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陈独秀最后的生活和政见

　　鹤山坪在四川江津县乡间的群山环抱之中，远望山峰如仙鹤挺立，林木葱葱，人迹罕至。1939年5月底，陈独秀在战乱中流亡至此，这是他生命的终点。

　　当时，陈在病中，他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有血压高，“日来头晕耳轰”。来此没有平坦的路，他是坐唯一的交通工具“滑竿”来的，说这儿是一个“极静、凉、可靠”的地方。

　　陈寄居杨氏山庄的石墙院，这是一个有20多间房的大宅子，是前清一个进士所置房产，此人和三个儿子都已过世，有一孙辈杨学渊在外地工作。他听说陈到达鹤山坪，立即致书家人：“腾出最好的房子，妥为招待。”杨所以如此热情，可能是受到过一些“五四”运动的熏陶，别的找不到理由。陈是一年前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共党要犯”呀！

　　陈和妻子潘兰珍借住一间上房，两间厢房。房内陈设原极简单，堆满书籍和箱笼旧物。最醒目的是墙上有岳飞的“还我河山”草书拓片。这个院子闭塞极了，门前的路也是陡峭坎坷的。

　　陈独秀过去不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什么地方，家里都是群英荟萃，就是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也是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现在他感到来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一天，地方忽接到通知，要求各家打扫卫生，特别是清理场上（集市），是新上任的县太爷罗宗文要来此山村。他是一个年轻人，原来是专程拜会陈独秀的。他对陈的礼貌恭敬态度，惊动了这个山村。

　　生活极清苦，物价又飞涨。陈独秀为了糊口，把朋友送给他的灰鼠袍子也“当”了。他晚年的诗句有：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可见他的处境和心情了。

　　尽管如此，他不吃“嗟来之食”，对此认真之极。一个被捕之后，背叛共产党的任卓宣（叶青），给陈寄了200元，他立即退回。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朱家骅，他的学生，赠5000元，他立即拒绝。朱又托张国焘转赠，他再次退回，并写信斥责：“请你以后不要多事！”张感慨地说：“仲甫总是如此！”

　　一些北大的毕业生，陈独秀的学生，成了国民党政要的，如罗家伦、傅斯年等等，到四川重庆来时，都专程来此山村看望老师。看到他如此贫困，不免资助。陈说：“你们把我当乞丐施舍吗！”一些人说：“恩师之情，铭刻在心，不能忘也！”他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我穷死饿死也不会收的。”他对人说：“收了，王明、康生对我的攻击更有理由了。”

　　蒋介石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叫国库局拨一笔钱给他。国库局派大员亲去处理，江津县银行办事处主任也陪同登门，希望落实此事。陈更是坚决拒绝，“原封退回！”

　　此真所谓“贫士无财有傲骨，愈穷傲骨愈突兀！”在贫病交加之中，他还有一种“使命感”。1939年5月致友人信中说：“血压高，两耳几于半聋。长久如此，百事俱废矣！心所欲著之书未成，诚堪浩叹！”

　　这时他要写的书是《小学识字教本》。他认为，“学童识字是盲记如符咒，严重戕残孩子，急待改良。”这是语言学的大工程。上卷书成，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致陈独秀函，称“大著斟酌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意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如何？”陈坚持己见，认为名实相符，是不可改动的。

　　为出版事，陈独秀和编译局书信往来达70多次，终未能印刷。最后在1942年油印50份，梁实秋得到一份。到1971年，梁实秋在台湾影印出版。他说：“实在写得好！观点源于唯物论，精详、通达、是生平杰作，最能展示他的旧学根底……在我有生之年，总算了了一桩心事。”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他只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加上当时写给朋友的信，1949年6月，香港出版《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胡适作序）。他虽身居偏僻山野，以其睿智、敏感和博学的基础，仍把握着时势的脉搏，对焦点的问题有更上一层楼的见解。

　　他说自己“深思熟虑六七年”，始有今天的见解，他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统治方式，而说“民主是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的政权或无产阶级政权，必然流为史大林个人的格柏乌（克格勃）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还是在1935年，他被押于南京监狱中时，他就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斯大林政权只是有名义上的存在。”托洛茨基被杀之前，仍认为苏联“本质上仍是工人的国家”，只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陈独秀是走得更远了。

　　他在鹤山坪得知，1939年9月17日，苏联红军大举入侵波兰，依照秘密协定和德国瓜分波兰时，怒火中烧，愤怒疾书长诗一首，中有“……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黄金握在手，利箭腰间鸣，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他激愤的情绪是无以复加的了。

　　1942年5月，陈病重了，17日至25日，三度昏厥，并非猝然而逝，当时没有良好的抢救条件。27日晚，9时40分逝世。慷慨解囊办理后事的竟是相识不久的江津人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两人，墓地也是在邓家的鼎山山麓的康庄，背靠郁郁葱葱的山林，面对日夜奔腾的长江。

　　葬礼之事安排好之后，忽然县里派专人送来8000大洋，说是蒋介石先生资助料理后事的。这给治丧者一个棘手的难题，经反复研究，当时还是未敢退回。此事发人深思，他是刚刚放出来的阶下囚，何需如此！想来，陈面对蒋介石始终是一个强者，道义上更居于绝对优势。在法庭上，他力陈建党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正义性，毫无惧色！蒋介石在其死后，以巨款资助，虽是政治姿态，是否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崇敬之意呢。难道他不是还想在陈独秀身上沾一点光吗？

　　陈独秀死非其时，身后寂寞。如果早死一二十年，将会如何轰动！“中央社”只说三句话，连他和“五四”的关系也没提。《申报》提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著名学者，文学革命的先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对陈的去世未做报道。

　　在陈独秀去世前两个月，即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的时候。”

　　要到什么时候，可以宣传陈独秀呢？

　　半个世纪过去了，坊间和报刊上果然渐渐多了陈独秀的消息。在21世纪，当中华民族可以客观地梳理20世纪的历史时，他当会更加凸现出来。

     （责任编辑  吴思）






       来源：《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