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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响 任建树 王开林:被历史误会的人——“反对者”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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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曹趁 于 2022-9-8 23:09 编辑




       从“总司令”到“替罪羊”


       1932年,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在囚车上,他谈笑自若,可到南京后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发现他正呼呼大睡。后来陈独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陈独秀(1879—1942),安徽人。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11年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任《新青年》主编,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191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1921年,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7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


       他上承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下启五四时期的一代革命知识青年,被称作“新思潮之首领”“政治革命之先驱”。毛泽东曾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等等,对他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1949年官方文献对他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改革开放后,这些沉重的“帽子”逐一被摘掉,最后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摘掉,因为他所犯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剧烈的变迁。


       重新评价陈独秀,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曾这样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






       办报、办学、暗杀,陈独秀都参与过


       1903年4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时值“拒俄运动”风生水起,陈独秀发起拒俄演说会,被称作“安徽革命第一声”。不久,他遭到清政府通缉,逃往上海。在上海,陈独秀协助章士钊办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两人“足不出户,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据章士钊回忆:“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在安庆参与创办《安徽俗话报》,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瓜分中国》一文中,他说列强“打算把中国当作切瓜一般”,现在“大祸临门”,而我们官府害怕外国,“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俄国)占了奉天,哪敢道半个不字”。怎么办呢?大家“仔细想想看,是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做各保身家不问国事,最终身家难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


       当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正在为长沙起义作准备,派人到各地联络革命志士。陈独秀积极响应。据陈独秀回忆:


       我初次和蔡先生(蔡元培,字鹤卿、孑民等)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章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实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10月下旬,因为泄密,起义未及发动即告流产。不久,革命机关所在地被查抄,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星散逃匿。陈独秀来到芜湖,一边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边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并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1904年底,安徽旅湘公学从长沙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该校对安徽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初,知识分子闹革命,大体上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办报纸,作鼓吹;设学校,培养干部;进行暗杀活动;武装起义。这些活动,除了武装起义外,陈独秀都参与过。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活动主要是在安庆、芜湖,他也因此被评定为20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






       逃亡、抄家、被捕,坐了98天牢


       辛亥革命后,安徽军政府成立,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回忆:


       在都督府里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他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不久,革命失败,陈独秀宣布讨袁。当时,皖军将领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北洋军。陈独秀等人到芜湖时,当面“痛斥其非”,“被绳绑,拟即枪决”。危急关头,陈独秀“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来,幸有旅长张永正以兵力相救,陈独秀才免遭毒手。然而,北洋军南下,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被迫逃往上海。军警抓不到他和他的儿子,最后抄了他的家。这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被抄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第二次抄封了他家;1938年日军占领安庆后,他家就彻底衰败了。


       陈独秀逃到上海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但他并没有消沉太久。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使他大受刺激,认为“欲使共和名副其实,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于是,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高举德赛(“德”“赛”分别是“民主”“科学”的中文音译简称)大旗,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主要领导人。《新青年》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据毛泽东后来回忆: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自此,陈独秀和胡适两位安徽人,取代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开启了“胡陈时代”。


       1916年底,陈独秀到北京募集资金,北大校长蔡元培想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上看戏,睡得晚,起得迟。但蔡元培“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


       陈独秀觉得自己既无学位也无经验,想回上海办《新青年》,再三推辞。蔡元培说:“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吧。”陈独秀最终答应。蔡元培大喜,为了让教育部通过任职提议,不惜伪造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在当时引起不少质疑。不过,陈独秀自任职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天晚上,陈独秀约高一涵等同事散发传单。他们来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不料,陈独秀因“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引起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晚10时,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遭到拘捕;12时,军警包围了陈独秀的住宅,破门而入,搜检信札多件。


       陈独秀被捕后,舆论哗然。李大钊等人积极设法营救;毛泽东当时在《湘江评论》上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不久,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将陈独秀释放。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获释也未得到完全自由,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






       缺席一大、被撤职、被开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有何恩怨


       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任书记,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进行建党活动。


       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建党先驱,但他却缺席了中共一大,这是为什么?普遍的说法是,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近年来有研究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是:陈独秀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先是在未征得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召开一大;在一大上,马林表示,中共的成立使共产国际多了一个东方支部;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会见,马林刚表达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就愤怒地站起来,说:“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


       马林提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陈独秀尤其不能接受,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初生的中共离不开苏联的资助。据李达回忆,当时上海小组的经费都是稿费维持,因缺乏经费,《共产党》办到第2期便停刊。一大召开,代表们每人150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的。


       陈独秀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旨意”,是在1922年,迫于共产国际纪律,他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历来主张国共合作,但他坚决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在粪缸中洗澡”。他曾创作《国民党四字经》,其中有这样几句: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可惜陈独秀是一位当家作不了主的总书记。当时,共产国际连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陈独秀四次提出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都没能成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退出国民党,当时只有两个人有反应,任弼时说:“是的呀。”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


       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单独谈这个问题,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据杨尚昆回忆:“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斯大林没有作一点儿自我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不许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对陈独秀进行了缺席审判,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此前,张学良刚以武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沙俄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发动“保卫苏联”的运动。陈独秀于7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表示抗议,遭到斥责。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希望他与中央保持一致。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表示:“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


       这段时间,陈独秀读到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著作,如遇知己。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托派。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反托派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的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而自己因“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蒋介石通过侦讯部门看到后,认为陈独秀是一个“真共产党员”,于是悬赏3万大洋,仍以“共党要犯”重点追捕。






       入狱、被诬、拒绝延安邀请,英雄走向末路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他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引起轰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潘光旦、蒋梦麟等各界人士纷纷出面,为陈独秀缓颊。消息甚至传到海外:科学家爱因斯坦拍了一份越洋电报给蒋介石,称赞陈独秀是东方文曲星,请勿以政见歧异而加害;大哲学家罗素、杜威也陈词灼热,恳请国民党当局审慎从事,优容知识界精英……


       然而,陈独秀本人却很淡定。在押送囚车上,他先是谈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催问几次,才发现他正呼呼大睡,后来陈独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何应钦传讯,陈独秀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青年军人团团围住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法庭上,律师章士钊说:“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应该从轻处理。”陈独秀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在狱中,陈独秀的生活几乎与在家中一样。起初,监狱不许他看书,他绝食抗议,狱方只能默许,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


       陈独秀当时除了稿费没有任何收入,在狱中开销过大,多靠友人接济。胡适凡经过南京,总要去看他,有一次因故没去,陈独秀大发脾气,胡适听说后赶去说明和道歉,并按照陈独秀提出的书目送去书籍。


       1937年,南京遭到日军轰炸,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蒋介石派人去游说,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陈独秀嗤之以鼻:“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时,陈独秀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等都作出了热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等表示欢迎。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当讨论到是否恢复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反对托派,不能仁慈手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等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接着,《群众》和《新华日报》等也随声附和发表文章。许多知名人士对此感到困惑和不平,联名致信《大公报》说:“对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


       陈独秀对汉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华日报》,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实凭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自此,陈独秀将他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门彻底关闭,再不开启。


       1938年,陈独秀乘民权轮抵达重庆,出乎他的意料,当时来接他的人很多。8月初,陈独秀应同乡及同窗好友邓仲纯之邀至江津,1939年1月,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医院,翌年迁居江津县偏僻的山冈鹤山坪石墙院。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生活拮据。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拉拢陈独秀,先后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前去拜访,但陈独秀不为所动;陈独秀的好友章士钊、蔡元培、胡适等人多次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意接受朋友的资助。


       1938年,张国焘也来到重庆,见到了陈独秀。想当年,他们一同筹划建党伟业,没想到今天却都被开除党籍。但是张国焘成了叛徒,陈独秀却守住了底线。张国焘还是用蒋介石那一套,想说服陈独秀和他一起重新建党,结果再次被陈独秀拒绝。陈独秀说,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


       胡适说陈独秀是一个“终身反对派”,陈独秀深以为然。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20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国际肆意干涉、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即使到了晚年穷途末路,陈独秀也没有屈服。更为难得的是,陈独秀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多次举办演讲会、撰写文章,宣传抗日的意义。此外,他还坚持编写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小学识字教本》。


       一大代表包惠僧說:“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当时,张国焘代表蒋介石给陈独秀寄了5000元钱。陈独秀虽然最急需的就是钱,但是却坚决让人退了回去,还说:“像我这样的人,是饿不死的,即便饿死,也不能受此嗟来之食。”陈独秀的夫人责备他是倔脾气,死要面子活受罪。陈独秀却严厉地说:“这不是面子的事。”


       李达甚至说陈独秀“具有恶霸作风”,有一次陈独秀看一位同志寄来的工作报告,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摔了两个茶碗,“我劝他看完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工作方法的缺陷,使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无法顺利施行,甚至造成早期党内分裂。


       鲁迅是这样评价他的:“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1942年,陈独秀去世。临终之际,陈独秀正写到《小学识字教本》中的“抛”字,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个字。撒手人寰之际,世间的一切恩怨、是非、功过、成败,都要抛弃了。


       对于陈独秀的死,董退思(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的感言十分中肯深刻:“一般所谓革命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唯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滔滔天下,能有几人?”






       来源:《今古传奇·人物版》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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