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史与文学的发展史，是两条不同线。认识每一条线，都不能孤立地看，参照起来，就可以窥见一些问题。在这里，把鲁迅和陈独秀对比起来，就可以摸到一些线索的。不过，打量这些线索，也该扩大一些眼界。比如陈独秀的命运，何以会如此，他周围的人，也是一个坐标。在这坐标里，我们环视周围的环境，是也有惊人的发现的。

　　我有时想陈独秀的苦运，也连带记起他的学生、曾做过共产党的高官的张国焘。张氏生于1897年，1916年10月到了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到北京几个月后，陈独秀才出现在校园中，任文科学长，论辈份，张国焘自然属于学生。他虽不在文科，是理工预科的新生，但对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最先拥护的人员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算是发起人，后来因之而被捕。和陈独秀一样，由新文化的倡导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张氏晚年曾著有《我的回忆》，有诸多描述陈独秀的文章，资料很是可贵。比如记叙陈独秀出狱的文字，就画出了当时的氛围，陈氏的英杰式的仪表跃然纸上：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再没有回到北大。

　　陈独秀与张国焘，按天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当时的环境却让他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即由学术而转向政治。这一转向和胡适的政治热情不同，胡适喜欢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变革，设计“好政府”等空想的图案。陈独秀与张国焘自愿地放弃了学人身份，甘愿做一个革命者。把五四的文化风潮，从书斋转向社会的内部。本来，一个政党的建立是该有充分的酝酿和思想准备的。但这两个北大人却没有精力在学术的层面沉下心来，造就一个新式的中国思想源。沉重的现实不会让这样的学人沉到书本的深处，他们急于改变一种社会现状，革命才是重要的。《新青年》的另一类人如周作人、钱玄同就没有类似的冲动，他们觉得梳理旧物，引进新学，大量翻译域外学术，培养新的文化土壤，似乎更为迫切。历史的轨迹后来是这样的，更多的读书人选择了前者，惟有京派的几个少数人，却恪守了学术的园地。一向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读书人，还像孔夫子所说的，有献身社稷的悲壮。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访问过陈独秀，他后来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献，它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落后、残酷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在苏俄模式与欧美社会模式之间，前者的引力很大。胡适梦想的美国民主化道路，离人们的视野还很遥远。而苏俄却仿佛可以一下子能摸到。彼此有着相近的血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的巨大引力，是别一民族与国度无法相比的。

　　陈独秀最初组建共产党，就已意识到像国民党那样的党魁制是有问题的。解决它的办法，应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经过五四民主之风洗礼的他们，在思想深处就一直有着读书人的特点，存在一个基本的底线。问题的复杂性是，当他们投身于自己钟情的事业的时候，周围布满了种种陷阱，有时不得不被推向一种两难。背后是共产国际，身边多稚气的热血青年，以及各类机会主义者。在严峻的事实中，便不免有权力之争、党风之变。陈独秀和张国焘都感到“权力、组织、一致、领导”存有非人性化的因素，他们自己也在制造着这些东西。选择的悖论，是五四后知识界普遍碰到的问题。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多次暗示了此一点。后来所以脱党，走了另一条道路，有着十分深切的原因。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有些描写十分精彩。个性与气质飘然于纸上。顺着他的思路，当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境况。张氏每每写到这位前辈，都有敬重之笔。偶有批评，语气亦十分中肯，没有漫画的笔法。这些印象都是自然流露出的，显然无雕刻的痕迹，解读的过程里，可以嗅出别一类文章中鲜见的气息。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大概就可以托现出来了。

　　在张国焘的眼里，陈独秀聪慧、果敢、富有人情味儿。有时喜怒于色，说一些伤人的话。他不太记仇于人，争论之后，倘认真思索问题，觉得自己有错，还敢于承认，是有气魄的。建党初时，其身上还有些民主作风，让人有一种信任感。此后中国革命一波三折，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农民运动中的流寇问题，使其渐渐感到早期设想的蓝图，已多难实现了。革命正在向相反的路途滑进，荆棘日多。不仅陈氏不能适应，张氏也苦楚难排，多积淤于胸。此一体验，后来的几代有知识分子色调的党内人士，都有一点的。《我的回忆》对陈独秀的把握，是建立在书生的基点上，并无政客的一面。张国焘写道：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应当说，早期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为了寻路而有了一个路向，自愿地加入到一个行列里。后来的变故，实在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旧世界的遗风，俄共的习气都交织其间，知识界自然与其发生冲突。国共合作的时期，陈独秀就已经感到了其间的问题。共产国际一味地让共产党消融在对方之中。独立性的存在就可疑了。张国焘的回忆录不止一次地记录了陈独秀的发脾气、愤怒和焦虑，因为他判断的事情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迥异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散在他的四周，使之不得前行。那时候他感到了党内独立见解的不易确立，个人的真实感受成了罪过。连瞿秋白这样文人气的人，在掌权之时亦带有片面的、伤害他人的一面。政党机器的运作过程，反将个体的人血肉之感抹杀掉了。张国焘这样写道：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如果不是作者记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不会懂得事态的严峻性。在白色恐怖的时期，人的书斋里的设想，大多要破灭的。创立过五四独立精神的人，现在面临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存在。陈独秀被撤掉职务之后，共产国际就已经意识到这位前任总书记潜在的破坏力。俄国的托洛茨基不是被铲除了么？那原因是他有了异样的声音，不协调了。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其主要领导人都不希望有多样的声音，因为那时面临的黑暗过于强大，统一性、共同性要远远重于分歧性、个性。斯大林就担心陈独秀会不会另组一个政党，那样的话，中国革命就完全混乱。张国焘有一次见斯大林时，就被问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苏联解体后，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档案，不再成为机密，人们终于可以窥见其中的讳莫如深的存在了。回望那一段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端。最倡导自由的人，一生都置身于非自由的环境中；为大众殉道的寻路人，却被大众的冷眼所视，收获的只是悲凉的苦果。文学家们描述那一段历史，诗的成分过多，不得要领。瞿秋白已经很是人性化的人物了，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得不做一些背理的事。至于陈独秀、张国焘也难逃劫运，一生之中做过许多错事。那一代人是经历大痛苦的，所从事的事业，越走越远离了自我。几十年过去，却发现漫长的跋涉，并无彼岸，迷津四布，反而不及起点时那么目标清醒。世间的道理，唯有体验过生活的人，才最为清楚，在象牙塔里永远感受不到这些的。体验中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这是那一代人给我们的馈赠。未经历于此的人，事前向其述说而无用。待到事后，又无可如何。大家都在这样可怜的世间。

　　张国焘与陈独秀在晚年都放弃了政党事业。在政治的层面无疑是失败者。关于他们的批判文章和图书，已很是不少。作为一种现象，在讨论二人的历史时，以成败论英雄未必正确。问题在于，政治失败了的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胜利了么？如果没有的话，其中引发出的教训是什么？张国焘的情况十分复杂，世人对其有好感者不多，暂且不谈。仅陈独秀带给后人的遗产，是丰沛的。他在黑暗的中国放了一把火，却烧了自己和同行的人们。黑暗的中国依然黑暗，而先前积蓄的精神资源却零散了。每每想起那一段历史，就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火是要放的，但为什么烧不死敌人，却毁坏了自己的家园？难道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这是现代史的一个黑结，它解开了，也许历史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