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时局的我见

       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说：中国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时常发出对于政治上有力的舆论。现在安福倾覆后上海方面对于时局的舆论，颇不一致，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下：

       (一)总想“不劳而获”，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这次打倒安福派，只是吴佩孚一军的力量，别人都坐观成败。若是事后说便宜话，或是提出过大的要求，这是一定没有效果的。我们想“获”，必须要“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耻。至于左袒安福和段的先生们，正应该闭门思过，若还厚起面皮，拿国民的名义来唱高调，只好请他到段国去做安福国民，中华民国实不能容这样没廉耻的人！

       (二)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 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

       (三)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我们虽然应该承认他的威权，但未可把他看成神圣; 因为他不是永远的真理，也不是全国民总意底表现，他的存废是自然跟着一阶级一党派能够造成国家的权力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法律是强权底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法毁法，都是不懂得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 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四)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 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1920年9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