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答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玄同先生：

       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国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康有为谓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七相反，无能取法，其一即云：“必烧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书传，俾无四千年之风俗以为阻碍”。在康氏乃故作此语，以难国人；在吾辈则以为烧之，何妨？）至于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矣。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狄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如此行之，虽稍费气力，而于便用进化，视固有之汉文，不可同日而语。先生谓为“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恐未必然也。至于用西文原书教授科学，本属至顺；盖学术为人类之公有物，既无国界之可言，焉有独立之必要？先生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谨复。


                                                                       独秀

            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