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树：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为了响应北伐军，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政权，曾经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胜利了。但为时不久，占领上海的北伐军就把工人打入了血泊之中。当时上海的政治风云瞬息万变，扑朔迷离。本文试图评介中共上海区委在这一时期所执行的基本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并着重评论陈独秀的功过是非。




       第一、二次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


       1926年10月23日第一次起义，和1927年2月22日第二次起义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一条是上海党组织缺乏领导武装起义的决心和信心。

       中共上海区委对第一次起义的指导思想，根据区委书记罗亦农的多次讲话，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起义“以商界为主体”，（10月9日，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注：以下凡引用1926年7月至12月的资料，或1927年1月至6月的资料，仅注明月、日与会议名称或报刊名。】“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革命，必引起帝主【注：会议记录人，把常用的政治术语作缩写。如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央局”写作“帝主”、“资阶”、“中局”等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所以“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这个政策，枢（区）【注：引文中（）里的字为笔者所加。】及中央都已赞同。”（9月20日，市运会议）二、起义成功以后，“政权给谁，……工人可不参加，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不要奢望。”（10月18日，特别活动分子会议）

       党组织的这一基本方针，得到了资产阶级的赞同。虞洽卿认为既有工人参加，又“以商人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9月10日，主席团会议）并表示要“设法捐钱”援助工人。（9月7日，主席团会议）上海资产阶级和部分的大资产阶级对反抗孙传芳以及后来接替孙传芳而统治上海的奉鲁军阀，是有一定的积极性的，特别是当北伐军打到江西的时候，他们尤其活跃。可是，当北伐军在江西战场遭受挫折之后，资产阶级畏缩害怕了。这时，党组织又以“国民党的钮永建和吴稚晖【注：钮永建是国民党驻沪军事特务委员，吴稚晖是国民党驻沪特派员。】二人为主力”策划起义。等到起义爆发时，资产阶级“不干了”，号称拥有一千人实力的钮永建，这时不过百把人。工人纠察队有二百余人，（10月26日，活动分子会议）大多是赤手空拳，又没有经过训练，起义在当天就失败了。

       起义失败的第二天，罗亦农在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起来，而我们只是后面跟着进行”，以后“要以自己为主体”去“推动”资产阶级。“惟此问题须到中（央）局讨论。”11月2日，他在全体区委会议上又进一步指明这次起义中的“一大差误”，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没有自信”，“而依赖钮、虞。”罗亦农首先提出了武装起义由共产党领导和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指导思想。

       但是，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意见，依然坚持以资产阶级为主。因此，上海区委在第二次起义中，所执行的还是原来的政策，仍然把资产阶级作为起义的主角，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配角。

       第二次起义之前，上海资产阶级的确是很兴奋的。当时孙传芳的主力在江西战场溃败，北伐军节节东进，奉鲁军还未到达上海，资产阶级对上海自治运动显得特别起劲。可是，当1927年2月21日第二次起义的枪声打响以后，资产阶级政客和流氓头子的喽啰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而是上海工人表现得最勇敢、最富有牺牲精神。但是，由于上海党组织事先“缺乏武装暴动思想与技术的准备”，工人总罢工以后，没有“即继之以武装暴动”，（3月2日，活动分子会议）特别是没有向工人群众灌输夺取武装的思想，因此，有些工人虽然徒手占领了警察署，也只知捣毁室内杂物，撕碎账簿，不知拿取武器，竟然使存放在警察署内的枪支“完全无缺”地保存了下来。（《时报》2月27日）

       两次起义的失败，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投机分子的买空卖空，同上海工人英勇奋战，不惜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教育了共产党人，也教育了陈独秀，使他们懂得了夺取武装起义的胜利，建立民众政权，必须抛弃对资产阶级的幻想，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基本方针。赵世炎在《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一文中指出，“在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中的革命，在被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市民革命，没有工人的战斗，即没有市民的战斗；没有工人的革命，即没有市民的革命；没有工人的政权，即没有市民的政权。”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为上海工人夺取第三次起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建立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特别委员会


       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还有汪寿华（即何松林），这四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疑是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他们以奋不顾身、英勇顽强的革命行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可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都在上海，他对起义持什么态度呢？他干了些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少同志采取了回避的办法，也有不少同志说陈独秀是反对这次起义的。事实上，在查阅中共上海区委的会议记录中发现，陈独秀积极支持并参与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第二次起义爆发后的第二天，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当时的实际斗争形势，果断地作出决议：“停止今天的暴动”，“由上总发令复工”，同时“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为了夺取第三次起义的胜利，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注：“特别委员会”，在会议记录里常简称为“特务会议”或“特别会议”。】指导工作。”同时还建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特别宣传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等八人组成的。陈是中央总书记，周是中央军委书记，罗、赵、何、尹都是上海区委主席团成员，分别担任区委书记、组织、工运和宣传工作的领导职务。特别委员会是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共同组成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指挥机关。

       特别委员会从1927年2月24日至3月30日，共召开了三十一次会议。它及时地汇总、分析和研究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北伐军的进展以及盘踞上海军阀部队的兵力部署和对敌军策反等各方面的工作情况，然后制定出党的政策和策略，再分头贯彻。3月5日的会议上，当讨论到起义的时间时，罗亦农提出起义的“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在“紧急时”，由“亦（农）、恩（来）、松（林）、独（秀）”四人指挥。可见，陈独秀是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特别委员会开了三十一次会议，陈独秀出席了三十次，而且到会必发言。如果我们把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同上海区委会议、区委主席团会议、各部产总【注：部，系指上海市各区党的领导机构。产总，系指产业总工会。1927年3月7日，上海区委下属8个部。上海总工会下属17个产业总工会。】联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等等的会议记录对照起来査阅，便可发现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提出的许多意见，是得到了及时地传达和贯彻的。因此，这次起义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都直接间接地同陈独秀有关。




       确立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指导思想


       上海总工会根据23日中央和区委联席会议的决定，迅速地下达了复工命令，并向工人反复说明这次复工是“为进而退，”“并不是失败，我们正在开始。”（2月24日，记录缺会议名称）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热烈地开展起来了。

       2月24日晚，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首先提出武装起义必须“要造成工人群众中有夺取武装的野心。”在26日的会议上，他对第三次起义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会议。”“无论是警察的士兵的（枪），一支二支都夺取。”市民代表会议“要在各地各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要向工人宣传总同盟罢工，“是为了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不要为罢工而罢工。”因此，罢工以后，工人“不应回到家去。”罢工时间，应在北伐军攻克松江以后，“事先要组织广大的交通队，又要（组织）迅速的侦察队，又要组（织）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陈独秀的这些意见的基本点，是立足于群众，无论是武装起义或是市民代表会议，都以上海工人为基础；他的战略方针是一旦宣布总同盟罢工，就立即转入夺取武装，举行起义，与此同时召开市民代表大会，建立新政权。陈独秀把总同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建立市民政权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特别委员会根据陈独秀的意见，经过集体讨论，当天晚上作出了书面决议。区委把决议的主要内容，迅速地传达给各部产总联席会议和活动分子会议。从此，“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走入最正确的路线，既决然夺取武装以斗争，复决然为民众之政权而战。”【注：赵世炎：《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上海区委在中央的领导下和周恩来的直接协助下，牢牢地抓住武装起义和市民代表大会这两个重要环节，迅速地带动起各项工作。

       建立上总工人纠察队委员会，统一领导纠察队的训练和扩充工作。到第三次起义之前夕，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展到近五千人之多。在发展纠察队的同时，加强与商界保卫团和帮会势力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

       加强工会建设，充实工会的领导力量。把全市产业工会划分为十七个产总，制定工会组织法。陈独秀提议组织法应明文规定“不得总工会许可，不得私立工会。”（3月6日，特别委员会）

       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建立广大的宣传队伍。区委通过四百个宣讲队（据2月29日和3月5日《区委每日通讯》统计）、《区委每日通讯》和上总机关报《平民日报》向工人群众和市民秘密地宣传夺取武装，公开号召市民代表大会。

       迅速地发展党的组织。上海市的共产党员从1月10日的3075人，到3月14日猛增到4400人（1月10日，中区联席会议；3月15日，特别委员会）。同时也发展国民党左派，改组江苏省和上海市国民党党部，使左派取得优势。

       这些千头万绪、复杂繁重的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等分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三月三日，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提出，“为了加强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六号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五日，周恩来在会议上汇报，武装起义的“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分五区【注：到3月21日起义时，是七个区同时举行的。】……随时随地夺取武装。”

       党组织对确定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间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在周恩来汇报以后，会议即转入专门讨论起义时间的问题。

       陈独秀认为起义“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周恩来认为松江或苏州攻下以后“必可（发）动”，因为这时“毕（庶澄）【注：毕庶澄，奉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于1927年2月24日驻防上海。】决不致再守上海”，同时还要看“明天鲁军是否集中苏州而放弃松江与上海”来决定起义的时间。最后陈独秀归纳了三点：“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撤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这次会议还指定了闸北、南市、浦东区武装起义的指挥人。

       19日午后1时，北伐军进逼松江。当天下午3时，罗亦农召集各部产总联席会议，下达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会”，再次说明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夺取民众政权，工人得到武装。”20日夕，北伐军占领龙华。同日午夜12时，总工会主席团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一致决议于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开始总罢工。”各工会“因准备之长久，宣传之普遍，工友之觉悟”，在接到罢工命令以后，于短暂的“三小时”内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之工人，不下八十万。”同时商店罢市也“俱已实现。”（《申报》3月22日）工人罢工以后，拥向街头，武装工人在前，徒手工人随后，按既定计划和路线，纷纷冲向各敌占据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工人纠察队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之下，于当日晚拿下了七个区的警察署，解决了两千名警察。然后集中力量围攻闸北北火车站等军阀部队的据点。经过了28小时的激烈巷战，伟大的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22日下午6时，占领了上海市全部华界地区。




       民众政权的诞生     资产阶级的背离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建立上海民众政权。因此，在发动起义的同时，共产党即广泛宣传召开市民代表大会，筹备上海市政府。2月28日，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指出：将来“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要）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因此，“我们应赶快做代表的选举工作”，在北伐军来之前，“预先选好。”为了夺取市政府的领导权，首先需要在代表大会里占据优势。陈独秀在3月5日的会议上强调指出：市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只（至）少一千，工人占一半。”如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

       3月7日，上总、上海学联、全国学总、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和各马路商联合会五大团体联合举行会议，通过了《上海市民临时代表会议组织法》，颁布市、区两级市民代表的选举细则。从此，代表会议的选举工作，全面推向群众。

       3月上旬，南市区、法租界区、浦东区及沪东区的杨树浦、引翔港，都先后召开了区代表大会，有的还产生了区执行委员会。12日，上海市临时市民代表大会举行，到会二百余团体的代表三百余人，推举市执行委员31人，（3月13日，《申报》）其中共产党员有11人。22日，当闸北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热烈隆重地举行了，“到会团体千余，代表四千人”，大会产生了19名上海市政府委员。（3月23日，《申报》)

       诞生于巷战中的上海市政府，它的组成的阶级成分，不能不体现无产阶级在武装起义中的主力军地位。19名市政府委员中，有9名共产党员【注：9位共产党员的姓名：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侯绍裘、李泊之、丁晓先、王景云、顾顺章（后叛变）。】，其余大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自由职业者的代表。9名共产党员在总数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共产党对上海市政权的领导作用即将要实现了。然而，就在市政府成立的时候，资产阶级背离了。

       资产阶级在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时，他们对起义的积极性，是同北伐军的进展成正比例的。但到第三次武装起义时，这个正比转化为反比。当北伐军真正逼近上海的时候，资产阶级对武装起义和政权斗争的热情反而衰退了。他们认为大局已定，北伐军即将占领上海，犯不着再去冒偌大的风险。大商人，各马路商联会议董“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2月25日，各党团会议）南市总商会作出决议，告诫“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申报》3月6日）有些商人“不敢（做）市代表。”（3月2日，各部产总联席会议）如果要做代表，也要“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3月3日，各党团会议）因为市民代表会议“是 C . P．的，”“北伐军来时要解散的。”（3月16日，特别委员会）有的当上了代表，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心里既“快活”又害怕（3月15日，特别委员会），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随着武装起义的胜利发展和工人武装纠察队的壮大，资产阶级感到不寒而栗。他们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固有矛盾，较起义之前突出了。资产阶级对参加政权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以抵制无产阶级。他们把未来和希望统统寄托于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党军”和它的首领蒋介石。

       蒋介石一面向帝国主义表态，以博取主子的信赖；一面为上海资产阶级撑腰壮胆。他电斥钮永建“赤化”，迫使钮登报声明“因身涉嫌疑”，辞去市政府委员（《申报》3月25日）。资产阶级代表掀起了一股辞职风，到3月底，市政府委员中的资产阶级及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先后有六人声明辞职。他们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表明同共产党决无瓜葛。

       3月26日下午，蒋介石来到上海，帝国主义者给他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准许他带10名武装卫兵自由出入租界。（《申报》3月27日）蒋介石郑重表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申报》3月28日）上海的资产阶级请他代谋“解脱之法”，使“原有经济制度，不可破坏更甚”，同时要他向帝国主义讨回关税自主权，和取消封建厘金制度。蒋介石也以“秩序”主宰者的身份告慰他们：“劳资及维护商业问题，旦夕间即有具体办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生命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申报》3月30日）记者问他：“总司令对于工会的武装纠察队如何办理？”他说：纠察队“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申报》3月27日）

       29日，临时市政府召开成立大会，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到会代表达五千余人。当会议正在讨论“召集盛大之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案”的时候，收到了蒋介石的恐吓信：“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公。”（《申报》3月30日）这一下子使市政府完全动弹不得了。于是，各委员“不能实行职权”，“各项事宜，多未着手办理。”（《时事新报》4月4日）




       迁就退让     贻误战机


       共产党人早已密切地审视着蒋介石。1926年底，罗亦农就预感到北伐军来后，共产党“必将受国民党的压迫。”（12月17日，全体区委会议）“北伐军一来，江浙两省必有绝大反赤局面”，（2月9日，同上）蒋介石、白崇禧“一定要特别联合所有大资产阶级银行买办、流氓、政客等攻击 C . P . ”。（3月9日，民校【注：“民校”，指国民党。】扩大党团会议）陈独秀也说蒋介石在江西等地毁工会，打市党部、政治部，“被害的都是 C . P . ”。（3月26日，区委会议）可见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是有所认识和警惕的。问题是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要不要公开地揭露和反对蒋介石。

       在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上海党组织曾经试图拉住资产阶级，使蒋介石来到上海时，“与资产阶级冲突。”可是，蒋介石还未到达上海，资产阶级就倒向了蒋的一边。2月初，共产党人也曾经考虑过是否公开倒蒋，但认为现在“倒蒋，蒋必益发反对 C . P . ”。（2月9日，全体区委会议）这样，党对蒋介石的态度，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用什么办法克服矛盾，摆脱困境呢？陈独秀认为“将来上海武力是蒋介石的，民众是 C . P .（的），革命武力与民众分离，结果两家不利。”“我们如果有很大多数的群众对他示威，他也或许能够让步。所以我们在这一礼拜内要特别发展国民党员。”“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3月17日，特别委员会）这就是陈独秀在1926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上提出的“武力和民众结合”的主张，是陈独秀在起义胜利之前提出的对待蒋介石的方针。然而，这一方针实施的结果，并没有使上海党组织和工人群众从困境中得到解脱，反而越陷越深。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种武力都是一定阶级的武力。如果武力是工农的武力，那么根本上不存在什么结合不结合的问题（有同人民群众关系密切与否的问题）；若武力是敌对阶级的，那么只有用人民的武力去消灭它，也没有什么结合的问题。“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在理论上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并不排斥在革命营垒激烈分化的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确有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人民，而又游移于两大势力之间的武力。对于这种处于游移状态的武力，是可能把它吸引、争取过来，与民众相结合的。吸引力的大小，决定于人民武力的强弱。可见，“武力和民众结合”这一口号，即使是针对特定的对象而提出的，也必须以民众武力作为结合的基石。

       第三次起义胜利之后，上海就有这样一支处于游移状态的武力，这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薛岳的部队。它是在起义胜利的时候，首先进入市区，驻扎到闸北区的，这是一支比较左倾的队伍。薛岳对共产党人表示愿意“竭力帮忙，并望工会速好好武装。”（3月23日，特别委员会）他出示布告，公开支持工会，“倘有不法之徒，任意骚扰，本师长惟有执法以绳，借维秩序。”（《申报》3月27日）对共产党设想要他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一职，他说：“只要于大局有利，就可担任。”（3月29日，特别委员会）在这个关键时刻，上海党组织若在正确路线指导之下，就该当机立断，首先用起义缴获的枪械，火速武装工人，尽量扩充纠察队；发动市郊农民运动，恢复被白崇禧打下去的浦东三县农运。同时，坚决地公开地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这就可能把薛岳部队争取过来，然后授予他一定的职权，与工人武装协力支持市政府，使它从瘫痪中站立起来。那么，上海的政治形势，必将出现新的局面。一边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和它的同盟军，高举反蒋大旗；一边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或推迟，或提前爆发，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有利于争取和团结其他比较接近于人民群众的势力和武力，如驻在苏州的严重第二十一师，南京的程潜第六军等等。尽管战争的结局，无产阶级未必能得到胜利，但总比迁就退让，上当受骗，落得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局要好得多。可是，陈独秀却瞻前顾后，忧心忡忡，不敢正面同蒋展开斗争，他一误再误，终致丧失时机。

       陈独秀也并非不想借助薛岳的力量，但他对薛的争取不是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而是动摇不定，顾虑多端。他要“工会注意找人”，“代办”薛的招兵工作，并把纠察队缴获的“枪械一部分送薛”，（3月23日，特别委员会）同时又害怕“把薛岳弄太左了”，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他认为“只是使他（薛）存在”，（3月28日晨，特别委员会）留在上海就可以了，并不想把薛岳拉到蒋介石的对立面——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一边。但出乎陈独秀意料的，即使对薛岳的消极争取，也使蒋介石和白崇禧感到疑虑不安。

       25日，市上传闻纷纭，真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 C．P．的，蒋介石反对啊！纠察队要冲租界，被白崇禧缴了械啊！白要调离薛岳啊等等，危险的信号一个接着一个，上海的政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当日晚，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发言说“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军阀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讲话，它既有慷慨激昂的气氛，又有隐忍的苦楚。陈独秀察觉到斗争形势的险恶，准确地指出了斗争的焦点“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并决心“要马上动作”，进行“决斗”。然而，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主要职责不仅是分析形势，提出任务，更重要的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引千百万群众去争取“决斗”的胜利。为此，必须首先公开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使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认清是同新军阀蒋介石进行“决斗”的。然而陈独秀在党内会议上高喊“决斗”的同时，却对上海人民把“决斗”的对象隐匿起来。他的心灵深处害怕“决斗”，害怕工人纠察队同蒋介石发生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太阶级性”了，（3月28日，原记录缺会议名称）会“完全失掉联合战线”的。陈独秀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当然不可能提出反蒋斗争的任务和策略。他提出的唯一的“马上动作”，不过是要“各区党部分头召集党员大会拥护留薛”而已。（3月25日晚，特别委员会）他想借用薛的力量，避免冲突，或者冲淡冲突的阶级性，不致形成“纯全为国共争斗”。

       陈独秀的“马上动作”的指示下达以后，上海总工会、国民党第一区党部、闸北市民大会等团体，立即召集群众会议，挽留薛岳，举行工兵联欢。27日，闸北召开十万人市民大会，高呼“打倒一切军阀！”（《申报》3月29日）上海人民曾经高呼过打倒孙传芳、打倒直鲁军阀，现在军阀前面加上“一切”二字，这自然是影射新军阀蒋介石的。这使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以狡黠欺诈的两面手法在3月28日公开表态：“纠察队本应武装，”“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工会“尽可放心。（《申报》3月29日）可他对薛岳是很不放心的。人民越是挽留薛，他就越觉着薛“太左”，非把薛调离上海不可。四月五日，蒋介石下令薛岳部即日开拔赴宁；对刘峙的第二师，只因为同工人举行过联欢活动，也放心不下，一股脑儿都调离了上海；另调“二十六军周凤歧担任”“所有沪上防务。”（《申报》4月6日）周部原是孙传芳的第三师，刚投靠蒋介石，从未接受过革命的影响，是一支道地的旧军阀部队，对人民心毒手辣，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陈独秀在这斗争尖锐复杂的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对蒋介石也抱有反帝的幻想。他设想召开市民大会，“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通过反英“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3月26日，区委会议）他写信给上海区委说：“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发动罢工反英的“第一先决条件要到（国）民党及老蒋同意。”（3月28日，无会议名称）结果呢？反英罢工发动不成，老蒋也决不同意反英。于是，陈独秀又转而设想要“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4月1日，区委主席团会议）。而这个时候的市政府委员们已处于“中夜傍徨，莫知所适。”（4月9日，《申报》)

       陈独秀不可能同蒋介石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蒋介石还可能反帝啊！反蒋会破坏统一战线啊！只要蒋介石本人还没有把他的假面彻底撕下来，陈独秀会“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第198期）幻想蒋介石反帝，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也是促使他沿着机会主义道路一步步地滑下去，并终于发展到投降主义的重要思想原因。【注：陈独秀没有公开反蒋的另一个原因，是共产国际也没主张这样做。3月31日，国际执委会指示，“鉴于力量对比上发生极为不利的变动，此时不要发动公开的斗争。在任何困苦情况下，不要放弃武器，必须把武器埋藏起来。”（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3页，英文修订版，1962年。又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至于他的豪言壮语所谓的“决斗”，不过是消极被动的防御战，决不是主动出击的进攻战。凡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人，总是既感到“冲突”的危险，又幻想“尽可能避免冲突。”（3月25日晨，特别委员会）陈独秀要千方百计地缓和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避免冲突。




       右倾投降     丧失胜利果实


       正当上海政治风云急剧变幻之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一片“拥汪复职”的呼声中，途经莫斯科、海参崴，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以要“拥汪复职”，是企图借助这位所谓左派领袖的力量，去牵制和削弱蒋介石的势力。蒋介石本来是拒汪的，现在拒汪不成，就竭力想拉他一起反共。因此，汪精卫一到上海便成了政治漩涡的中心人物，受到了蒋介石等人的包围，要他立即反共。

       汪精卫是三二〇事件以后，被蒋介石排挤到国外的。他同蒋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权力之争。这时，汪精卫并不想马上反共，蒋介石也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迫使汪跟从他。汪也要看看共产党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如何，他想借用共产党的力量以得到一己之私利。因此，汪精卫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不能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而陈独秀是主张缓和的。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大搞假缓和，于4月3日发表通电，扬言“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申报》4月4日）这一纸虚伪的通电，竟然成了陈独秀实现缓和的现实依据。

       4月5日，《汪陈宣言》发表。《宣言》把蒋介石正在策划的“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的政变阴谋，统统说成是凭空捏造的“谣言”；说什么蒋介石已“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意见与错误，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因此，国共两党同志应该“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事事协商，开诚进行”，“如同兄弟般亲密”，等等。陈独秀在蒋介石到达上海短短的10天时间里，他的迁就、退让和妥协，迅速地发展成投降主义，而且几乎是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就在党内顺利地推行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居于总书记的重要职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党还处在幼年，缺乏斗争经验，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等等的弱点。

     《宣言》发表的第二天，蒋介石赠给工人纠察队一面锦旗，上书“共同奋斗”四个大字。（《申报》4月7日）上海的紧张气氛似乎一下子缓和下来。善良的人们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好了！”《宣言》“简直是一个照妖镜，教反动派的阴谋，无所使其伎俩出来！”（《平民日报》4月6日）

       表面的缓和，掩盖着刀光剑影。8日，上海滩上那些专靠珍馐美味餐桌上的残羹剩屑过活的流氓，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他们诬称上海工人受“工贼的欺骗和利用”，要“打倒”上海总工会。（《申报》4月8日）9日，蒋介石在沪“布置军政各事，已具端倪”之后，离沪赴宁，“濒行，有密令一通”给周凤歧，要他“指挥一切”。蒋介石的反动武力与流氓无产者结合起来了。蒙蔽欺诈，阴谋诡计，软硬兼施，总之围剿工人纠察队的一切手段，全部准备完毕。

       4月12日，流氓武装伙同第二十六军，用最卑劣可耻的手段，剿杀了工人纠察队。当上海工人和市民从《宣言》的蒙汗药中清醒过来，举行游行示威，去夺回他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时，蒋介石反动派不惜血洗青云路，疯狂屠杀上海人民。

       从3月21日到“四一二”的22天里，上海工人饱尝了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如果说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一首高昂嘹亮的胜利交响乐，陈独秀是这一乐章演奏的指挥者之一；那么，《汪陈宣言》就是一出投降主义的丑剧，陈独秀扮演了剧中的主角，一个丑恶可耻的角色；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则是这一时期上海史的终结。上海工人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打倒了旧军阀，却迎来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同这个新的敌人作坚强的斗争中，才能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






                           《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4辑






附识：


       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曾见到一些论述党史问题的作品，在说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都说陈独秀是反对起义的。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心想他是总书记，且坐镇上海，他若是不同意的话，起义能成吗？但这只是推测，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支持起义的。1981年，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持上海市委办公厅介绍信，到市档案馆查阅中共档案。真是万没想到，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竟然是中共上海市档案中最完整的。当时我如获至宝，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劲。我大约花了半个月时间阅读摘抄这些档案（这些档案由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随后写了这篇文章。评价陈独秀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不过，我现在想说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关于《汪陈宣言》出笼的这句话：

       陈独秀在蒋介石到达上海短短的十天时间里，他的迁就、退让和妥协，迅速地发展成投降主义。（见本书第132页）

       这把全部板子打在陈独秀身上，而放过了中国革命领导者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显然是错误的。造成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是当时不可能见到共产国际与联共中央的有关档案。现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从书》于1998年出版，为我们重新考察、论证《汪陈宣言》的出笼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自始在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不例外。例如，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对第一次武装起义指导思想的讲话是全部复述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及俄代表的意见：起义由资产阶级领导，中共“从旁加以支持，……不谋求领导权”，但要工人“得到自由”。【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页。】这足以证明上海工人起义受到的影响，而正是冲破这种影响，确立武装起义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指导思想才取得胜利的。《见该文（第一、二次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也正是在联共中央坚持对蒋介石的让步才有《汪陈宣言》的发表。

       3月25日晚，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四天，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有一段讲话：

       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军阀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重要意义。（见本书第130页）

       这段讲话的主要内容：（1）准确地指出了斗争的焦点“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2）斗争的目的是避免“将来就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谓“联合战线”就是指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是讲话的中心内容。（3）因此斗争不是主动地进攻，而是被动地“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因为陈独秀已切身体会到共产国际、联共中央是不会同意因中共的主动进攻而退出国民党失掉联合战线的，因此他当时所实行的斗争策略如借用薛岳部队以对抗右派军人；希望蒋介石、白崇禧反美（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美帝国主义战舰炮轰南京城）等，其出发点都是避免失掉联合战线，但都无济于事。

       那么，联共中央有什么锦囊妙计呢？3月31日，当联共中央“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注：这是指3月29日蒋介石给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的恐吓信。（见本书第127一128页）。】后，竟然表示怀疑“是否属实？……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并于当天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其要点是：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揭露右派，团结群众。【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如果说25日晚陈独秀的讲话还含有决斗的积极精神，那么这份电报指示的结果必然是《汪陈宣言》（原名：《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的出笼。为什么同汪精卫联合签名，而不是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呢，因为汪是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中央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三二〇事件后，迫于蒋介石的压迫到法国“度假”。1926年8月9日，鲍罗廷在国际执委会远东委员会上说：“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以“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因此应“毫不迟疑地……要求汪精卫回来。”16日，他进一步指出“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390页。】9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指示，决议迎汪复职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注：《中央政治通信》第三号，1926年9月15日。】10月18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市、海外总部执行委员会议，议决汪精卫“即日销假”，回国视事。【注：王功安等：《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汪精卫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到了上海。更为重要的是汪途经莫斯科与斯大林面谈之后回到国内的，这次面谈是俄国“最高领导机构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促成的。两人讨论的内容虽然至今仍不得而知，但可断言斯大林是支持汪复职的，否则何苦“坚决要求……汪精卫尽快来莫斯科”呢！【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在《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天（1927年4月7日），联共中央还“拟派格里高里（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注：同上书，第172页。】但在5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队悍然“采取极端行动”，以武力和欺诈的手段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策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迎汪复职并非偶然，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长期执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政策的必然产物。陈独秀自五卅运动后期首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后又屡次提出，屡遭否决，于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的这一政策。【注：《告全党同志书》。】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