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辟谣及对造谣的态度

      
       那些年，先生发表的辟谣，及对造谣的态度，在今天仍引人深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那些造谣传谣的就好像没进化一样，百年前的话依然可以把他们骂的体无完肤。



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
1919年3月16日，《每周评论》第十三号
                                                            署名：只眼

       迷顽可怜的国故党，看见《新青年》杂志里面，有几篇大学教习做的文章，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便对大学造了种种谣言，其实连影儿也没有。这种谣言传的很远，大家都信以为真，因此北京、上海各报，也就加了许多批评。
上海《时事新报》说道:“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 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上海《中华新报》说道：“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之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失坠，饭碗打破，遂拼命为轨道外的反对，利用他狗屁不值人家一钱的权力，要想用'驱逐’二字吓人。这本来是他们的人格问题，真不值污我这枝笔。”

       《中华新报》又说道：“北京非首善之区乎？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呜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

       《中华新报》又说道：“自此事之起，舆论界及一般新教育界，当然义愤之极，以为这是辱没了学者，四君等当然不能受此奇耻。惟记者以为究竟是谁的耻辱？与其曰受者之耻辱，毋宁曰施者之耻辱，与其曰四君等之耻辱，毋宁曰中国全体民族之耻辱。”

       上海《民国日报》说道：“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中略)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基，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而遂弃此大学以去也。”

       《北京晨报》说道：“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强力遏抑？稍文明之国家，当不至有此怪谬之事实。故连日每有所闻，未敢据以登载。嗣经详细调查，知此说实绝无影响。不过因顽旧者流，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聊且快意而已。”

       北京《国民公报》说道：“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必欲逆此势力而与之抗，徒然增一番新旧之冲突而已。(中略)昧者不察，对于新者，嫉之若仇。果使旧思想在今日有可以存之理由，记者亦将是认之，而无如其否也。记者往尝读书，常怀一疑问，闻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于其间？昔日之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

       对于新思想存在的价值，和政府不当干涉言论思想的理由，上海、北京各报都说得很痛决，无须我再说。而且政府并没有干涉，更不必“无的放矢”了。但是对于国故党造谣的心理，我却有点感想。

       这感想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民国八年以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根性的表现。

       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这两件事，要请林先生拿出良心来仔细思量！

       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见十日《北京大学日刊》)，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新青年》所讨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



二、《辟谣》--告政学会诸人
1921年3月18日，《广东群报》
                                                            署名：独秀

       前在报上见过章秋桐（章士钊）君论“败律”那篇文章，后来又听说他出洋读书去了，我很赞成他这种态度，我并且很希望政学会诸人都取秋桐这种悔悟的态度，方不是精神上永远绝对的失败。

       近来看见三月八日的上海《中华新报》(这报是政学会底机关报是人人都知道的)上，有一篇《广州归客谈》，前一半载了广东政界许多谣言，后一半说的是陈独秀“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 说我“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同时民党暴徒如夏重民、吴铁城等又从而附和之......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 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 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各校学生及看报的人应该知道，
用不着我辩正的; 夏、吴两君曾否附和过这种学说，学生家长是否有饬令子弟退学之事，都有事实可以证明，也用不着我辩正的。

       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能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合乎社会需要的道德，提倡犹恐不及，如何言废？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大腹贾以外，没人肯主张罢！

       《中华新报》有了这段荒诞的记载，同时温宗尧氏所支配的广肇公所也有同样论调的电报给政府当局，因此我不能不正告政学会诸人道: 你们应该纳秋桐底忠告，采取磊落光明的态度; 即或不能，也不应该因政治上之感情，迁怒于教育界，并且以稍有常识者所不信的谣言诬及教育界之个人，说是“禽兽学说”，说是“滔天祸水”，说是“广东之惨象”，这种政客作用真可谓异想天开;   我奉劝你们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向精神上永远绝对失败的路上走。

       我以为广州底言论界及学生界都有辟这种谣言的责任。



三、《陈独秀启事》
1921年10月22日起在《民国日报》上连刊三天

       鄙人在粤时，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说我主张“仇孝”、“讨父”、“公妻”，说我演说“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语，居然传诸报章，我此即撰《辟谣》一文，登载《民国日报》，辨正此事，不图仍有一二家报章，传载此种无稽之言，以致法租界会审公堂亦据此项谣言，对于鄙人有所怀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取从前置之不理态度，此布。



四、《仇孝论讨父会》
1923年7月1日，《前锋》第一期
                                                              署名:独秀

       湖南宁乡县县议员提议小学读经的议案: 陈独秀倡无家庭无政府无宗教者，竟忍谓父子成于肉体之乐，无须亲爱。著有《仇孝论》，发起讨父会。甚矣邪说祸人，较兵犹酷。盖兵祸显然，不戢自灾，人犹恐惧。独此灭人邪说，设心阴险。乖废古经，号倡新学，是无形之秦火，率天下之人陷入禽兽于不觉。此人禽关头，虽康有为游欧记陈焕章经世报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然发诸言语，以争人格，赖有遗贤。而施诸政治，以正人心，责在议会。以议会权操立法者也，设法惟何，反经而已。经正民兴，邪慝自息。

       什么“三无主义”是一些所谓无政府党人的话，不知何以无端加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上？父子成于肉体之乐，乃一千多年前的人所说，不知何以恭维陈独秀说是他所发明？我知道陈独秀他未曾著过《仇孝论》，我更知道陈独秀他早已无父可讨，此人之子或有发起讨父会之资格。这些怪话我在各处尤其在广东听得很多，现在穷乡僻县居然传到，可见系朱宗熹这班圣人之徒现在还着实很多，可见中国社会思想还在何时代！

       中国人读了二千多年经，人心也不曾正，邪慝也不曾息，可怜这班老先生还想拿读经来正人心息邪慝，真是做梦; 希望议员先生们来正人心息邪慝，更是梦中之梦。



五、《造谣中伤》
1924年3月26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两党相争，用实力用理论都是可以的，最下流是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无政府党不赞成共产党，尽可在理论上反对; 陈炯明等不满意干国民党，尽可在理论上并在实力上反对; 然而他们却都不肯抛弃造谣中伤的武器。大凡一个怯懦的个人或民族，对于敌人每每缺乏公开争斗的勇气，他们最得意的手段，是藏在暗中造谣中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