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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果达:陈独秀的命运与斯大林的“喘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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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一生的跌宕起伏及其最后入狱,其实源自斯大林秘密运作的“喘息”政策。






       “喘息”政策的历史背景



       陈独秀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正是苏联推行“喘息”政策之时。




     (一)“远东的总政策”


       1918年3月,苏联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5月5日,列宁就把日本的威胁与德国相提并论:“德国和日本将根据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来共同瓜分我们,扼杀我们,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此后,列宁又多次提到日本可能的侵略,但同时也提出“日本人进攻的危险可能比较容易消除”,因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和起义”会牵制“日本进攻俄国的意图”。“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喘息時机,注意目前形势的特点,使我们的策略适应这种特点。”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下简称《资料丛书》)第1卷记载,1920年9月1日,时任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1919年8月,我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当即得到政治局的赞同,并成了给我下达的在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的指示的基础。我是以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远东的。给我的指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1920年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我去海参威执行中央关于必须防止同日本发生冲突的决定。”“今年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驻地设在上海,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基本口号是‘大家都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维经斯基、马林与越飞也相继抵华分别联系共产党与国民党,“远东的总政策”全面实行。


     《资料丛书》第1卷认为:“在一定的摇摆和争论之后,正是国民党及其军队被选为实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基本军事政治工具。”1923年1月4日,联共政治局做出一个绝密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斯大林又强调:“否决计划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的部分。”1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以便“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资料丛书》第1卷认为:“共产国际制止了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一切企图。没有共产党人做内部‘改革工作,要排除国民党这块‘材料的抵制是不现实的。”


       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布,标志国苏合作确立。至此,苏联的“喘息”政策初见轮廓:一手对日友好怂恿其在华扩张以激化与中国及列强的矛盾;一手通过国共合作扶助国民党执政以牵制日本。苏联的对华政策就是为“喘息”政策服务的。


       1926年4月1日联共政治局认为,目前日本“最危险”,苏联“必须设法争取在这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首先同日本实行某种妥协的方针”,“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中”,容许“建立自治的满洲”。可见,苏联在列宁逝世后正式形成的“喘息”政策在对日一手有了重要变化,就是出让“满洲”以换取祸水南引。对此,《资料丛书》第4卷记载,汪精卫在同陈独秀会谈时说:“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会谈还“援引了张作霖公布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似乎表明,苏联喜欢呆在幕后。”




     (二)斯大林的“柠檬”理论


       当蒋介石即将上台,国共合作完成历史使命之际,斯大林突然提出了“柠檬”理论。据《党的文献》记载,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机关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表露了一个抛弃盟友的基本策略:“要是有一匹母马,它不怎么好,可是毕竟有点用,也还听主人使唤,哪个主人会同意把它赶走呢?谁同意这样做呢?母马再不好,只要它听话,能使唤,它也是马呀。”“只要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我们就叫他们滚,我们还会再三次五次地甩掉他们,到时候人民就明白把右派甩开是应该的了。”“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谁不这么做,谁就是笨蛋。这是我的看法。”可以确定,蒋介石绝不是斯大林想要“三次五次地甩掉”的“右派”,更不是“榨干”后就要“扔掉”的“柠檬”。


       无独有偶,据《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一书记载,1924年10月3日,中共早期领导人谭平山在与鲍罗廷谈论国共合作却“看不起共产党”时,“鲍也坦率地承认,他所了解的内幕情况,远比谭平三说的严重得多,有些事情说出来,‘会使你们(指中共)毛骨悚然。”鲍罗廷来华就是执行苏联“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决策,也许谭平山听不懂更想不到。


     《党的文献》载文说:“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文字宣传是一回事,而实际上苏俄和共产国际还有另外的一手——武力解决统一战线内的矛盾,对此过去几乎根本没有提及。”




     (三)托洛茨基的“忏悔”


       托洛茨基是布列斯特和约的起草者与首席谈判代表,也是“喘息”政策的起草者。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26年3月25日,以托洛茨基为首,包括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的特别委员会,最初提出的“喘息”政策是三方谈判:“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提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这一方案基本遵循列宁提出的“军事协定不违背苏维埃政权的原则”。但4月1日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做了重大修改:“责成托洛茨基同志修改决议草案,因为这些修改意见来自于政治局决议。”随后的历史事实表明了修改的内容:苏联仅与日本秘密谈判,而把面临灾难的中国各方完全蒙在鼓里。


       据《档案资料》第4卷记载,1927年7月11日,也就是七一五政变前夕,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据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可悲的。回来后,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信中所谓的“有人”是指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四一二政变后的“忏悔”,无疑是看懂了斯大林的“喘息”政策已经或将要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后果,因此在道德良心上备受自责而极力主张“取消”。由于涉及苏联最高的国家机密,托洛茨基也许就此埋下了杀身之祸,并牵累了当时正在努力寻找真相的陈独秀。顺便指出,斯大林的信显然能够证明蒋介石的上台是“唯一正确的政策”之結果,与陈独秀的“错误”根本无关。


       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既不知道苏联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喘息”政策,也不知道国共合作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国苏合作服务,更不知道这些牵一发动全身的连环政策其实是大国间的激烈博弈,他的悲剧也许就此注定,建党时期“党的幼稚”显然也有了真正的含义。






       陈独秀在“喘息”政策中的作用



       在“喘息”政策的视角下,陈独秀主要起着“工具”、“筹码”与“障眼”的作用。


       共产国际的众多指示需要通过陈独秀执行和落实。为此,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历数自己当年曾经先后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坦承自己“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


     《苦难辉煌》一书说,鲍罗廷“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全传》说:“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以牺牲中共的利益来实现和维护‘国苏合作。”斯大林与蒋介石“是在做一笔大买卖。在这笔买卖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视了,在‘四一二时就出卖了。”


       1927年7月8日,斯大林指示:“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责成常设中国委员会起草这个文件。期限3天。”7月9日,斯大林表态:“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陈独秀所谓阳奉阴违的“错误”性质就此被所谓的“事实”迅速锁定。


       苏联“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对华政策不能公开进行,正如《陈独秀全传》认为的,是“表面上的‘国共合作,掩盖着实质上的‘国苏合作。”传统研究认为陈独秀是共产国际错误的替罪羊,其实不然,因为蒋介石上台是“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既定目标和逻辑结果,是苏联对华政策的阶段性成功而非失败。因此,迅速推出陈独秀的“错误”,可以对国共分裂和蒋介石上台的真正原因,甚至对苏联必须继续实行“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对华政策起到一举多得的障眼作用。毕竟,苏联下一步还需要蒋介石牵制日本。可见,陈独秀必须被批判的原因与其所谓的“错误”,以及提出过何种理论其实无关。






       陈独秀对“喘息”政策的威胁



       在“喘息”政策的视角下,来自陈独秀的最大威胁就是始终坚持和维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如他在国共合作中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自主自强,一直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并要求退出国民党,还主张武装抵抗蒋介石的政变等等,因此也就始终与苏联的对华政策貌合神离、格格不入。然而,陈独秀对“喘息”政策真正的“威胁”,是四一二政变后对托洛茨基关于“取消”产生的共鸣。共鸣的内容主要有:




     (一)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这是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开宗明义地坦承,自己“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并说:“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又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说:“1925—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国际的政策”“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




     (二)反对盲目暴动


       “在汪精卫‘七月清共之后,托洛茨基指出:既然第二次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中共应当采取防御政策。他说,斯大林的武装起义政策只能毁灭残存的革命力量。但是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防御政策称之为‘取消主义。”这种被称为“取消主义”的理论当时也许有两个目的:一是揭露“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对华政策在新形势下已经由支持蒋介石上台转变为“巩固”蒋介石的政权。《档案资料》第6卷记载:“斯大林由机会主义转到冒险主义,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从而毁灭了残存的革命力量,加深了失败的程度。斯大林帮助蒋介石稳固地建立了反革命的军事独裁。”二是提醒中共中央必须警惕“冒险主义”的别有用心。因此,“取消主义”被迅速清除,托洛茨基随即被流放也就在所难免。


     《中国共产党历史》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


       陈独秀也反对盲目暴动。1927年11月12日,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当时与“托派”并无联系,但所持观点却惊人相似。


       此后,陈独秀更加强了对盲动的抨击:“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盲动主义“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甚至认为:“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三)重新审查“政策”


       陈独秀认为:“中共受斯大林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之害最为酷烈”,必须“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政策。”“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1930年2月17日,陈独秀在答复共产国际的信中认为:“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整个的政治问题”。“若以个人的责任问题掩盖了全部政治问题,掩盖了失败之真实教训,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其罪实不可恕!”




     (四)“纠正”斯大林的错误


       陈独秀呼吁:“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熱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祥可耻的失败。”“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中共六大后,陈独秀认为:“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仍旧继续着传统的机会主义而执迷不悟,结果不但不能认识过去的错误,不能免去现在的错误,并且将来还要做出更大的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中央将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双管齐下,其结果必然要把党送到死路去!”“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大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




     (五)与托洛茨基的“互动”


       事实上,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所谓互动,才是对斯大林最大、最主要的威胁。其时,陈独秀思想认识上最大的误区主要有4个:一是不懂苏联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国民党,联共与中共其实并非是目标一致的天然盟友;二是不懂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蒋介石的上台恰恰是“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成功;三是不懂大国谋略,斯大林与陈独秀各自追求的目标以及判断成败的标准其实截然不同;四是不懂苏联来华目的,以为国共合作即是帮助中国“大革命”。1927年6月27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反对立即“规定”与蒋介石的关系:“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最好等一等,要维持现状。”7月16日,也就是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次日,斯大林写信批评莫洛托夫的迫不及待:“您匆匆忙忙办理跟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算是什么——是向张伯伦的献媚还是其他诸如这类的东西?干吗如此匆忙呢?”一直蒙在鼓里的陈独秀虽然按其书生意气的思维定势,在思想理论领域里反复寻找“失败”的原因,但其不断深入的批判锋芒,对尚未到来的“失败”极其准确的预言,不仅已经严重威胁到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而且还开始危及其背后的“喘息”政策。尤其严重的是,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从思想共鸣发展到组织互动,如果继续深入和扩大迟早会涉及甚至发觉正在实施的“喘息”政策的秘密。因此,如何迫使陈独秀闭嘴就成了斯大林的当务之急。






       消除陈独秀对“喘息”政策的威胁



       其实,斯大林对陈独秀早有提防。毕竟,论社会影响、政治经验、理论功底、社会阅历和人生磨练,当时中共党内还无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为此,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限制陈独秀的行动。




     (一)不准赴莫斯科


       从1926年秋开始,莫斯科屡次否决让陈独秀赴苏的请求。1926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认为很有必要让老头子代表中央参加全会”。10月19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在讨论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时决定:“老头子代表中央前往参加。”但10月21日联共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要求他留在当地,因此认为最好推迟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的时间。”


       1927年春,远东局“又提出了陈独秀来莫斯科的问题,以便他能回国后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但“问题都被否决了,没有同意让陈独秀来莫斯科。”


       1927年3月21日,皮亚特尼茨基致信斯大林:“维经斯基同志建议让陈独秀同志在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来莫斯科。请讨论一下他前来是否合适的问题。”这一建议也没有获得同意。显然,如果让陈独秀在最为关键的时刻离开“当地”,以后的各种罪名也就不能与陈独秀相联系了。




     (二)“到莫斯科来商议”


       1927年6月14日,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召陈独秀到莫斯科来商议。”6月15日又决定,“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莫斯科急于召见陈独秀,因为当时四一二政变的成功已经使陈独秀罪责难逃,而且批判陈独秀也即将开始。6月下旬,拒不遵命的陈独秀被实际停职。此后,催促陈独秀赴莫斯科的命令日益频繁。


       9月15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国委员会关于召中共代表来莫斯科的决定,认为最好让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 10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在沪国际代表诺罗夫:“关于开除陈独秀的报告,是恶毒的谣言。我们再一次坚决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陈独秀也曾说:“1927年,第三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并给东方部长的职位。”


       莫斯科的希望一再落空后仍不甘心。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张国焘、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和邓中夏5人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但陈独秀依然拒绝。7月24日,米夫致电共产国际在沪代表阿尔布列赫特:“请再次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我们保证他能够从事理论工作和返回中国。”8月15日阿尔布列赫特回信:“他声称,‘现在没有这个必要。”《陈独秀全传》认为:“应当请陈独秀去的时候不请,实际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后,几次三番邀请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怀疑。”


       11月初,斯大林在召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时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斯大林显然在担心陈独秀日益强烈的批判一旦与报刊相结合,可能给“喘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




     (三)“剥夺党籍”


       1929年秋,陈独秀与“托派”的走近证实了斯大林的担心。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米夫致信远东局:“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要“采取揭露和彻底消灭托派的各种措施”,陈独秀要么彻底承认错误,“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陈独秀认为“剥夺我的党籍”“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政策,成为他们眼中钉之故。”顺便指出,后来“托派”在沪成立中央机构时果然被摧毁。


       12月30日,共产国际决定:“给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1930年1月18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等16人致电陈独秀:“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给您机会参加主席团审议是否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将您开除出党的决定问题的会议。”“如您拒绝参加或两個月内未收到您的答复,这一问题将列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议程。”但是,在陈独秀照例拒绝后,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共产国际再也不提开除陈独秀党籍的问题了。


       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异乎寻常地在乎陈独秀的党籍,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强行命令失效后利用党籍之名诱使陈独秀赴苏。当这一招依然无效后,陈独秀也就难逃牢狱之灾,因为斯大林必须设法封住陈独秀之口。




     (四)被捕入狱


       如果以“喘息”政策的视角,了解其时异乎寻常的背景,对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租界当局逮捕也许会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其一,蒋介石的三管齐下——联德、和日与1931年下半年起反复强调甚至不能排除是专门说给斯大林听的“攘外必先安内”。远东局向莫斯科报告:蒋介石认为“在中国,不消灭红军就不能抗日。”如此针对“喘息”政策的三管齐下显然是在逼迫斯大林迅速助其“安内”。


       其二,莫斯科的评估。1931年6月12日,几乎就在蒋介石提出“安内攘外”的同时,莫斯科做出极为关键的绝密评估:“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近来已发展成为这样一支重要力量,以致南京不得不同它们进行一场真正的大战,其规模超过1930年它同北方的最近一次战争。”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强力逼迫下反复进行飞蛾扑火似的进攻而损失惨重,但各根据地,尤其是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却依然迅速壮大。莫斯科显然认为,红军已经严重威胁蒋介石的政权。


       其三,诡异的被捕潮。王明1931年1月在米夫协助下强行上台。紧随其后的是一波被捕潮:何孟雄等数十名反对王明的骨干几乎悉数被捕;顾顺章突然被捕,中共中央顿失强有力的保护与反侦查能力;坚决支持李立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突然被捕遇害。据《档案资料》第10卷记载,当时“罗章龙散布的似乎是中央把何孟雄出卖给了警察局的卑鄙谣言。”据《档案资料》第12卷记载,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克全被开除出党,因为他说何孟雄等被捕“是中央告密,来煽动同志自相残杀”。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斯勒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说:“反对派实行了有步骤地将部分党组织交到警察手中的政策。”双方都指责对方的“出卖”。需要指出的是,1936年以前,苏军情报局格鲁乌一直依靠3个中心站来指挥在中国的工作,其中有一个中心站在哈尔滨,另外两个中心站在上海。尤其米夫抵沪时格鲁乌的两员大将盖利斯与佐尔格已先期到达上海,可见米夫支持王明上台时并非是赤手空拳。


       其四,李德的到位。1932年10月同时发生3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陈独秀下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被剥夺军权;李德出现并担任了军事顾问。也许不是巧合,王明远赴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曾经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和向忠发烟消云散。而陈独秀的最后被捕,确保了博古的掌权不会再受到任何干扰。李德到苏区后,毛泽东说中央领导“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李德就此为所欲为,直接毁灭了对蒋介石威胁最大的中央红军。


       其五,陈独秀被捕的原因。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打交道后,在关键时刻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了3次。


       第一次是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坚决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在与马林会谈后突然被捕。“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马林,凭着自己在上海的一些熟人的关系”,“还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用于拉关系,最后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毫无政治斗争尤其秘密工作经验的陈独秀“大为感动”,“态度完全改变了”。马林于1921年6月初次来沪并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其在租界的“熟人”理应是同道,当然也不可能擅自动用“活动经费”。


       第二次是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坚决反对国共党内合作,在与8月初抵沪的马林会谈后又突然被捕。8月18日“罚洋400元,交保释放。”随即于20日举行西湖会议,最终也满足了马林的要求。陈独秀这两次看似完全偶然的“变故”都在马林抵沪后,都因违抗共产国际,都被法租界逮捕,都被短暂关押,都交“400元”保释,最后马林都如愿以偿。


       第三次是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因积极参与“托派”而威胁、激怒了苏联,因努力统一中国的托派小组织而被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被捕坐牢,国民党政府虽然没有要他的保金,却将他监禁了近5年的时间!”也许当时即便交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了。


       陈独秀被捕的具体原因一说是叛徒的出卖,一说是“中共党内反对派把陈独秀抓起来,送到国民党政府治安机关去。”无论如何事实都是:陈独秀终于闭嘴了。






       来源:《党史纵横》2017年2期






       注:本篇转载文章,仅供学术交流使用,作者(版权所有人)如果不希望被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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