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

       我对于联省自治即联邦这个制度的本身，本来不反对；但是我以为任何国家若采用这个制度，最圆满的理由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经济状况不同之上，其次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语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须建设在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扩大之上，这种合乎民治主义的进步制度，决不是武人割据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恶的“督军政治”。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器，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因此中央财政枯竭，以内外债及中央政费无法应付之故，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大小军阀在省外省内互争雄长之故，战祸蔓延，教育停顿，金融恐慌，百业凋敝，继此以往，国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灭亡的地步。

       我根据以上的理论与事实，我断然不敢承认联省自治，能够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

       中国本部人民的经济状况，都在由农业及手工业渐进到工厂工业时代，南北大致不甚相远；本部语言发音虽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语言构造则完全相同；宗教虽有佛、道、耶、回之分，而无分部聚居之事；至于说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已经扩大到联省自治的程度，除造谣外别无事实可以证明；在上列的事实基础上而提倡联省自治，简直可以说是无病而呻。

       近来的联省自治论，非发生于人民的要求，乃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等省的军阀首领。这个事实，我想无人能够否认。这种无病而呻的联省自治论，在这班军阀首领自然是有病而呻；所以我敢说现时的联省论，隐然以事实上不能不承认已成的势力为最大理由，是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而且国内政论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这种已成的势力，遂轻假以自治之名，则希图割据的武人得了时论的援助，人奋其私，师旅团长都可以效督军总司令之所为，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一省之内又复造成无数小酋长的局面，更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诸君又将以他们“不能立时放弃自治”为理由，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他们已成的势力，来主张“联道自治”、“联县自治”吗？

       联省制即联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们所不反对的，自治更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我以为我们人民的政治能力，才发达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说已能勉强运用省自治制，此则为常识所不许；不能而强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据冒居其名，其结果，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因为人民真能运用自治制度的联邦，未必定有害于统一，而武人割据的联省自治却去统一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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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努力周报》上，有胡适之先生和陈达材先生两篇赞成联省自治的文章，我现在略写点不同的意见如下：

       适之先生说：“我们总不懂孙吴二氏怎样能抹杀省的一级，我们至今不解国中研究政治事实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决省的问题，而能收军权于国，何以能希望不先许省自治而能使县自治！”我请问适之先生：怎见得不赞成联省自治便是抹杀省的一级？不能收军权于国，如何能够解决省的问题（即以安徽为例，不能除张马等人军权，有何方法可以解决省内各问题）？据何理由县自治必须建设在省自治的基础上面？

       适之先生说：“试问国宪制定颁布之后，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权奉给中央了吗？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广东，就可以自行取消他们的自治制度了吗？那些正在经营自治的各省如云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时放弃自治了吗？”我今正告适之先生：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我们并不像一般书呆子迷信宪法本身有扶危定乱的神秘力，我以为此时一部宪法还不及一张龙虎山的天师符可以号召群众。先生称许湖南、广东是已行自治的省，云南、四川是正在经营自治的省，原来时贤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了。我们诚惶诚恐这种进步的政治组织，关外胡帅也会采用。自治！自治！天下罪恶将假汝名以行！

       适之先生说：“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我要问：先生所谓已行自治的省和正在经营自治的省，都是军阀用兵力取得的，他们肯以军权换省自治吗？他们果真是为了省自治才拥兵割据吗？他们宁肯抛弃军权不肯抛弃省自治吗？先生这种公平交易的估价，恐怕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

       适之先生既已称许明明是割据的军阀为已行自治或正在经营自治，为何又说：“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

       适之先生力说：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时局，胜于武力统一；我们知道前此上海和会，费了许多时间及金钱，各代表各政客闹了无穷的笑话，结果还是吴佩孚两次放了几天炮，才解决了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陈达材先生主张联邦制的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交通不便，（二）是因为人民组织能力薄弱。我以为交通不便不是个永久不变的现象；他以为交通不便，各省人民不能在政治上表现他们的意志感情，例如任免云南省长，须听命于数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们的意志感情怎么能影响北京政府？我要问：适之先生所谓正在经营自治的云南省长唐继尧，已行自治的广东省长陈席儒，是不是足以表现云南人和广东人的意志感情？人民组织能力薄弱，不能监督政治，诚如陈达材先生所云。正为如此，我们应该觉悟在人民没有运用省自治制这大能力的时期，断然不宜妄行采用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因为采用联省自治制而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运用，此时省政府，下无人民监督，上又无中央制裁，则军阀割据暴吏横行的现象其何能免！

       陈达材先生又以为在国民无政治能力状态之下，欲求政治进步，必先做到下列三个条件：（一）是政府权力的分散，（二）是政治饭碗支配权的分散，（三）是军人与政争之分离；这三个条件，与联邦制实完全适合。我要请问：照现在的政象，不知道政府权力还要更分散到什么程度，陈达材先生才觉得痛快？此时中国政权是集中在一个中央政府吗？人民分途监督省政府的效力在那里？中央政府还有政治饭碗的支配权吗？各省在邻省在省内，因为地盘饭碗的自由竞争连年开枪放炮，像陕西、四川、湖南、云南、贵州老百姓所受地方分权致启争端的厚赐，陈达材先生全然不知道吗？中国政治饭碗总只有这样大，无论支配权如何分散，同是供不能应求，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开发实业，不是饭碗支配权的分合问题。此时中国政治的实质，已经是联邦而非单一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军人与政争分离了没有？

       我常说，中国已经是无政府状态，不必再鼓吹无政府主义了；中国的政象已经是超联邦以上的地方专权，不用再鼓吹什么联省联邦制了；我以为任何好名词好主义好制度，而不为社会实际生活所需要，必不足以救济社会的病痛；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权而采用联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据的扰乱以外，必无其他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主张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断然不可怀苟且的心理，以为他是已成的势力，来承认他助长他。铲除这种恶势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这样政府实现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从容制宪的余地，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分配方为适当，自然是这时候宪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所以我对于这种政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敢我敬爱的朋友们垂泣而道之。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第一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