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过沪之谈片

编者按：

       陈炯明时任广东省省长，拟将海关的关余充作创办西南大学的经费，时任广州军政府总裁的岑西林亦赞同此举，请章士钊、汪精卫等筹办此事。他俩又邀陈独秀参加。陈于1920年2月23日由北京至沪。据联合通信社云：“陈独秀君应西南大学之约，前赴广州，于阴历年终过沪，小作居留，即乘轮赴粤，兹得其谈片如下”：

       陈君云：“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者，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广东人民，性质活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悬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较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西南大学，自汪精卫、章行严、吴稚晖三君，与予（陈君自称）会晤后，吴君颇主张大学地址设在上海，在吴君之意，以为大学设在广州，诚恐受政治军事之牵动，大学基金，因此或难巩固，不如就上海租界选定地址，无论政治军事，有何变动，可保不受动摇。实则西南当局，既有创办大学之决心，成立以后，自有舆论与人心之保障。就如北京大学，虽历几许风潮，终能屹然不动，即其明证。若设在租界，则倚人为生，大学自身，已失其独立根性。办成以后，有何价值？故吴君此种主张，吾个人绝端反对之。汪章两君，本无成见，予已电告两君，表示此意。将来会晤以后，当可仍照原议也。李石曾、吴稚晖两君，主张在巴黎办中国大学，或将西南大学另开国外部。此议吾人亦不赞成。盖吾人求学，既已远赴巴黎，当然不入中国大学，且事实上亦以径入法国大学为宜。欲学中国学问，则尽可就地求之，初无赴法之必要也。若以为凡人但能一抵巴黎，即可脱胎换骨变莠为良，不必问其求得何种学问之理想，则吾人未敢苟同。盖归自巴黎，又依然为恶者，事实上正不乏人也。”又说：“吾人赴广州后，将于印刷界有所刷新。或就西南大学添设印刷部，以为刷新计划之试验。此种计划，第一步，即将铜模之单字，改为双字，或联字，所有名词熟语皆分别铸为一颗，例如上海两字，向来须先取上字，再排海字，吾人新铸字模，将上海两字铸成一颗，其余名词熟语，大半类是，则排字时，可省二分以上之时间，则印刷事业可省二分一以上之名词。动词、接续词，分别隔断，俾读者一目了然，无形中寓教授文法之意，日久以后，便可将吾国固有之单音语变为复音语（拼音）。此计划之实行，拟另设一印刷学校，教授一班生徒，从事工作，以为改良各处印刷业之先导云。”


                          （载《申报》1920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