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甫臣：陈独秀是中国最早的工运领袖

       我一直在工会工作。但我对陈独秀，只知道他是非正面的著名共产党领导人，著名高级文化人，是大知识分子。不知道他和工人阶级有过什么直接的关系。在我工作过的这些单位，从来没有正面宣传过他的英雄事迹。当然，这和我学习中国工人运动、工会运动的历史不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曾被中国共产党当做托派（当时是当做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而开除了党籍；抗日战争时又无中生有地栽污他是汉奸而不让如实宣传他。所以，他是被满盆污水泼遍全身的伟大革命家，人们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但我们不能把我国最早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领袖排除在历史之外呀。我们党并不是一开始就只搞农民运动，并不是远离工人阶级从农民运动中产生的政党。我个人的笑话正是远离了我们党最早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陈独秀，而把湖南水口山、江西萍乡的工人运动看成是我国最早的工人运动。其实，它们都是中共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决议开展工人运动，由大会选出的总书记陈独秀领导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又分别在北京、武汉、湖南（包括江西安源）、广州、山东设立了五个分部之后开展起来的。李立三也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其实他从法国回来就是陈独秀派他去湖南做工人运动的。上述湖南、江西的工人运动，都是在陈独秀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后读了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从秀才到总书记》和唐宝林的《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等书，以及一些陈独秀研究者突破思想禁锢写出的一些文章后，才开始在脑子里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的。




       他最先用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陈独秀在发起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了。但那还是做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1920年初，他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工人阶级已多起来，苏联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思想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投入到工人运动中来。此时他已是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他向工人宣传的已是社会主义思想。3月间他即开始预告《新青年》将出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并立即开始约稿。在这一期专号上刊出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希望中国工人把这一天作为一个觉醒的日期；介绍了全世界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定五一为国际劳动节；介绍了美、英、日等国的劳动运动；刑载了苏联的劳动法典；刑登了他派人去几个省调查各地劳动状况的报告；还登了他自己写的《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登了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其中有9个普通工人）的题词；登了苏联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内容丰富，有400页，等于平时该刊的两倍多。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典型，也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一个突出表现。他还积极地参加上海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他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这是上海工人也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大会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草拟的。

       他在广州时（他曾在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后两次去广州），受聘为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做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工作。他自己说：“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429页）他创办宣讲员讲习所，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又开办了工人夜校，先试验办了机器工人夜校，有100多人参加。他第二次到广东时，开办了理发工人夜校，理发工会成立时，会员上千。

       他这时期从事工人运动，主要宣讲的是要工人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阶级觉悟。他认为工人最高的觉悟就是阶级觉悟。他以他在思想界、文化界崇高的威望，加上他在办《安徽俗话报》时所积累的通达学问，用最通俗的白话文语言，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工人。

       1920年初他初到上海时，在上海劳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对工人讲：“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般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他在上海和李汉俊创办了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境遇的《劳动界》周刊，他在创刊号上写了《两个工人的疑问》一文：“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说什么‘劳工神圣’。但是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又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而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原故呢？”（同上书，第243页）

       在《劳动界》第四期上他写了《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文。他说“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底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这是容易见着的。丝厂香烟厂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也是容易见着的。这班人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困的劳动者。”“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同上书，第266页）陈独秀还在《劳动界》上写道：“老年人不肖吃牛肉，是以为牛替我们耕了田地，出了米麦……但是种田的织布的做屋的做机器的劳动者也都替我们做了和牛一样的重要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吃他们的肉啊！”（同上书，第270页）

     《陈独秀著作选编》选入陈独秀从1919年
12月1日《告北京劳动界》，到1922年5月23日《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的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将近40篇。除上面所举例子外，还包括和资本家讨论“工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讨论工人教育问题中减时增资问题，还有辩论和批判诬蔑工人、轻视劳动的短文，要工人正确认识宗教、正确认识劳动剩余价值，以及讲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问题的文章。

       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关于动员学生、文化界要与工人合作和要工人与学界团结的文章。他在《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中说：“我曾劝许多在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同上书，第169页）他在工业学校演说时说：“体力劳动者，把体力卖给资本家作工，是一个被雇者；工学生把脑力卖给资本家做工，也是一个被雇者。既然同是被雇于资本家便是同在一个阶级。那么，工学生便应该和体力劳动者携手，不应该同资本家携手，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同上书，第354—356页）他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也特别提到：“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同上书，第286页）陈独秀就是这样体贴工人，站在劳动者的地位，以心贴心来启发劳动者的觉悟。

       他的文章通俗易懂，篇幅短小，论点清晰明白，十分好读好懂。好多重大的问题，重要的思想，都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他最先领导工人组织工会


       工人这么苦，觉悟又这么低，那我们开展工人运动，该怎么办呢？陈独秀大声疾呼：“无钱无势的劳工，怎样对付这班资产阶级一手把持的行政机关呢？他只有听马克思底教训：‘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啊！’”（同上书，第247页）他对工人讲，“外国各业工人都有工会……千辛万苦一件一件向国家及厂家”争得了许多好处，而他们以前也是不准工人成立工会的（同上书，第287页）。“我中国现在的法律，也是不许工人立会的。”所以有许多正正当当的工人团体，不准叫工会而叫“职工养志团”“工余群旅”等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啊！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啊！”（同上书，第243页）这是因为陈独秀了解当时上海的工会多半是下流政客、流氓、资本家把弄的，有的只一个把总一个兵，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衫的先生多，穿短打的工人很少很少。那不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组织。陈独秀要同他住在一起的李中到江南造船厂当钳工，发动工人组织真正的工会。发起人有了80多人后，陈独秀就和李中帮助他们起草了上海机器工会章程。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基层工会章程。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时，会员已发展到370多人，参加会议的近千人（邹沛、刘真：《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中国工人出版社）。上海机器工会成立那天，陈独秀帮他们邀请了孙中山、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社会著名人土参加，孙中山作了两个小时的演讲。陈独秀等六人并被邀请为名誉会员，机器工会还推举陈独秀为经募处主任。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随即建立了有1346人的印刷工会，更开始主动和天津机器工人联络。上海机器工会是党成立前共产主义小组组建的第一个工会，算得上是中国工会的老祖宗！1920年，标志着中国工人由自在阶级开始走向自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群众基础。

       第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虽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仍被选为党的总书记。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便积极执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最主要的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决议，很快就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不久又设立了五个分部，要求各地也组织工会，开展补习学校，组织罢工保护工人利益。

       陈独秀在上海组织工会，首先碰到的障碍是那些被邓中夏所称的招牌工会，他们打着工会的招牌，自称工界的领袖，要求参加“国事会议”等不三不四的活动。陈独秀就以当时正组织的真正的工会与他们斗争。陈独秀曾两次写文章高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他在《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一文中说：“鄙人对新组织的各业工会代表团，抱以无限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觉悟，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一卷，第80页）这是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成立上海市总工会斗争打下的群众基础。




       他是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最早的领袖


       1922年4月陈独秀第二次去广东，主持和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两个代表大会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全国罢工100次，罢工人数21万人，史称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这段时间进行工人运动运用的形式，有办工人刊物，演讲，办职工学校、补习夜校、干部培训学校、俱乐部和罢工等，这基本形成我国此后开展工人运动最常用的形式。这时已不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教育、发动工人，而是以总书记身份领导全党开展工人运动了。

       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四次大罢工来说，就都是在中共中央要求下，各地集中力量组织起来的。全国铁路工人罢工，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先锋。陇海铁路罢工是产业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罢工，历时7天，胜利后建立了陇海铁路总工会，这是中国铁路建立的第一个总工会。陈独秀给领导罢工的罗章龙去信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一卷，第162页）接着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使工人阶级的觉悟大大提高，斗争经验大大增长，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二厂（纺纱厂）厂主无理开除工人代表，全厂工人停工抗议。次日，内外棉七厂（织布厂）借口无纱将厂门关闭。当工人涌进厂要求上工时，日人残杀了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宣传，被英国巡捕屠杀造成“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当晚即宣布成立上海总工会，组织反帝联合战线，发动罢工、罢课、罢市。陈独秀在这期间发表了11篇文章，特别强调这不是地方事件，是全国大事；这不是经济斗争，是带有民族性的反帝政治斗争。运动迅速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1700万人参加。五卅运动成了一次极为广泛的反帝宣传运动。运动后党的队伍扩大了，威信提高了，真正成了群众革命的党。但在我过去读到的党史材料中，在党史总结经验的材料上，参加领导这次运动的党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都有，却没有全程参加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

       1926年7月9日北伐誓师典礼。陈独秀起先认为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没有引起重视。但北伐军进军神速，党中央立即转为进攻，陈独秀马上积极起而领导。党中央决定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一直坐镇上海。运动中第一次以商界为主体，失败了；罗亦农提出以工人为主体，未被接受。第三次起义接受第一二次失败的教训，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充实市民公会。起义前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委会以陈独秀为首，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还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前线军事委员会，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特委会开了31次会，陈独秀出席了30次，他到会必发言，使整个运动的领导十分得力。工会实现了80万人的总同盟罢工，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了上海。而我过去看到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材料，大多都避开陈独秀总的领导，把只是前线军事指挥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说成是整个起义的领导者，好像根本没有陈独秀这个人一样。

       历史首先就要讲史实。陈独秀在历史上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还陈独秀的本来面目：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启蒙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前清秀才，大学文学院院长，诗人，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也是最早的工人运动领袖和工会运动领袖，是任过五届总书记的共产党人。但历史对陈独秀，党对陈独秀并不公平，几十年来一直让他受屈，五卅运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了，却把他的名字隐去，完全否定了他的功劳。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因为他也有错误，就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及党内其他领导人的错误全都堆到他一个人身上，让他背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出党。从此，中国共产党好像就没有过这个为党立过大功的总书记了。

       经过这几年党史界、历史界、学术界的研究，特别是苏联档案公开后，大家的认识已趋一致，重新评价陈独秀功过应该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作者为工人出版社前总编辑）

     （责任编辑李晨）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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