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彦：陈独秀与西湖会议

       原文出处：《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摘要：西湖会议是大革命时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陈独秀政治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这次会议，使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放弃了之前反对国共合作的主张，转而同意实行国共合作。大革命最后的结局，是否是成也此，败也此？历史需要我们仔细分析。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5-0071-07






       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向与会者陈述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5个理由。在共产国际代表“充分的理由”诱导下，最后陈独秀等人迫于共产国际的政治纪律，“自觉”地同意与国民党实现合作。有研究者指出：“西湖会议决定了中共后来的命运，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中共在1927年的重大失败也始于此。”①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主持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出了远东各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同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阶层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战线。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对国共合作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关注。

      1922年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来到广州，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开好这两个大会，陈独秀召开了工作会议。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派来华的达林，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共同讨论了党对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同时也讨论了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

      在会上，达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根据远东会议精神，谈了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向陈独秀等人建议，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加入国民党，但条件是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就这样，一开始就将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作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共产国际、列宁、马林、达林一步步拉回到现实中来。陈独秀终于认识到：与资产阶级战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现在要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这样两条路：要么与孙中山国民党携起手来，共同进行民主革命；要么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孤军奋战。共产党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

      经过痛苦的思考，陈独秀终于实现了由排斥国民党到决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思想转变。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标志，就是1922年6月17日由陈独秀起草，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中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通过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对比，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宣布：中共准备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②。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6月16日，早与孙中山有矛盾的陈炯明，在广州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在卫士保护下化装脱险，在永丰舰上指挥军队与叛军对抗。

      陈独秀这时对孙、陈对抗的前景以及国共合作的前景，均深感担忧。6月30日，他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写道：“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③

      尽管如此，但陈独秀还是代表中共中央局与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陈炯明已经背叛革命，中共立即与其断绝关系并公开对其进行声讨。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中共中央局的名义致函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支持孙中山。原来谭平山这几个人由于长期同陈炯明的合作关系，对陈炯明的政治态度很是赞同，而对孙中山则多有指责。

      然而，谭平山等人并未能认真对待中央的来信，仍未改变偏袒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态度。当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陈独秀提出质询。陈独秀感到颇为尴尬，他只得向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声明：中国共产党不会因孙中山暂时受挫而改变与其合作的政策，中共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言论和行动。

      7月初，中共中央局致函广东区委负责人，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错误态度，对陈公博等人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严重警告。不料，中共广东区委对中央的指示仍然置若罔闻。后经中央讨论，决定撤销谭平山区委书记职务，调离广东；开除谭植棠党籍；给陈公博以严重警告处分。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3人都是陈独秀的学生，又同是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创始人。陈独秀之所以“挥泪斩马”，给他们那么严重的处分，就是为了消除孙中山等人的顾虑，以便尽快实现与国民党的联合。

      1922年7月16日至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精神，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该联合全国各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而只能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无产阶级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实现民主战线的具体计划是：（1）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2）动员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成民主主义的左派联盟。（3）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④。

      很明显，陈独秀等人所设想的与国民党等党派的合作方式，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方式，即“党外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选择的合作方式。

      从中共一大拒绝与其他党派合作，到中共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这一飞跃的产生，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对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精神的吸收、理解有关，同马林、达林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共没有接受马林的共产党以政党形式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毕竟在联合国民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7月11日，马林写成了长逾万字的《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7月17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汇报了他的远东之行。

      在谈到中国情况时，马林十分明显地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轻视和对孙中山国民党的赞扬。马林对中国共产党情况的介绍是轻描淡写的。他说：

      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陈同志在广州担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托主管教育。

      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党只能秘密地进行工作，党要求陈同志放弃广州的工作，担任政治领导。……他于8月底来到上海，他在广州的教育工作经历了巨大的困难，特别是有些困难来自国民党人方面。……因为共产党只是秘密地工作，它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它同华南的国民运动没有保持联系。我们同这个小组织经常保持紧密联系。尼柯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同志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而且也未出现过苦难。

      至于孙中山国民党的情况，马林则用了很长时间作了一番十分详细的介绍。他汇报了与孙中山、陈炯明等人会谈的情况，以及他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国民党人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的作用。他说，孙中山与工人已经建立了长期联系，孙中山等人倾注全力争取对工人的影响，支持广州的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在广州有不同行业的工会组织，有工人夜校，教学计划中规定要讲授社会主义理论等等。马林在报告中还分析了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和纲领。他说：

      国民党由4种人组成。

      1．起主导作用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这些领导人中有不少在日本或法国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孙中山也属于这一类，他曾亲自跟我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孙中山的3名助手组成的一个小组，有一段时间在广州出版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月刊，只是在组织北伐以后，这个月刊才停办。同我联系的军官中有不少人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组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2．华侨，即国民党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帮助工人政党改善经济状况，并希望党统一中国，建立秩序和安定，消除军阀混乱的影响，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的这部分资产阶级侨居异乡，直到最近才在中国建立了资本主义企业。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国民党的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个群体的需要。

      3．南军中的士兵。这些没有社会地位，处境恶劣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尽管将领们反对士兵加入政党。身为国民党员的年轻军官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就连孙中山本人，在到达桂林以后，也多次在集会上谈到国民党组织的宗旨，同时还强调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

      4．工人。特别是在广东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今年1月海员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工人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情况。这个政治组织的领导人指导着罢工的全过程。罢工工人参加了这个党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示威游行，所有资助都来自国民党方面。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同罢工海员完全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持罢工，因为那里的党认为只能进行秘密工作。国民党同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

      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其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奉行的是以反对外来统治，主张民主，让国民的人格受到尊重，过上幸福生活为内容的三民主义。

      毫无疑问，马林在报告中对国民党的介绍有一些是不符合事实的。他说，国民党由4种人组成，他们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工人。他在这里完全忽视了国民党内还存在着封建官僚和军阀分子等反动成分。他认为，孙中山国民党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并支持工人运动，国民党领袖的大多数都倾向于社会主义等等，这显然有夸大的成分。

      他还认为，香港海员罢工完全是由国民党人组织和支持的，指责广州的共产党人对罢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在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中共广东支部对罢工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所有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参加了接待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他们走上街头，对群众演讲，向市民散发传单。同时，他们还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对返回广州的工人进行安置，做工人的坚强后盾。2月9日，在海员代表与香港当局谈判的关键时刻，党组织公开以“共产党广东支部”的名义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中共广东支部还利用宣讲员养成所作为海员罢工的联络通讯处，负责收转国内外“香港海员后援会”的捐款和信件。

      马林在广州只逗留了很短时间，便对广东地方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妄下结论，这显然有失偏颇。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个结论不仅仅停留在一个简单的结论上，而是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在报告的最后，马林建议“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同时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马林忧虑地谈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前景“暗淡”。马林还提议，应该将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到广州去，因为在那里可以公开活动⑤。

      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只能靠驻华代表的有关报告来决定对华政策。而其驻华代表的失真报告，则必然会误导决策人。就马林的报告而言，其中虽然不乏真实之处，但失真的成分也不少。可想而知，听了他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会对国共两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

      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当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可以看出，马林的报告受到了高度重视。这封信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流露出明显的不满。信中说：

      据最近从中国回来的几位同志的汇报，我们才明白，你们党的成分依然主要是知识分子，党与工人没有什么重要联系。

      虽然也印刷了一些宣传品，但是向群众发表宣言口气不恳切，听不出有联系群众的意愿。工人的疾苦在这个宣传中，则根本没有提及。在海员大罢工的日子里，他们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但是在广州，没有任何理由隐瞒我们组织的存在。我们能够谅解，党在中国华北是秘密工作的。但是，秘密工作绝不意味着可以持消极态度，让工人群众全然不知共产党的存在这回事。

      信中训令中共中央：一方面，要通过对罢工的支持和参加示威游行，发表宣言、号召，让工人了解共产党，强调只有在党懂得如何建立工人组织的时候，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另一方面，要在反帝斗争中与民族革命的政党国民党“携手合作”，力争对迄今一直与民族运动有联系的有组织的工人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在妇女和青年中进行工作⑥。

      为了指导中共中央今后的工作，共产国际决定再派马林到中国来。马林虽然对此决定没有异议，但对中国共产党人能否接受他的领导还是担心的，其中最令他头痛的，就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马林与陈独秀交往时间并不长，然而陈独秀的个性、倔强的脾气，他还是有所了解的。如果得不到陈独秀的支持，他到中国的使命就很难完成。

      或许是马林将自己的难处讲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当马林第二次启程来华前，共产国际决定让马林带给中共中央一个命令，以正式宣布马林有代表共产国际之权，要中共中央听从马林的指导。为了确保这个命令能让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到，他们还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办法：将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丝绸衬衣上。这个命令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⑧

      马林于8月初再次来到上海。当然，使马林对促成国共合作感到胸有成竹的，不仅是上面所说的那个命令，他随身还携带着一份十分重要的秘密文件，这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即命令中所说的“7月18日决定”。这个指令规范了国际代表在中国的全部活动，其中马林最感兴趣的内容是：“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靠这些小组形成一支大军去宣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建立中华民国和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思想”⑨。

      马林到达上海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当马林看到中共二大的文件后，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他认为，陈独秀等人所设想的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计划，即“党外合作”的主张，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是“左”倾幼稚的表现。因为，共产党力量太弱小，根本没有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的条件。

      马林向陈独秀出示了打印在他衬衣上的共产国际的命令，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要求陈独秀马上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向与会者陈述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5个理由：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等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人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张国焘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

      陈独秀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说：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举例说，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同时声明：“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继而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即孙中山要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结果，此次西湖会议并未以文字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改”⑩。

      对西湖会议前及西湖会议上关于国共合作方式的争论，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该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决议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指李大钊——引者注)、张特立(指张国焘——引者注)、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11)。

      可见，在西湖会议上，陈独秀是迫于“国际纪律”不得不同意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对国共合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路历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最终完成这一认识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成为国共“党内合作”的积极支持者，并使全党统一了思想，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随之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潮。因此，在评价中共关于“党内合作”的决策时，不可忽视陈独秀所起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姚金果等著：《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07页。

      ②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66页。

      ③⑥⑧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304、311～312、321、324页。

      ⑤马林的报告内容参见《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⑦即马林。

      ⑩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42～243页。

      (11)《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中国共产党》201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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