先生帮忙在编译馆印的，只是很简陋的油印本。我于文字训诂之学无所解，未借来看。我也没有多打听陈氏晚年的情形。那时，左翼阵营中，“托陈取消派”还是大罪名，1938年，康生等还公开诬指陈独秀为“托匪汉奸”。我虽知道静农先生纯是以师生之谊与陈氏交往，（尽管那时我不知道静农先生进北京大学并未赶得上听陈氏的课，而静农先生以此为遗憾，原以师礼事陈氏，乃是事实。）但我也知道已有人在重庆进步文化界散布流言，说他们是政治关系，说静农先生是“托派”云云。静农先生为此很气愤。所以我避开这个敏感话题，现在读陈氏这100多封信，藉此第一手的材料，得以详知陈氏晚年生活的艰困，以及陈、台师生之间的动人的关系，也可以说弥补了我本来愿意知道可以知道而未知道的缺憾。

　　1939年5月12日信，是现存的陈独秀致台静农的第一封信，云：

静农兄左右：

　　弟病血压高五十余日迄未轻减，城中烦嚣，且日渐炎热，均于此病不宜，燮逸劝往聚奎过夏，云彼处静、凉、安全，三者均可保。弟意以为连接校舍之房屋，未到暑假以前，恐未必静，倘（一）房租过多，（二）床、桌、椅、灶，无处借用，（三）无确定人赴场买菜米油盐等，有一于此，则未便贸然前往，兄意以为如何？倘兄亦赞成我前往，上述三项困难，请就近与邓六先生一商赐知为荷，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

　　五月十二日


　　陈独秀是师辈，而信中称静农为“兄”，自称为“弟”。《酒旗》中说：陈氏书赠台氏父子的对联、立轴上，“题款称我父亲为‘丈’称我为‘兄’，我们父子当时都说他太客气，其实他还大我父亲三岁，这是传统的老辈风范，而我却不免有些惶悚。”大家都知道，鲁迅写给学生和相熟的青年后辈的信，一贯都是称受信人为“兄”。上溯章太炎写给鲁迅、周作人的小简，也是称“豫哉、启明兄鉴”，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顺带还可以说到，静农先生长我二十岁，给我的信和赠送我的书艺题款上也一贯称我为“兄”，自称为“弟”；长我二十岁的胡风先生、聂绀弩先生也是如此。）信中说的聚奎，是私立聚奎中学，前身为聚奎书院，颇有历史，是白屋诗人吴芳吉的母校，校址在江津县的白沙镇外八里许的黑石山，环境和校舍都还不错，故陈氏想借住养病避暑，但又深以房租过多等事为虎，可见其手头较紧。接着5月17日信中有云：

　　顷晤雪逸兄云聚奎周校长已回信来欢迎我去住，我亦决计去，房租一节，雪逸云不要；我以为多少总要出一点才好。用人雪逸云不必专雇，有学校工役代办；我以为自雇一个（男工）较为方便。家具一层，雪逸云不大有把握，此事必须准备好，倘聚奎借不出，只好到白沙场小住一二日，购齐再去（床一、饭桌一、厨桌一、书桌一）。


　　末尾所开必不可少的家具单，如此寥寥四件而已，使人读之凄然。下文又说，闻白沙另有一处房屋出租，“可否劳吾兄亲去一看”；又说“或日内即赴白沙场在银行小住一二日，住聚奎或另租屋，候见兄时再决定，如何？望即示知！”可以以此类生活琐事殷殷相托，倚仗甚专，足见对这位同乡后辈的信任亲切，已非一般。5月21日又有信，说知道聚奎中学觅合适之屋不易，且病体不堪四小时轮船之挤闹，已托人在江津县城附近的鹤山坪租屋，白沙之行作罢。6月16日信说：

　　弟移来鹤山坪已十日，一切均不甚如意，惟只有既来则安之而已。据脉搏似血压已减低，而耳轰如故，是未恢复原状也。此间毫无风景可言，然比城中空气总较好也。


　　老病栖迟，难得一个托身之所窘况如见。此后陈氏基本上住鹤山坪，间或返江津县城，给静农先生的信仍是寄自黄荆街83号，有时则寄自东门外中国银行宿舍，未详是谁的宿舍。直到1942年在鹤山坪病逝。

　　此集的信中，未有正面说到他当时是靠什么经常收入为生，只说到《小学识字教本》卖给国立编译馆的稿酬之事，下面另详。而水如所编的《陈独秀书信集》中，则有陈氏1941年8月6日致杨朋升函中云：

　　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517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又1941年9月6日致杨朋升函中云：

　　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当多一二倍，已觉骇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为生者，将何以堪！（同上书518页）


　　蒋梦麟在《新潮》中说：

     ［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他，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回信说没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战时期，交通困难，邮兑较慢之故，没想到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就死了。（蒋梦麟《新潮》第11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1日初版。）


　　这每月三百元，是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的“津贴”？蒋氏皆言之未详。是从何时开始致送的，也未详。陈氏1940年5月29日致台静农函云：

静农兄：

　　顷见兄于廿五日致仲纯书，愤怒异常，前有友人金君自重庆来江津看我，亦云闻之教育部中人告诉他，部中月给我三百元，今编译馆中又有云弟从部方领到稿费；想必都是部中有意放此谣言，可恨之至！请兄为我严厉辟之，是为至感！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五月廿九日

　　昨上一函，谅可与信同时收到也。又及

　　倘陈馆长亦闻此谣言，可将此函与他一阅！又及


　　此所谓谣言，不知是否当时教育部授意或同意由北京大学每月致送陈氏三百元，尚未实行，部中风声已出，而陈氏本人尚未知，故怒斥为谣言。又，这之前一个月即4月29日陈致台函中有云：

　　任北大讲座固弟之所愿，然以多病路远，势不能行；为编译馆编书（不任何名义——原文如此，作者注），事或可行，惟馆中可以分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所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


　　似乎已在酝酿北京大学之事，似乎是要聘陈氏为讲座。据说，“西南联大教师的职称，有比正教授还高的一级，叫做‘讲座’，全校只陈寅恪和刘文典二人。”（贺祥麟：《西南联大忆旧》，载《出版广角》1997年第一期》）不知是不是后来陈独秀即以“讲座”的职称受聘，但实未到校，故一般人不知道。若依此推测，则北京大学每月三百元的致送，最早当不早于1940年5月，蒋梦麟所说“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或未准确。据蒋梦麟回忆可见，直到1942年陈氏逝世，才停止致送；也可见陈氏逝世前不久，还在每月急切等待着这笔生活费，没有如期收到就写信催问。又，后来何之瑜1948年1月7日致胡适函中追述云：

　　……《古阴阳入互用例表》及《连语类编》两种，这两种是仲甫先生在民国三十年自加整理之后，拟交给北大出版的，因为当时北大月赠三百元，为仲甫先生生活费用之故。（《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第306页，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


　　可见北京大学的钱不论以何种名义致送，陈氏是把它作为工薪一类性质来接受的，他不愿无功受禄，所以1941年即逝世前一年，还抱病整理出两部著作，拟交北大出版，以所受每月三百元，抵作工资或稿酬。

　　陈氏致台静农函中，几次说到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一稿售与国立编译馆的稿酬之事。1940年4月14日函云：

　　编译馆尚欠我稿费二百元，弟以为未交稿，不便函索，希兄向该馆一言之。


　　同年同月22日函云：

　　编译馆尚欠我稿费二百元，稿尚未寄去，不便催取，兄能为我婉转一言之乎？


　　同年5月15日函云：

　　稿已完全写好抄过，……虽非完璧，好在字根半字根已写竟，总算告一大段落，法币如此不值钱，即止此不再写给编译馆，前收稿费亦受之无愧也。


　　此项稿酬，大概是北京大学每月三百元之外，陈氏的重要生活费收入。这个《小学识字教本》，是陈氏晚年心血所注的著作。以专精的古文字学训诂学的研究为根底，为小学生识字的启蒙需要，作成此书，正如《酒旗》所云：“仲老在《新青年》时代摧腐推新，晚年犹为下一代着想，以此精神，能不令人感激。”其自叙云：

　　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学者感兴趣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基焉。不欲穷究事物之所以然，此吾国科学之所以不昌也。


　　陈氏这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请台静农代找著此书所需的参考资料，关于请台代向编译馆陆续交稿，关于交稿后又不断有所改订增删，一条一条陆续写信请台代改，关于抄写校订，关于如何刊印，等等。刊印的事，几费周折，中间有种种方案，遇种种阻力，最后仅能由编译馆油印数十部，陈氏只想得二十部而未可必。如上引1940年6月15日信中所云，实际只写出上篇。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以及陈氏有关中国历史、中国书法等片言只语的精辟之论，介绍出来，会有很大学术意义，但另需专篇，此文中只好从略。这里仍然回到陈氏晚年生活困窘之事。

　　记得1939年我还在江津上学之时，隐约听到一个风闻，说陈独秀当时，由蒋介石给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名义，月支干薪，为其主要生活费来源，云云。不记得是从何处听来的了，当时有些相信，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局面之下，周恩来尚且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郭沫若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则以一个“参议”的空名安置陈氏，或亦有可能。但也不是深信，后来也没有向台静农先生问过。现在读陈氏这一百多封信，才知道那完全是谣传。倘若陈氏当时有“参议”的干薪，何致如此困窘。而且，1941年9月16日函中有云：

　　前重庆有人托陈馆长为某杂志觅文稿于弟，不知即顾颉刚近日主编《文史杂志》否？此杂志是中央党部组织部所办，或朱骝先私人所办，兄如有所知，并希示知！


　　可见他很注意杂志的政治背景，要他投稿，他先要弄清杂志是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办的，那么他怎肯拿军事委员会的干薪呢？我当时轻信谣传，固由未深知陈氏为人，亦未深思周恩来、郭沫若当时任军事委员会的官是公开的统一战线的抗战工作的安排，陈氏若拿军委会的干薪则是不明不白的政治津贴，性质上是不同的。

　　陈独秀逝世于1942年5月27日，他的老友、我的姑丈邓仲纯先生5月19日致台静农先生手札，详谈陈氏的病况云：

　　弟以仲兄突然卧病，于十八日再到鹤山坪。仲兄乃因食物中毒而起急性肠胃炎，十七日晚曾一次晕厥，颇形危殆，今日虽经服药，已较平稳，然以年逾六旬而素患高血压者，究属危险，实足令人惴惴不安为甚矣！


　　函末“又及”（次日所加）云：

　　今日仲兄较昨日更见好。已略有食欲，不作呕，呼吸已平稳，精神亦稍觉安宁矣。仲兄嘱转达吾兄者，以后教本印稿，不必寄来校对，迳可付印。盖因此次一病，必须数月之休养，方能恢复健康，决无精力校对，以免徒延日期也。弟大约再留山上一、二日，视仲兄病状如何？弟原拟于上星期日（17日）赴渝一行，乃因仲兄病而中止也。


　　静农先生将此信存放在陈氏信札一处，今亦原迹影印在陈氏信札之末，为报告陈氏最后情况的第一手材料。所谓病情较好，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此信之后的第七天，一代风云人物陈独秀，就在荒山羁旅之中，在寥寥几位终身好友的真切关怀中辞世。临终前数日重病之中，还殷殷切记《小学识字教本》油印之事，可知他是连装订成册的油印本都未能见到。当时葬在江津，后来迁回故乡安徽省安庆市，现已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11月，我到安庆市郊谒墓时，从墓碑上生卒年，才算出他在世只有六十二岁，而我那年已是六十三岁，已长他一岁。回想十六岁时见到他以来的种种事情，自惊虚度，一事无成；今又十二年，来读他这些信札，又不禁有许多说不清的感想。忽然想起我旧作诗中有一联云：“终是佳人空谷意，何妨烈士暮年心。”本与此无关，不知何以联想到，既然联想到，即截取为此文的题目。


       来源：《炎黄春秋》2001年第4期






       附：


       刘敬坤：抗战时期陈独秀每月３００元生活费的来源


　　舒芜同志在贵刊2001年第4期《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一文中，引陈独秀1941年8月6日致杨朋升的信云：“弟（陈独秀）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舒认为，“这每月三百元，是（北大）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津贴’？”皆不详。

　　据我所知，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贺昌群抗战爆发后，自杭州迁四川乐山从事著作。教育部仍令浙大每月寄贺先生生活费三百元，一直到贺至三台东北大学任教。由此联系到抗战时期，教育部除设立国立中学以及国立大学对学生实行全公费（后改为贷金）外，又设立多个战区教师服务团（至少有9个），登记收容自各地流亡到后方的中小学教师，按抗战前原薪供给生活费。

　　陈独秀当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以北京大学名义每月供给陈生活费300元，这和浙大每月供给贺昌群生活费300元同一意义。看来这是教育部安置流亡到后方大、中、小学教师的政策。每月300元的薪俸，是抗战前上中级教授的待遇。


       来源：《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吴孟明：也谈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


　　2001年《炎黄春秋》第4期舒芜在《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读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一文中，对抗战时期陈独秀每月300元生活费来源问题引述了蒋梦麟在《新潮》中的一段话：“（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他，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对此舒文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这每月三百元，是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的‘津贴’？”舒芜分析认为，北京大学的钱不论以何种名义致送，陈独秀是把它作为工资一类性质来接受的（舒推测，陈可能以“讲座”的职称受聘于北大，北大则以每月300元致送）。陈不愿无功受禄，曾抱病整理出两部著作，拟交北大出版，来抵此工资。

　　此后，刘敬坤也对此事进行了考证（见《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抗战时期陈独秀300元生活费的来源》）。

　　经过一番分析类比之后，得出如下结论：“陈独秀当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以北京大学名义每月供给陈生活费300元，这和浙江大学每月供给贺昌群生活费300元同一意义。看来这是教育部安置流亡到后方大、中、小学教师的政策。每月300元的薪俸，是抗战前上中级教授的待遇。”

　　以上二文中对陈独秀晚年三百元生活费来源的种种推测，不仅于事实不符，也是有悖于情理的。

　　我作为陈独秀的亲属和后裔，不能不根据我在家中所知道的情况，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1938年我和祖母（陈独秀的胞姊）一家人到武汉与陈独秀会合后，一同乘船入川，一直定居在江津，我在国立九中上学，直至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去世。陈独秀这段时期的生活情况和经济来源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就知道这三百元是北大同学会给陈独秀每月的生活费。当时北大同学会在知识界知道的人很多，如罗家伦、傅斯年等都是北大同学会的，其中大都是陈独秀的学生。当时北大同学会还派罗汉来照顾陈独秀，后来在重庆大轰炸中罗汉被炸死了，就由何之瑜来接替。

　　很多年以后，因南京《周末》报登载《陈独年及其小儿子在江津》一文中有很多讹误，松年叔写信给《周末》报编辑部更正，现按此信原稿最后一段抄录如下：“先父生前的生活来源，系北大同学会以某刊物名义付给生活费用，并派员到江津照顾他们的老师以便于和同学会联系，先有罗汉君，后有何之瑜君。并没有商务印书馆的稿酬。去世后的一切费用均由同学会转来各方面的奠仪。本人岂能忘却同学会诸公对先父生养死葬之恩耶。陈松年亲笔。1985年10月12日于安庆。”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三百元生活费与国民党官方的授意或什么特别津贴是毫无关系的。

     （责任编辑 仲 文）


       来源：《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