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虞杏村

杏村先生：

       中国的学校，简直是害人坑，是黑暗牢狱；请看有名的清华学校和北洋大学还是这样，别的不用说了。我也曾经害过人，现在想起来真是汗流浃背呵！这件事不但不必责备政府，并不必只望什么教育家，谁配当教育家？只有学生自己起来解决。


                                                               独秀

              1920年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




                         附：虞杏村致记者

记者足下：

       今年夏天我从商业学校毕业出来，在银行里谋了位置，有一位年老的同事问我：“商业学校教些什么东西？”我一时说了几句大话，后来想想汗流满面；虽则我在学堂的时候，成绩亦不算恶，终觉得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商人，现在把原因说些出来：

     （一）学校里好尚虚名；办学的请了几位留学生，同不得意的政客，教学生读了几本似通非通的讲义，就说得天花乱堕，不是夸造就人才，就是说改良商业；其实造成的人才极少，并且何曾把商业改良。

     （二）讲义来历不明；外国留学生，把外国书译了几本；或者把编成的书，东拉西扯成了一本讲义，只要名目的同，不管能否适用。

     （三）教员不适宜；请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教经济学，请一位工科大学的工学士教银行学，只要能照讲义读一篇，亦不管学生明白不明白。

       名词不统一；譬如“ Current Account ”有的译为往来存款，有的译做活期存款，还有用东文“当座预金”的，弄到学者摸不着头脑。

       我记得以前有位蒋梦麟先生，他在时报上投了一篇稿（与某银行经理谈话），说的实在不错；因为商业学校的毕业生，真是没有用处；虽然学生自己亦有不好的，但一半是受学校的害。还请几位教育家和实业家，快些想个法子，救我们可怜的青年！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虞杏村自大连中国银行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