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

       中国此时，在恢复国权上，在发达产业上，都急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民统一的国家。联邦固不妨碍统一，但现在有一班提倡联省自治的人，同时又提倡新西南主义，这明明是想拿联省自治的名义，割据西南几省，像这样消极的保守西南，而不积极的进兵北伐，不是破坏统一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国民统一的国家，是新中国主义，什么新西南主义，什么联省自治，都是割据的派头，都是国民革命之障碍。

       在交通一时不易充分发达和语言一时不易统一的中国，主张适当的地方自治权，这是无人能够反对的，但中央和地方之军政、财政如反［何］划分权限，地方的立法权，行政权扩大至何程度，这都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宪法上的问题，决不是旧统治阶级（即前清遗留之北洋军阀）之武装还未解除中华民国还未成立时所应决定的问题。

       就将来的国家组织而论（……）若现在的行省，一旦去了地方军阀之割据的状态，除了扩大实际需要的地方自治权以外，实无改变国家组织之必要。

       至于此时有一班人依赖赵恒惕、陈炯明的力量来提倡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理论且不必谈，即在事实上亦未免过于滑稽；因为赵、陈和杨森、袁祖铭、沈鸿英处于同样的地位，一叛曹、吴便不能存在的。

       但是联省自治和新西南主义这等主张，以之抵抗曹、吴的武力统一，固然未免滑稽，然在此反直运动之中，此等主张其效果不但使赵恒惕、陈炯明的借口以阻广东北伐之师，且足以乱国人群起革命之耳目，其帮助曹锟的功劳，实不在王承斌、吴景濂之下。




         1923年12月19日《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